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漏掉的“小事”，却不动声色见证明朝辉煌

作为一部火热已久的历史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取材，堪称十分严格。以作者的话说叫“写作三突出”：必须是明朝历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事件，才能在这近百万字篇幅里混个脸熟。以这些“突出”大事串起的明朝兴衰岁月，惹得多少读者感慨。

不过，“写作突出”的《明朝那些事儿》固然精彩，但由于历史本身太精彩，所以很多被《明朝那些事儿》漏掉的明朝事件，看似不起眼，却各个是璀璨遗珠，不动声色之间，见证明朝耀眼辉煌。

一：填坑的“自动水利系统”

《明朝那些事儿》在讲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时，曾着重讲了其中的大难题：漕运不通。

但怎么解决这难题？后面的篇幅，基本就是一笔带过：明成祖朱棣任命工部尚书宋礼挂帅，砸钱调兵疏浚河道，终于打通了京杭大运河，确保朱棣欢欢喜喜搬家回北京。以书中原话说：“《永乐大典》都搞出来了，搞点水利自然不在话下”。但当时这事，可没这么简单。

因为明初的漕运不通，是在为元朝一个昏聩设计填坑：会通河。

元朝定都北京（元大都）时，为解决漕运难题，特意开凿了从张秋到临清的一段河道，是为会通河。但这条运河投入使用后，却发现是个悲催大坑：会通河河道中间地势恰好高出一块，河道说断流就断流。待到明朝开国后，这条报废的河道，依然动用多少人力却修不好，但倘若狠心抛弃？更有严重水灾隐患。大明要想迁都成功，就要先解决这烂尾工程。

而在宋礼接盘了这个大坑后，一开始也是栽的惨。三十万民夫士兵勤扒狠挖，全程河床挖深三尺，却该堵照样堵。着急上火的宋礼，经过与沿河民夫百姓集思广益后，终于智慧火花爆发：翻不过这个河道？那就给他灌水！

于是，人类水利史上一个空前创意诞生了：宋礼在山东东平戴村坝筑坝，把滔滔汶水引入会通河，汹涌而来的激流，轻松就翻过了先前叫人抓狂的河道高地。困扰元明两朝的技术大坑，就以这神奇思维轻松填平。趁热打铁的宋礼，又在会通河周围修了三十八处水闸，专用调控流量。曾经烂尾的会通河，这下彻底畅通无阻，以每年四百万石以上的强大航运能力，漂亮扛起京杭大运河。

甚至到了几百年后的清代，这套明朝留下的强大水利操控系统，也把来访的欧洲人惊到。康熙年间来华的荷兰使团，一开始坚决不相信这运河的设计思路。还好奇的投几根木棍入水验证，然后就清一色服气。乾隆年间来华的马噶尔尼使团，也对会通河的水闸发出赞叹：“和欧洲的水闸不一样，它的水门构造非常简单，容易控制，修理起来也非常方便。”

这领先世界的水利工程技术，就这样在明王朝三百年岁月里，默默拓通着大江南北的水路交通，如澎湃不息的血脉，撑着国家强健的筋骨。

二：“民营企业”造大船

同样是在明成祖部分里，《明朝那些事儿》大书特书的，还有郑和下西洋时，当时中国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但当年郑和船队威震南洋的大型宝船，还都是由明朝官办船厂建造。可郑和下西洋偃旗息鼓后，明朝的官办船厂也是每况愈下，以明代《使琉球录》记载，到了嘉靖十三年（1532），就连明朝使者出使琉球时乘坐的“封舟”，都要包给福州当地的民营船厂建造。

这么个重大战舰，民营船厂能造好？其实，这正是明代海运史上，另一个重要大事：明朝民间造船业的逆袭。

拜明初的“海禁”政策所赐，明初的民间造船业，一度十分萧条，基本职能造些小船。但挡不住的沿海贸易热潮，终于叫民间造船业井喷了。比起一年年衰败，连工匠都凑不齐的官府造船厂，福建广东的民间造船厂，却是越发高大上。海上贸易利润的刺激，“倒逼”着民间船厂不停更新技术，特别是西方殖民者侵扰东南沿海后，大批西方的造船技术，也迅速与中国本土船只融会贯通，各种新技术船只应运而生。

