难忘少时岁月

----日本鬼子占领修武期间的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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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秦家儒   整理  秦明亮

西关的“油失”

日军占领修武以后，当时的修武县城混乱不堪，老百姓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民不聊生，饿殍遍地。

当时的修武有一个流口溜：要饭的头上虱子多，没有西关的“油失”多。

西关的“油失”，成为了当时修武县城的一大“景”。

“油失”这两个字，没有人考究究竟应该怎么写法。“油失”从什么朝代产生，没有人能说清楚。“油失”，只是修武县的一个方言词，目前已经基本不用。

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贫困潦倒，流落街头，饥饿难捱，蓬头垢面，衣衫不整，举止失常，失魂落魄。

在修武方言里，“油失”还包含有“波皮、无赖、无羞耻感、邋里邋遢”等意思。甚至在现在，仍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训斥小孩子，“看你窝窝囊囊，跟个油失一样”。

在日军统治时期，修武县城“油失”人数达到上百人。成分复杂，队伍庞大，人员众多，在这个时期应该是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他们穿大街，走小巷，形成了一个可怜、可叹、可憎、可怕的群体。

“油失”队伍以本县无依无靠的人员占多数，少数的为外来逃荒的流民。其组成，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由于吸食鸦片败了家而倾家荡产，生活无着落的人员；被日本汉奸霸占财产而失去生活依靠，流落街头的人员；再加上1938年6月，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进犯，花园口决堤，造成流民失所，无家可归；1942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黄水肆虐，污坑遍地，蚊子多，死尸多，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导致霍乱、伤寒、痢疾等瘟疫流行，一旦得了瘟疫，上吐下泻，无钱治病，轻的倾家荡产，严重的家破人亡，被迫流落街头。

他们时常半晌睡大觉（也许是饿得没力气），吃饭时出动，或者干脆就聚焦、游荡在饭摊附近。

每一个饭摊前，油失们都比食客还多。看见有人买饭，就站在食客跟前。等食客离开后，就一窝而上，对残羹冷饭舌舔手抹。

有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的甚至没等食客吃完，就上去抓住馒头或包子就吃，食客追赶时，“油失”们或者把馒头或包子在满是油腻的袖子上擦几下，或者使劲在上面吐一口痰，或者甩一串脏兮兮的鼻涕，食客嫌脏，“油失”就得意洋洋到一边去享受美食。

还有在食客付饭钱时，一不留神，饿急了的“油失”就会趁人不注意，端起饭碗就吃，或者把刚买的烧饼或者包子、馒头给抢走。更有甚者，一些“油失”会顺手牵羊，把食客的钱搭裢给偷走。

对于这些“油失”们，老百姓是既可气又可怜，更没有办法。

他们白天抢食物，晚上撬门别锁，大罪没有，小错不断。他们的存在，无疑给当时修武县城的秩序增加了混乱，给社会治安增加了难度。

修武“油失”的存在，是日军统治下老百姓被压迫、被逼近、被掠夺情况的一个缩影，更是那个时代修武老百姓甚至全中国人民被奴役的深深的耻辱烙印。

而随着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老百姓分田分地，吃的饱穿的暖，翻身当家作主人，这一丑恶社会现象已经荡然无存，早已化为历史的一缕尘烟而烟消云散。

老城大街的“膏店”

我母亲姐妹六人，母亲排行老四。我大姨嫁入本县塔里街，姨父姓薜。薜家在县城有杂货铺、洋布店两间商铺，家有前后院，三层小洋楼三间，乡下还有六七十亩田地，属于经济宽余，家境殷实的家庭。

大姨没有生养孩子，就收养了一个养子，就是我的表哥。

在日本人占领修武后，由于天灾兵祸，加上我们家人口多，经常有青黄不接的时候，有时就到塔里街借粮。

表哥自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穿的干干净净，养的白白胖胖，啥好吃啥，啥好穿啥，被娇惯的不行。

