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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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故乡后，我便不能年年给父亲上坟，住在隆德镇的郑叔与杨叔每年清明皆会到父亲坟前祭拜，老家并未渐行渐远。

他俩是我父亲一生的挚友，镇上年长一点的人没有不认识他们的，也算镇上的“名人”。年长的郑叔是我父亲高中同学，年轻的杨叔是我三叔的同学，与我父亲曾是邻居。他俩皆称父亲为哥。两人都是年轻时没了妻子，鳏夫多年。郑叔的妻留下一双女儿失踪了，据说被拐子卖了。杨叔的妻不到三十岁就过世，留下一个儿子。郑叔一生几乎没出过隆德镇，杨叔到浙江打过几年工。我父亲考上大学后就离开了隆德镇，逢年过节才回去。

郑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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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后二十年的清明，我与母亲回隆德镇祭拜。郑叔得知我们要来，早早就在镇上长途汽车站等。还未下车，就见郑叔向我们招手，又是多年未见，郑叔还是让我一眼认出。他握着母亲的手，连连说：“大姐，你们来了，太好了。”又望着我说：“小霁现在回来一次也不容易呀，北京那么远。”

“郑叔，你还没变。”我说。

“老了，头发都白完了，牙也不好。”郑叔笑着，露出一口黄牙，一看就是烟熏的。不多的白发已不能遮挡前额，却时常遮住镜片。厚厚的眼镜，一圈一圈的镜片，少说也有一千多度，宽大的眼镜架在瘦削的脸上，不时用手扶一下镜框，怎么看也像一个老派知识分子，却拿了一辈子锄头。

1962年夏天，隆德镇通往市里的虹江河涨大水，渡船停了，那时通往市区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渡船。已到了拿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潮水还不见退。我父亲焦急地等了两天后，决定从隆德镇绕道步行去市里学校拿通知书。父亲天未亮就出发，沿河边一路跑到市里的学校，完全未发现在身后目送他的郑叔。待父亲拿到录取通知书返回隆德镇天已漆黑，郑叔还在河边。五分之差，他又扛起了锄头。

郑叔好读书，简陋的家中没几件家具，书却不少。凡事喜欢跟别人讲个理，遇到他认为不合理的事，就会一级一级向上面反应、写告状信。生产队、乡镇、县、区市，他皆反应过问题。生产队、乡镇政府都知道他，更勿说乡里邻居。生产队、乡镇领导不待见他，乡里邻居也不待见，都说他是个“怪人”。

儿时，一到过年，父亲便带我们回隆德镇，先去奶奶家。有时，刚到奶奶那，郑叔就来了。一声“哥”便与父亲滔滔不绝，不一会杨叔也来了。那时过年也无春晚，奶奶就在堂屋生一大盆火，大家围着火盆聊天，郑叔与杨叔更是天南海北神侃。喜欢听杨叔讲一些离奇故事，但更多听到他们总在抱怨当下一些社会现象，周围似乎有太多让他们看不惯的人和事。奶奶堂屋昏黄的灯光映在他们身上，焦炭炉子火烧得很旺。他们可以守在炉火边通宵聊着那些我们认为毫无意义、不着边际的话题。夜深了，我们都睡了，朦胧中，还听见他们仨的声音，伴着火光，讲着我听不懂的话。

郑叔的妻章姨是外乡人，比他小十几岁，长得端庄秀丽，生了两个女儿。小时候我还见过章姨，很温软、安静的模样。郑叔进监狱那段日子，阿姨还在。听母亲说郑叔怀疑村长贪污，告到县里，结果反被村长告他诬陷。原本要蹲一年大狱，后提前释放。回家后，天天跟章姨吵，怀疑提前释放是章姨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不久后，章姨失踪了。郑叔对外人说，老婆跟别人做生意去了。有人说，他老婆被拐子卖了；还有人说，是自己跟別人跑了。从此以后，郑叔便没了妻，此生也再没找过别的女人，独自带着两个女儿。

