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读完之后回看了一遍她的访谈。“一个真正学中文的人，为什么可以背叛这浩浩荡荡超过五千年的语境？”从来诗言志歌咏言地记诵着，为什么却不言有所衷思而无邪？君子不追求侥幸，好人要坚持下来。拒绝接受人性的龌龊卑下，坚持不下来，因此去死，也算一种理直气壮。那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许多媒体把它误读为对性侵的批判，我认为并非如此。她所表达的，是思想的强暴与精神的毁灭。就算没有集中营，不论奥斯维辛之前还是之后，被罪恶吞噬殆尽的个体始终存在。如她所言，他们遭遇灾难后所剩是“无”——并非道家的虚无或佛家的空无，“而是数学的无。零分”。是行尸走肉。

绝大部分读者接触的不外小说与访谈，我的感想也称不上任何创见，并且书评这种行为，某种意义上只是又一次消费了他人的苦难，因而，比起她的决绝，我们许许多多读过她并被她的文字感动得要写长文来舒泄郁结的读者，本质上或许都用心不轨。

小说讨论度最高的时候并没有读它。作者作为事件的死亡是如此违背原意地张扬，以至作品疏离作品，以至我疑心这本书本不值一读，是书商与媒体为了商业利益而将它抽丝剥茧，翻来覆去地贩卖金句和眼泪。可是最终仍要感谢金句。若不是朋友的推荐，那句“诚实的真意就是：只要向妈妈坦承，打破了花瓶也可以骄傲”打动了我，我可能永远不会阅读这类文学事件。出于对作品的尊重，我尝试以最严苛的文本标准去看待这部小说，可是文学与社会本就难以两分，脱离死亡去解读作品，不能算作完整的解读。我们作为林奕含的同代人，本就无法以完全超脱的眼光来评价这部小说。叶赛宁勃洛克们的死亡，是很难给人这样剧烈的冲击力的。正如林奕含在访谈中的自我体认：她无意也无力去做报告文学，去救他人于水火。我也要说，《房思琪》并非由个人经历敷演成篇的新闻报道，而是真正的文学，是那种以难字生词与诡奇譬喻去曲尽言语之妙，尝试探索情欲、社会与命运的诚与真的文学。“为人性僻耽佳句”，杜鹃啼血，非文学家而不能。悲伤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翻一面即，语一惊人，死可休矣。

比起把作品庸俗化，以事件的名义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想必作者本人也更加期待我们能给出货真价实的文学批评。小说扉页写着“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这句话凄风苦雨，同时却也凌厉且陌生，是为给读者一个下马威，让他们必须时刻意识到优秀文学所必然具备的伦理意识并非一种纯粹的美学高度，而“必须是一把冰镐，敲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他的胡渣磨红、磨肿了她的皮肤，他一面说：“我是狮子，要在自己的领土留下痕迹。”她马上想着一定要写下来，他说话怎么那么俗。不是她爱慕文字，不想想别的，实在太痛苦了。】

从创作上讲，这个痴迷文法与造句的13岁就读纪德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少女形象是立得住的。吊诡的是，林奕含不厌其烦地强调房思琪的自尊心和羞耻心，写李国华分不清赵飞燕与赵合德，用抄袭来的劣等譬喻和刘墉的书去笼络她却还自视风流，不只是我，作者本人必然也认为这一切荒谬至极。“他是胡兰成缩水了再缩水的赝品。”她怎会愿意把自尊心用在那样低级的人身上？有那么极端美学诉求的人，怎么允许自己腐烂在丑恶中而不经受更复杂的思想碰撞？即便要被侵犯，也该像《地狱变》那样，把身体作为献给天才的祭礼。答案或许是很简单的，的确是自尊心。因为第一次没有说“我不要”而说了“我不会”。是必然说出“我不会”的，因为是头脑胜过身体的人，因为第一反应是去与他的言语交锋，而非反抗他的行动。因为没力气反抗他的行动，却不愿承认自己的年幼与弱小。因为她笃信尊严，不可向人求救，必须独自承受。这个女孩都是被文学作品滋养大的，除了执着于追问，她无力也无意自救。