他认为他们家财大气粗，对乡下人总是不屑一顾。每次我们去借粮时，总嫌我们太脏、太土。

如果我们没有吃饭，他连桌子角都不让我们趁，让我们离他远远的，去坐低矮的小马扎上。

他则是坐在椅子上，身子动也不动，用大拇指和食指把桌子上的馒头弹过来，让我们吃。

有道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我们切实感到了什么是世态炎凉，什么是人情冷暖。

虽然大姨心很善良，但是，由于她没能生养男孩，在婆婆家里始终没有地位，也只能暗中对我家接济一二。

日本鬼子来修武的第二年，大姨下世。

人在人情在。我母亲性格刚强，人穷志不穷，不愿意再低三下气去求人家。两家的亲情逐渐淡薄，交往也就越来越少。

后来听说，表哥与一些公子少爷一起，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毛病，加上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很快家就败落下来。一年时间，把两个商铺卖了，乡下的土地挑了，家里的房子也当了，一下子败了个精光。大姨父也被气死了。表哥整天在县城游逛，就个野狗一样流浪、寻野食，活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

民国31年（1942年）秋天的一天晚上，表哥突然来访我家。表哥蓬头垢面，穿的破破烂烂，袖子口黑乎乎的都是油垢， 眼光游离飘忽不字，脸色腊黄，瘦的已经脱了人形，一付萎琐的样子，全然没有了当年富家子弟骄橫跋扈、不可一世的风采。

一个人一旦染上鸦片，成为瘾君子，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回头无望，只有死路一条了。

母亲当时差一点没有认出表哥。

进门就是客。对于这个没出息的外甥，母亲沉着脸，没有给他一点好脸色，冷淡地问他，“你来干啥?”

表哥局促不安地回答说，“四姨，我饿，我只想吃一顿饱饭。”

母亲很简洁说了一句，“中。”

不一会儿，母亲把饭端上来。

表哥顾不了许多，也不怕热饭烧嘴，圪就（蹲）在桌子旁边，埋下头，趁热三下五除二狼吞虎咽起来。

表哥快吃完时，母亲说了一句话：“孩啊，富时不修路，穷时没出路。吃完这顿饭，以后我这家，你就不要再来了。”

表哥顿了一顿，头低的更低了。

一边吃剩下的饭，一边回答说，“我知道了，姨。”

此后，表哥一走就没有回来。

当时母亲就把我们兄弟几个叫到跟前，用这件事教育我们， “路不管有多远多近，总会遇到从平坦到坎坷的那一段，不能象你表哥一样，一下子就迷失了方向。”

过了好些年，我们都成家立业有了孩子以后，我们才真正理解了母亲当时的良苦用心。

后来，母亲多次唠叨说，“唉，当时真不应该说那句过头话呀”，“唉，这孩子不知道到底死在哪里了。”

鸦片等毒品不仅会消耗资财、摧残意志，更能夺人性命。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长期占领和统治中国的目的，为武力侵略中国提供资金，以“断禁”和“慈善”等名义，在中国大量从事鸦片倾售活动。

而在修武县城，东起东关火神庙（东关码头桥附近），西到西关官驿街，南到南关王家坟，北到北关、顺城关，方圆几里的小地方，就有大烟馆三十多家。特别是自东关口至西关口不足千米的老城大街，就有泰发烟馆、恒顺膏店、福寿膏、忘忧烟社等大烟馆十几家。

当时的人们都说，“一两福寿膏一两金”。

而一些不法商人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甚至把火神庙、城隍庙等老百姓敬神的地方，也变成了售大烟的窝点。北门几个妓院也成了卖春卖福膏药两项兼营的场所。

为了日进斗金，白天晚上都不关门，保持照常营业。每个大烟馆都有几个十几个打手，以维持秩序或者催讨烟款。

每天的营业收入，都是在晚上派人装入麻袋抬回家。由此可见卖鸦利润有多高了。

当时，修武县城吸食鸦片的人数，最多时达到两千多户近五千人，有二三百个家庭因此破产破败，流落外地失踪的人数有上百人。

日本鬼子的这一恶行，不仅给我大姨一家带来了灾难，更给修武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国家落后，就要被动挨打。