父亲在世时，每年春节，他都会带我们全家去看郑叔一家。年前，母亲不仅为我和妹妹添置新衣，还要给郑叔两个女儿准备。父亲总说郑叔好面子，也只能这样帮衬一点。

郑叔家住镇上，土胚房，房间低矮、潮湿，一家四口挤在两间小屋子里，前面那间是客房也是卧室，后面是卧室也是厨房，似乎没有窗，屋顶上有两片亮瓦，透出些许光亮。郑叔的书报、孩子的作业本整整齐齐放在茶几下面，简单的家具看不到一点灰尘。章姨总是忙前忙后，一会为我们倒水，一会拿来糖果，她从暖瓶给我们往杯中倒水时，两条长长的辫子就垂下来，贴到杯沿。郑叔看见了就吼她：“你怎么搞的，连个水也不会倒。”章姨慌忙把杯中的水倒在门外，又直着身子重新给我们倒水。我母亲忙说没关系，旋即把准备好给两个女儿的新衣裳塞到她手中。章姨忙道谢接过，脸颊绯红。她穿着蓝底白花布棉袄，洗得有些发白，却齐整干净，或许是她最好的衣服，过年方舍得穿。章姨也叫我母亲“大姐”，那时应该不到三十。母亲说看到她就想起自己早逝的妹妹，也偶有带点穿过的旧衣给她。章姨总是涨红脸推辞不要，母亲开始以为她嫌弃，后才得知是郑叔不准她要。临走时，章姨一个劲地往我和妹妹衣兜里塞糖果、花生，必是要把两个衣兜塞得满满当当才住手。她的手粗糙而黝黑，与白净的脸截然相反。

2

得知章姨失踪的消息是我小学三年级那年春节。按惯例，我们去拜访郑叔一家，却只有郑叔迎接我们，我母亲一边问：“小章呢？”一边向后面的厨房走去。只听郑叔沉着声音说：“她走了。”

“到哪去了？回娘家？”母亲问。

“没有，做生意去了。”郑叔哑着嗓子说。

“做生意，到哪做生意，做什么生意？”我父亲问。

“说是做水果生意，就在郊县，本来说两天就回来，这都两个多月了。”郑叔低着头喃喃道。

“你没去找她吗？”母亲焦急地问。

“找了，没人看见她。”郑叔轻声道，旋即又把话题转向别处，同父亲聊起来。隐约听到父亲劝他去报案，他好像说不相信那帮人，找他们没用。又听他说生产队当官的怎样整他，乡政府那些人只说不干，他不想让他们知道章姨失踪了，更不指望他们帮忙，对外只说章姨到外地做生意了。

听母亲讲，郑叔早些年因为乱讲话得罪了上面的人，坐过牢。出来后，更是一头扎在书堆里，不断写状子告诬陷他的人，从生产队告到乡到县到市，一年又一年，似乎他的主业是告状，副业是种地，屋里屋外的活全靠章姨。母亲说章姨虽然没什么文化，嫁给郑叔也没过上好日子，不如找个地道的农民。

蹲了一年监狱，并未改变郑叔喜告状、打官司的癖好。时常听到他挂在嘴边的话便是“这样做不对，不合理，我要写信反映这个问题。”我父亲劝他少管些闲事，找个老婆要紧。他一脸严肃对父亲说：“哥，你不知道，这事没法不管，这帮人太欺负人。”他要的是与《秋菊打官司》一样，讨个说法，却往往十有九输。隆德镇上的人都说他白读了那么多书。

3

翌年春节，我们一家去看郑叔，章姨没有回来。屋子里到处是零乱的报纸、孩子的作业本，未洗的衣服。两个女儿的脸上都红红的，像被风吹裂了又像长着冻疮，我母亲说要给孩子搽点护肤品，郑叔点头，母亲说要想方设法去找章姨，郑叔又点头。

又一年春节，我们一如既往去看郑叔，还是那个屋子，比从前更潮湿、阴暗。章姨依然没有回来。

一个又一个春节过去了，我们依旧年年去看郑叔。章姨还是没有回来。后来，我和妹妹就不愿跟着父母去看郑叔。再后来，父亲过世了，我们便没有年年回去，也就没有去看郑叔。他后来的情况还是听镇上的人讲起。

郑叔的眼镜片越来越厚，人也越来越瘦。老了，拿不动锄头，大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小女儿嫁到外地。大女儿结婚后，他看不惯大女婿，将其赶走，大女儿随后也走了，留下外孙女。

在我父亲去世十年的清明，我们到隆德镇祭拜。郑叔那天一早就在码头等我们。船尚未到岸，就听见有人在喊我母亲：“大姐。”我定睛一看，郑叔带着他的外孙女站在码头，两个小小的身影在清明的微雨中像两片漂在河面的树叶。郑叔让他外孙女叫我们，小姑娘躲在他身后不肯开口，一会又露出半张脸来打量我们。孩子刚换上的新衣还能看出布料的折痕，稀疏的头发被强拧成一个马尾，露出头皮，有些头发没扎上，散落下来。马尾上扎了一个像蝴蝶结一样的红绸子。郑叔又瘦了，头发掉得厉害，只有两边和后面还有少许。瘦削的脸颊架不住宽大厚重的眼镜。路上，郑叔兴致勃勃谈着外孙女，说孩子如何懂事、聪明，又饶有兴趣说自己在研究《易经》。说姓名决定人生，改名字可改变命运，镇上好多人来找他给改名字。