尤其给大明朝拉风的，就是嘉靖十三年，明朝福州民间造船厂承建的“封舟”。当时的明朝民营造船业，船只造价往往是官船厂的三倍。可封舟关乎大明朝的体面，既然官船厂造不了，当然就得咬牙掏钱请“民企”造，于是一艘阵仗空前的“封舟”诞生了：以《东西洋考》记载，整个封舟长66米，宽19点8米，吃水达四米，海面高度12点5米。放在十六世纪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霸气开到琉球后，果然把琉球官民看跪一片，轻松大扬国威。

当然造价也不便宜。这样一艘封舟，当时造价高达三千两白银。但以质量说，这钱花得值。

甚至，在震撼东北亚的露梁海大血战里，傲然远征的大明舰队，其主力战舰，几乎都来自于广东福建浙江各地的民间船厂。这些灭杀七百多日本战舰的辉煌胜利。同样有明朝造船业的心血贡献。

而放在明朝中后期，那场热闹的航海时代里，借着“隆庆开关”东风走出国门的明朝海船，其强大质量也叫西方人艳羡，当时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就曾在1605年组织仿造中国船只。纵横南洋的中国船，也把中国的瓷器丝绸火热销售到世界各地，叫当时的西班牙人发出无奈感慨：“我们的钱都流入了中国人的口袋”。

三： 有惊无险的《本草纲目》

《明朝那些事儿》里，曾特意以一整章的篇幅，生动描述伟大医学界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的艰辛一生。书中那一句“他（李时珍）没有看到《本草纲目》的出版”，更叫多少读者不觉泪目。但书中没讲的，却是李时珍晚年面对的另一个虐心问题：这部《本草纲目》，到底能不能出版？

事实上，在李时珍踏遍大明山河，为写这部宝典呕心沥血的年代里，能出版一本书，恐怕比写一本书还难。特别是在隆庆至万历早年，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通俗名著，或是四书五经等典籍外。一般人要想出本书，就得自掏腰包。从刻印到编订全是不菲费用，能卖出几本更难说。至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类“学术书籍”，更是冷门中的冷门。

于是，在《本草纲目》完稿时的万历八年（1580），李时珍就带着他珍贵的书稿来到经济发达的南京，盼着能给这部心血著作找到一个机会。囊中羞涩的他无力支付高额的出版费，只能寄希望有识货的伯乐。现实也不出意外，一盆盆冷水浇过来：无论饱读诗书的名流，还是大腹便便的书商们，拿给这部宝典，都只是冷笑翻几页，然后就随手扔一边。

多次碰壁以后，李时珍甚至还寄希望朝廷，希望明王朝能够重视此书，以国家力量来出版。可大明朝的各级衙门，对此也反应冷淡。抱着书稿拜会过诸多高官的李时珍，换来的依然是一次次失望。眼看这部中国医学史上的名著 ，就要石沉大海。

这样的煎熬奔走，一直持续了十年。到万历十八年（1590），转机却突然到来：欣赏李时珍才华的学问家王世贞，为《本草纲目》提写了序言。这部身价倍增的书稿立刻引来关注。南京出版界的新兴出版巨头胡承龙，看过后就拍了胸脯：出版这书？交给我了！

对这意外的反转，年迈的李时珍也无比振奋，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积劳成疾的他拿出全部精力，兢兢业业修正校对书稿。每一页字甚至每一幅图，都做到精益求精。高强度的三年工作，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他没有看到这部书的出版。但是，他却毫无遗憾，含笑离开。

李时珍过世两年后，这部遵照李时珍嘱托，精心校对完成的《本草纲目》，终于正式出版，亮相后即轰动海内外，从此成为中华医学史上的不朽宝典。

有人说，是王世贞的序言“救”了这部书，也有人说，是李时珍运气好，认识了胡承龙这样一位伯乐。但参考历史就知道，比起李时珍艰辛奔走的万历八年，十年后的万历十八年，恰是中国古代图书史上最活跃，文化最繁华的年代，大量畅销书层出不穷，《本草纲目》的成功，堪称生逢其时。

从无人问津到火热畅销，《本草纲目》的命运，恰是那个文化发达的明朝中后期，生动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