中国，一定要强盛起来！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才不会被外族欺凌。

 “日本人在小纸坊杀人啦”

   民国27年正月十九（1938年2月18日），临近黄昏，正在做饭的功夫，二姨一家从县城东、距离我们家侯庄五六里地的小纸坊逃难过来。

二姨气喘吁吁从外边跑进来，衣服上沾着泥土，一屁股坐在八仙椅子，“不好啦！不好啦！日本人杀人啦。”

看得出她仍心魂未定，一只手还紧紧攥着只有十多岁的表弟。

    后边，二姨父领着二三个半大不小的几个侄子。

    一家人紧张的不行。母亲忙问，“咋啦？咋啦？咋啦？”

接过母亲递过来的一碗水，二姨“咕嘟咕嘟”喝了一口，碗放在桌子上，用手拍了拍了胸口，“吓死人啦，吓死人啦。”

“刚吃过中午饭时，村子（小纸坊）东地就响起枪声。刚开始我们都没太注意，这兵荒马乱的，响个枪响个炮啥的，人们都习以为常了。不大一会儿，枪声越来越紧。机枪、长枪，还有小钢炮的声音大响，越来越密。”

“大家都觉得不对劲，从家里出来到大街上观看，也有的人去村东头看看是啥情景。”

“村子里去探望的人回来说，国军正在跟日本人干仗呢。看样子日本人吃了大亏，两边的人都在发着狠哩。”

“话音刚落，就看见一大赶（群）人从东边撤下来，一看就是国军的衣服。他们经过村子往西跑，大概要有一二百号人。”

二姨父接过话茬，“最后边有十来个当兵的，在村东南，一边打一边往村里撤。”

“日本鬼子看见国军向村里撤退，就在村口停下来，开始集结人马。”

“日本人认为是小纸坊村人在村东头打的埋伏，最起码也是通匪，窝藏抗日部队，就下令进村搜查。”

“一个日本兵想进入村民吕家嵩的家里搜查时，刚好吕家嵩妻子生小孩。按当地风俗，妇女在家坐月子，特别是根本不允许陌生人进家，陌生男子进家，对主家妇女不利。所以，吕家嵩父亲就上前阻拦这个日本兵。由于言语不通，说话不和，双方引起争执，一个要进，一个不让进。这个日本兵凶相毕露，顺手用枪将吕家嵩的父亲打死。”

“日本人在小纸坊村公然杀害无辜的老百姓，引起了义愤共怒。围观的老百姓怒不可遏，动手群殴这个日本兵，打的这个日本兵呦呦乱叫满地爬。”

“其他日本兵听到枪声闻讯赶来，不问青红皂白，端起三八大盖就向无辜群众开枪射击，当下就倒下三四个人。村子里的一些年轻后生，操铁锨、锄头、扁担，一窝汤（一起）想跟日本人拼命，还没有来得及跑到人家跟前，日本人就用机枪扫射起来。顿时，周家、赵家、秦家、吕家有十几个后生，都倒在血地里。我有个堂兄弟也在那时被日本人打死了。”

二姨满脸悲戚，一只手臂还在不停地颤抖，接着说，“日本人简直就是禽兽不如！这还不算了，接着，他们象发了疯一样，开始逐家挨户搜查，看到年轻人就开枪，杀有一二百口人。见到粮食和值钱的东西就抢。”

“其他人一看势头不对，赶紧领着家人孩子往家里边跑。”

“幸亏村里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他在大街上一边跑，一边喊，‘快跑吧，别在村里呆了，逃命要紧！’”

二姨父接着说，“我们这才愣过神来。哗啦啦拽起全家人，连啥东西也没有顾得上拿，穿大街，躲小巷，就往村子北地跑，顺着村北的麦地跑出了村子。”

“害怕日本人看见，我们在京里村南边麦地的垄沟里爬了半天，才敢出来。”