我们在镇上三叔开的茶馆休息时，郑叔从家里带来《易经》,说要给我们测名字。他一边翻书，一边在纸上比划着、指头掐算，不时用手扶一下掉在鼻上的镜架，活像一个算命先生。他要给我改名字，我摇头。心想他应该给自己改个名字。

母亲问：“你能算出小章在哪？”

“算过了，殁了。”郑叔扶了扶落在鼻尖的眼镜道。

杨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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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叔和郑叔虽说都住在隆德镇，又皆是我父亲的朋友，但两人交集并不深。杨叔比父亲小十岁，与我三叔是同学，却跟我父亲成了好友。杨叔也喜欢看书，尤其喜欢读报，家里订了不少报纸。“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文摘周报”……当地的地方报也订了不少，自己也喜欢写点小文章投到地方报刊，偶有发表，特别能言善道。镇上的人喜欢听他讲故事，但没人把他当朋友，还给他取了个外号“杨壳子”，相当于吹牛大王的意思。

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离家乡很远的一个城市工作，母亲嫌那里风沙太大，总想调回离老家近的城市。杨叔初中毕业后就拉着我三叔搭乘拉煤的火车赶到父亲工作的城市做临时工。父亲把我家腾出一小间，仅够放一张单人床，杨叔与三叔就挤在那张单人床上，自己住单位办公室。外婆说，大夏天，两人睡过的席子都是汗印子。辛苦干了两个月，挣了几十块钱，高高兴兴回到隆德镇，发大财似的。父亲调回离家乡很近的城市后，杨叔只要进城就会看父亲。

杨叔初中毕业后因家里穷便没继续读书，四处揽临活做，卖的是力气。一次在我父亲单位干临时工，得了急性阑尾炎，父亲把他送到医院。见他刚做了手术，就在看报。父亲说：“你喜欢读书看报是好事，但还是要趁年轻学一门手艺，要养家糊口呀。”出院后，杨叔学了木工，不久后，便能独立揽活，镇上的人又称他“杨木匠”。我家有一个小茶几，便是杨叔亲手做好又亲自扛到我家。样子不甚美观，用了很多年，父亲过世后，茶几还在。

杨叔快三十岁时也讨了个外村女人，育有一子。地里的农活都是妻子做，他的本职工作是木匠，副业读书看报写豆腐块文章，每有发表，总会拿给我父亲看。一次，父亲出差，杨叔拿着刚发表在晚报上的文章赶到我家，得知父亲不在家，忙问：“哥啥时回来？”当得知几天后，很是失望，转瞬又兴奋地拿出报纸给我母亲和小学生的我看。母亲自然夸奖他，我不记得写的什么，惟记得那篇文章在报纸中缝。

杨叔的妻子委实走得太早，孩子才三岁，妻子就因心脏病过世。杨叔只得到哪都把孩子带上，不知为何，也没续弦。儿子上小学时就得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后来，杨叔不再干木活，进了一家乡镇企业，但无论多忙，他都坚持看报写豆腐块文章，将发表过文章的报纸小心翼翼收藏起来。他进城办事必定会跑到我家，拿给父亲看；父亲只要回隆德镇，那些作品又会展示出来。

我每每看到杨叔，总是兴奋激动的样子，与父亲说这说那，语速很快，别人很难插嘴，连父亲有时也不得不打断他的话。

2

杨叔孩子初中毕业那年，他所在的那家乡镇企业垮了，拖欠员工半年工资。失业后，杨叔面对孩子是升学还是外出打工的艰难选择。倘若我父亲那时在世，抑或会给他好的建议，经济上给予一点帮助。实际上，这些事，我们当初一无所知，他后来的遭遇是我远离故乡多年后再回隆德镇祭拜父亲时听他云淡风轻地谈起。