“写诗作文，叙悲最易。”难处在于节制与收敛。小说缺点显而易见：三句一比喻两段一对偶，满是神来之笔，却也不乏庸句。颠来倒去的自我指陈，接近歇斯底里。可是难道这是她的缺陷吗？传记式解读永远不会退出文学批评之席，若以“书写一种极端人格”来衡量，她完成得很好。她是“经过核爆的人”，字字血泪，没有一句话是危言耸听、是只取不舍的滥情。

遗憾的是，相比于思琪，作为她精神双胞胎的怡婷，则被弱化为一条平行线、一把标尺，去说明思琪人生之“歪斜”。或许小说的主旨决定了它必须有立场有重点，不可达成完全的复调。当林奕含把同情偏向貌美者的悲剧一侧时，其貌不扬而同样才华横溢的怡婷还是不可避免地沦为陪衬。读她写给思琪的信，“是小时候的你支持着我对现在的你的爱”，于隔阂之上谈友爱，难免空中楼阁。怡婷明明是跟思琪一样读优秀文学成长起来的，作者却几乎没有赋予她思琪身上那种忍耐与坚毅的品质，反而着大量笔墨书写她的嫉妒与无知。“复乐园”部分，怡婷去找李国华，让李国华强暴她，我以为怡婷会携带针孔摄影机或录音笔，去记录那番罪行，没想到整件事却那么潦草地无疾而终，显得怡婷宛如一个丑角。不可否认地，我认为这反映了林奕含对自己美貌的骄傲，即便她愁肠百绪，也仍是骄傲。或许，她也“对他者的痛苦是毫无想象力的”。

“文学是我们遭遇死亡的一种方式”，我懒得去翻任何一句原话，对于我们终日接触文学理论的人来说，这套说辞已经被布鲁姆们重复得令人生倦。写作即作家的生育，当他备受折磨而造出前人见所未见的句子，便也告别了自己的部分生命。而对读者来说，阅读文学与阅读死亡，则意味着我们走进作者斧凿好的语言空间，去辨认蒙蔽于日常现象的盲点与扭结。一旦提到20世纪那批绝望的写作者，没人能够绕过罪恶、平庸、死亡这种种字眼。林奕含当然还达不到能与这批人相提并论的高度，但是我们能看见她的自觉意识，看见她为将故事拓深扩宽而突破的爱情、婚姻、人际关系的边界。以中国小说的传统来衡量，最优秀的中国故事，着笔最精道处往往都是虚与委蛇的人情世故，而非某主人翁形单影只的理想或哲思，从这个角度看，《房思琪》是按照从曹雪芹到张爱玲那个脉络走下来的。你可以说写作本身即她对生命的反抗，她没把小说当遗书，而是当救赎，因此我大前提就错了。我不了解死亡，因而无法作答。只能说，依我读到的，她显然时时刻刻想到死。想要向世界好好道别，因此必须把一切所想倾吐干净，连损伤她的文学性也在所不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她的文学性恰由此而得到了维护，维护了一种知行合一的诗言志传统。

可是必须写小说，而不是写遗书。“写遗书就太像演戏了”，或者说，太不体面了，有失尊严。一定要写好的文字，作为对人间世最后的回报。一定程度上，小说可以看做对《洛丽塔》的翻转，而房思琪，则是一个智性化的苔丝。我相信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欲望演化为了真实的爱意，同理，房思琪对李国华的畸恋，未尝不带爱的因子。同时不可避免地，那种爱意千疮百孔，填满孔隙的是加害者的卑污。

最后，还是想回到她的访谈。她少女时期就读纪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大后则读陈世骧与萨义德，并且有天赋，若非遇到这样的事情，本是可以成为另一种形式上的优秀作家的，可以用更多时间去经历欲望与苦难，培育技巧与性灵。甚至在访谈中林奕含也注意到了技巧，她以《套中人》为底本来解析自己的作品，有结构有章法，而非简单的平铺直叙。若斥小说为精神失序者的喋喋不休，那实在太看轻作者了。

还是得结个尾。关于结尾，古往今来，除了引用金句，我们又能讲述什么呢。回到诚实，“没办法的，我们都没办法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诚实的人是没办法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