“回头再看看小纸坊的方向，一股股浓烟向天空升起，日本人把我们的房子烧了十几间。”

日本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小纸坊惨案”后，当天就占领了修武县城。

我二姨一家在我们家居住了三四天后，听说日本人从小纸坊撤走了，才敢回家。

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在占领修武期间，先后制造了小纸坊惨案（1938年2月）、圪针村惨案（1938年3月23日）、秦庄惨案（1938年8月17日）、古洞炎惨案（1939年6月）、坡前村惨案（1941年12月）、北睢村惨案（1942年4月）、王村周流村惨案（1943年3月）、麿石坡惨案、麻掌惨案、王庄（山区）等一系列惨案。

每一次惨案都是烧、杀、抢、掠、奸，无恶不作，日军在修武县犯下的罪行，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每个修武人，都不能忘记曾经的国耻家恨。

勿忘国耻，复兴中华，任重道远，不能懈怠。

遍布山野的猖獗匪患

日本鬼子占领修武前后，修武县处在群魔乱舞、藏污纳垢、虎狼吃人、黑白颠倒、民不聊生的年代。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忠厚善良、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布衣老百姓，严格遵循礼教道德和忠孝节义，本着“与人为善，于己方便”的原则，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是，善良却被当作了软弱，处处受气、处处受压，正义无法伸张，正常生活难以生存。“三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已成为了泡影。

贫瘠的土地，贫穷的生活，不良的政治，频繁的战争，让人们心理失去平衡。穷乡恶水出刁民，官逼民反，富逼穷反，强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大自然法则，让人们在思想深处和内心深处滋生邪恶邪念，象病毒一样在这片土地上传播蔓延。他们结伙耍棍，聚众闹事，打家劫掠，绑票伤人，他们就是修武历史上所说的土匪。

土匪起初只是以刀、枪（红缨枪）、棍、棒等为主要武器。民国时期，两次直奉军阀连年混战和1930年中原大战，导致社会动乱加剧。对于散兵游勇，人们通过偷、抢、买、夺等方式，很多的枪支流入民间。

“树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当时的修武县，只要手里有家伙（枪），就有了被政府招安的机会。可以说，一夜之间，匪可以变官，官也可以变匪。几个人一商量，自己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独立队伍，成立这个支队、那个支队，番号也五花八门。有枪有人，就可以到处抢粮。土匪成灾，小小的修武县境内出现了几十支土匪。土匪多如牛毛，结帮拉派，打家劫舍，巧取豪夺，争利派饷，横行乡里，逐渐成了社会肿瘤，百姓大患。 

面对土匪，民国修武县党部（县政府）自王作梅民国十四年（1925年）到梁自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多年时间，虽然请国民党部队多次进剿，因民匪难分，不但劳民伤财，没有肃清，反而越剿土匪越多，为害也越来越大，匪患也越来越严重，文明被野蛮扼杀，混乱的局势更加难以控制。

到日本人占领修武县城前前夕，北部山区八路军、国军、地方杂牌武装、土匪、游击队狼牙交错，而平原上日寇、皇协军、亲日土匪、其他伪军鱼目混珠，双方对峙，经常干仗，时常交战。

在修武县城以北，东起东新庄、常桥一带，西到小张庄、卧龙岗一带，南到道清铁路、北到小泊村、北辛庄、南庄一线，在这中间形成了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武装拉锯的空间地带。

在这一拉锯地带的绝大多数农村，因为既无中国军队驻扎，也无日伪军占领， 一些土匪就趁机拉山头，树旗为王，招兵买马，扩大势力，昼伏夜聚，诛疙瘩，吃大户，派枪支，征粮款，打家劫舍，敲诈勒索。一时间，狼烟四起，草木皆匪。

因多年争战火拼，优胜劣汰，分股合并，境内已形成人数最多的高希文、刘明德、杨万奎、侯德清等十多股土匪势力。

他们聚集在修武县北部太行山区的黑岩、佐眼、土门掌等地，势力波及到获嘉县的麻场、武陟县谢旗营、武陟修武交界的十八徐店九个延陵、修武县高村乡的大寨、铁锣头村、博爱县阳庙等地。