父亲过世后，我们与郑叔和杨叔几乎没有来往，远离故乡后，更是对他们的情况无从知晓。去年同母亲到隆德镇祭拜父亲，杨叔很意外出现在我们眼前。在三叔开的茶馆里，看到六十多岁的他头发全白了，整个人似乎缩小一圈，宽大的衣服套在身上愈加显得单薄。尽管清瘦，却很精神，说话还是那样快而易激动。多年前，我是旁听者，听长辈聊着我不感兴趣的话题；多年后，我是参与者，听杨叔聊着那些远离我生活的话题。

失业那年面临儿子初中升学，孩子想继续读书。杨叔说当时若有3000块钱就可让儿子读下去，然而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杨叔叹口气，沉默片刻又说：“我在报纸上看到浙江嘉兴有不少工厂招人，想让孩子去，又担心他太小，我就先自己去那边看看情况再考虑是否带孩子去。厂里都要年轻人，嫌我岁数大。我又在浙江别的几个城市走了一圈后，决定让儿子过来，先在嘉兴找工作。”

“孩子那么小，能干啥工作呢？”母亲问。

“刚开始只能到饭店当服务员，工资很低，好在包吃。我在郊区租了一间老房子，买了辆旧自行车。儿子上班去了，我就骑车带着发表过的文章四处找工作。有一家工厂招门卫，看了我发表的文章后问我愿不愿意干。我还有什么选择，马上同意。干着干着还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工资不高，还算轻松，关键是有时间看报。”

“那你也算找对工作了。”我也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杨叔。

“是呀！那家工厂对我很好，干了好几年呢。儿子在饭店也很卖力，虽然老板喜欢，但半年后我儿子不想干了，他说这种工作没一点技术性，想学门手艺。我想来想去，决定让他学修摩托车。儿子好学，很快就不用师傅带，他又不满足修摩托车，偷偷学会了修小轿车。”杨叔语速很快，并不看我们，眼睛望向前方。

“我做门卫时，天天帮他们收发报纸，自己也写点文章。我把我们父子俩到浙江打工的经历写成文章投在嘉兴晚报上，发表了，还引起了他们电视台的注意，要来采访我们父子俩。那天，来了好多人，他们扛着摄像机，儿子没见过世面躲起来了，我只得厚着脸皮，顶着老脸接受他们采访。好多邻居都跑来看，害得我说话结巴起来，录了好几次。”杨叔呵呵笑着，脸倏然红了起来，似乎我们在采访他。母亲对他连连称赞，倘若父亲还在，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你儿子后来还干修车这一行吗？”母亲又问。

“一直做着呢！儿子不满足给別人打工，与朋友一起开了一家专修小轿车的店，生意越来越好。后来，我们离开嘉兴，儿子到海宁自己开店，我就给他打工。哎，儿子有时抱怨我，说书读少了，不然会把生意做大一点。”讲到这，杨叔的眼光蓦地暗下去。他还要一一讲述细节，我急于想知道接下来的事，嫌他太啰嗦，跑题太远，赶紧问后来的事。

当然，后来皆好起来。杨叔儿子在家乡讨了老婆后带回海宁，育有一儿一女。待孙儿孙女稍大一点，杨叔便又回到隆德镇。

“你跟孙儿孙女在一起不好吗？干嘛一个人又跑回来？”母亲问。

“一个人自由呀！就想看看书、读读报。我现在就是每天翻报纸，看杂志，最近在研究隆德镇历史，准备重新编写地方志。事情这么多，忙不过来了。”杨叔讲着这些，眼睛倏地又亮起来。

三叔说杨叔这些事，之前从未听他讲过，只知道那些年他出去打工了。杨叔又滔滔不绝说着他的计划，直到我们离开时，他仍处于兴奋状态。冬日下午的阳光穿过镇上老茶馆亮瓦映在杨叔的脸上，每一道皱纹皆泛着光。茶馆不时响起搓麻将的声音，在昏暗的老屋像拉着嘶哑的胡琴。三叔说现在茶馆生意不好做，只有这样才能勉强维持下去。

天色已晏，我们坐在镇上开往城里的公交车上，透过车窗，看见杨叔向我们挥动手臂，白发也随之飞舞，瘦小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再见，不知又何年。

隆德镇在儿时我的眼里是繁华、热闹的。在故乡时，每年都会去，自远离故乡，再去已是五年之后，一派萧条、破败。年轻人不愿待在小镇，上了年纪的人聚在一起无非是喝茶聊天、搓麻将。显然，郑叔与杨叔不属于这个行列，老一辈人而今也很少谈起他俩，更勿说年轻人。他们与镇上的人一直隔着距离，在自己的世界里忙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