民国27年正月十九日（1938年2月18日），日本鬼子占领修武县城。县长梁子厚携家眷逃跑，政府与保安团流亡到北部太行山区，保安团改编为河北民军。

北部山区沟壑纵横，地形复杂，进可攻，退可守，日本人进剿无力。土匪头子刘明德借此机会，以结拜十大兄弟的方式，把修武县各帮各派土匪联合起来，以抗日为名，到处强行摊派，要人要枪，很快发展到一两千人。

这时期，国民党第四十军也转战到修武。在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的利诱下，刘明德以14旅旅长的身份投入到第四十军麾下，正式成为国军部队。

自古兵匪是一家。土匪最善变，吃黑饭保黑主。有利就上，有奶便是娘。今日是国民政府保安军，明日是皇协军，今天是匪，明天是吃粮饷的军人。

刘明德土匪出身，无论身份再怎么改变，却仍是匪性难移，恶性不改。手下人多，需要供养，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再加上民国31年、32年（1942、1943年）蝗旱灾害，大户家庭，除汉奸外半数以上沦落饥寒，小康之家，多数沦为贫民。老百姓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饥不裹腹，衣不蔽体，流离失所。吃树皮、吃观音土、吃白干土的情况，到处都是。修武县城北边的新街村、顺城关以及待王村，以至出现了吃死人肉的现象。修武县城内外，饿殍遍地，广大乡村十室九空，惨象横生。

这支土匪出身的国民党武装，名正言顺地在修武一带开展活动。据说，刘明德也曾经多次夜袭修武、待王、焦作的铁路线，炸铁路、扒铁轨、劫货物、杀日伪，让驻修武、焦作、特别是待王车站的日军非常头疼和畏惧，惶惶不可终日。

  1943年4月，日军纠集二三万重兵对太行山南部和豫北地区进行大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组织部队和当地游击队，配合国民党军队开展反扫荡。4月下旬至5月，国民党新五军军长孙殿英、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等相继率部投敌。国民党二十七军溃退至黄河以南。刘明德也率部投敌，修武县大部分地区沦于日伪统治之下。

刘明德投敌后，日本鬼子委任他为修武县县长。他却助纣为虐，横行霸道，把修武县券河山变成了人间地狱。不仅对老百姓，更有甚者他对共产党人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40年4月，刘明德枪杀了曾任修武县第一任农会主席的赵同孝。1944年11月，刘明德派人将修武县警备队司令宋子协（中共地下党员）暗杀在开封火车站。可以说，他对修武县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朗朗乾坤，任何假、恶、丑现象，即使再群魔乱舞、张牙舞爪，在无私无畏的共党人面前，都将无处逃遁。任何与人民为敌，与正义为敌的人，都不得好下场。修武县解放后，大土匪、大汉奸刘明德被政府公开审判，枪决于东关火神庙。

千年修武，终于乌云散去，再逢艳阳天。

日本鬼子的奴化教育

妄图长久侵占中国的日本侵略者，一直尝试对中华民族实施奴化教育。

民国27年正月十九日（1938年2月18日），随着日本侵略者占领修武县城，其奴化教育的触角也随之延伸到所占的修武乡村。

日本帝国主义对修武的奴化教育是伴随着军事占领和侵略、政治渗透、经济掠夺、文化腐蚀而进行的。

奴化教育不仅是其整个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比军事占领、民族压迫、经济掠夺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骗性，危害也更严重。

建立殖民教育机构。　　日本鬼子为确保日本殖民者在修武地区逐步推行殖民教育，使其教育完全为建立和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而展开，在修武县设立了民政署（后改为教育科），专门负责全县的奴化教育管理工作。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和反抗思想，培养服从于日本侵略、殖民统治的顺民，为其掠夺我国资源提供劳动力，用效忠日本天皇的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华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强行推行良民证。

良民证是日本伪政权为了维持占领区安全，加强对修武老百姓的身份管理，进行了工程浩大的居民身份注册管理，要求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得办理并随身携带“良民证”。良民证由居民当地的保长担保，维持会确认，中国百姓都要自备照片，最后由驻修武日本宪兵队盖有大印，上面日文和中文并用。

良民证是日本政权对中国老百姓的身份管理制度，推行这一制度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罪证之一。

实施法西斯统治。

日军为镇压修武人民的反抗，维护其法西斯统治。在政治上推行“以华治华”的办法，先后在修武建立了宪兵队、伪军部队、汉奸便衣队、商业公司等政、警、军、特各种统治机构。随意抓捕、关押、刑讯和杀害我抗日人民。同时，利用便衣队、“一贯道”和“仁义社”等反动组织，刺探我县党、政、军、经济等情况，实施法西斯统治，大搞特务活动，奴化中国老百姓，效忠日本“天皇”。

实行种族歧视。

日本人严禁老百姓说自己是中国人，必须承认是“支那人”或“满洲国人’。谁说自己是中国人，就是反满抗日，就会被逮捕关押，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大人们怕我们这些小孩子出事，出门前常一再叮嘱，遇到日本鬼子听不懂就当哑巴，千万不能胡说八道惹个大灾祸。

奴化教育从娃娃抓起。

日本鬼子在城门四关的学校施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强迫中小学生学日语、做日操、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讲课的内容除了 “共存共荣”、“王道乐土”，就是日本人把“支那人”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了出来，一切行为举止都要崇拜日本人。其目的就是让中国人学会日语，了解日本，熟悉日本的风俗习惯，受到日本人的教育，让中国人对日本更加亲密，消除排日情绪，就是要在我们下一代人的身、心上，打下深深的难以磨灭的烙印。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实施同化政策，强调对中国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其主要内容是：健全而善良、尊崇孔子、尚协调融合、日中亲善、日满提携等，从而使学生成为日满亲善的中坚人才。

“王道教育”与强盗行为。

日本鬼子宣扬的所谓“王道教育”，是在“仁义”、“礼让”、“亲仁善邻”，“民族协和”、“人类相爱”等骗人词句掩盖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其实质是通过铲除民族观念、泯灭反抗意识，使沦陷区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在“王道教育”道貌岸然的外衣下，却是心口不一、包藏祸心。他们逼迫县城每一家商铺和临街的老百姓家家门前挂“膏药旗”， 行人上街路过日军岗哨，都必须停下必须向其士兵脱帽敬礼，稍有怠慢，轻则遭打，重则丧生。

    抹杀中国传统文化。　

前期，日本侵略者先是毁灭我县的文化机关，对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同时，日伪在全县城范围内开展文化书籍查禁活动，先后多次集中查禁、焚烧焚毁我国的民族典籍书籍，除《四书》、《五经》以外，其他一律收缴焚毁。

镇压爱国师生。

为了加强思想禁锢，日本鬼子在各个学校分别设立了学务官或者视学，以加强对中国师生的管理和监视，一旦发现有抗日情绪或言论的，日本鬼子就对修武爱国的相关师生展开疯狂的收捕、镇压和屠杀。1938年到1945年的七年多时间里，日本鬼子先后抓捕、监禁、屠杀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等教育界爱国人士一百余人，造成几十人死亡。

扶植奴化人才。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长期占领中国的野心，在修武县城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王道乐土’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妄图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

无论日本鬼子奴化教育用心如何险恶，手段如何卑鄙，也无法泯灭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侵略者殖民统治的高压下，全中国都蕴藏着抗争的火种。十四年抗战，日本鬼子“蛇吞象”的幻想破灭了。

弹丸之地，倭寇夜郎自大；狼子野心，日本蚍蜉撼树。

沉睡的狮子终究有醒来的时候。

如今的中国，正驾驶“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已经扬帆起航。

中国人，已经挺直胸膛，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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