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冯小刚身边那个赶不上饭点的男人
他是莫言的同学，冯小刚的御用编剧。他的小说《英格力士》风靡一时，编剧的《甲方乙方》和《天下无贼》也成为经典。
他曾经年轻，充满野心。他热爱文学，但更把文学当作通往名利场的捷径。当他老了，只有文学收留了他。
真实故事计划：中国版的一千零一夜。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3篇特稿
一
2012年10月，一场秋雨刚过，一辆中巴车载着九名作家的采风团从北京出发。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河南南阳的陶岔渠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丹江口水库的水就是从那里被导引到了大渠中开始北上的。
还有两天，诺贝尔文学奖就会正式公布，大家在车上再次聊起了一个老旧的话题：莫言会得诺奖吗？从1985年发表《透明的红萝卜》以来，莫言就成为当代文学圈公认的重量级人物，关于莫言有可能得诺奖的传闻也有很多年了。
邱华栋说，莫言得奖是早晚的事，甭着急。他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这次作家采风之旅就是由他所在的单位组织的。年龄最小的作家徐则臣神神秘秘地接了个据说是从欧洲打来的电话后，告诉其他人：“百分之九十九。”小说《桃李》的作者张者说，他昨天晚上梦到莫言得奖后宴请各位好友，唯独王刚没有收到请柬，十分生气，梦里的张者说莫言肯定是忙昏头了，请邱华栋去“勾兑勾兑”（重庆方言，意为“协调”）。
张者讲的这个梦让王刚恶心坏了。八十年代末，二十多岁的王刚带着“要做中国最好的作家”的野心从新疆来到北京，进入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和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毕淑敏等成了同班同学。尽管算不上班里最受瞩目的学生，但王刚也接连在《当代》、《收获》、《北京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好几个中短篇小说，受到了不少批评家的关注。他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博格达童话》，被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李陀看到后评价说：“这是写文革最好的小说。”
但是，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王刚“坚决不再写小说了”。为了留在北京，他先是加入了一家民营公司“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简称“亚视”），打着拍摄电视专题片的幌子，拉贷款、搞地产、做金融，还和冯小刚合作编剧了电影《甲方乙方》、《天下无贼》。
直到十年后，王刚离开“亚视”，无所事事的他决定还是要写小说。2004年，王刚发表了长篇小说《英格力士》，竟然在国内外收获了不少好评，还被翻译成英文、韩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土耳其文，那时，他也做过拿诺奖的梦。现在，这个梦可能要由他的同学莫言实现了。
想到这儿，王刚认真地回了一句：“我就是个总赶不上饭点儿的人”。
10月12日，傍晚，采风团结束对渠首工地的探访，乘车前往宾馆驻地。7点多，邱华栋接到了瑞典《北欧时报》记者的电话，请他谈谈对这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感受。放下电话后，邱华栋向大家宣布：莫言得奖了。
车上顿时一阵喧哗，每个人都开始欢呼起来。几分钟后，采风团到达宾馆，王刚一声不吭地下了车，走进房间，关上了门。他注意到，天快黑了。
在房间里洗了一把脸后，王刚就下楼和大家喝酒去了。邱华栋记得，在酒席上，王刚不停地念叨：莫言都拿诺贝尔了，莫言都拿诺贝尔了……
诺奖过去许久，有一次，王刚想着热闹应该都过去了，老莫也该寂寞了，就借着酒劲给莫言打了个电话，但莫言没有接。王刚生气了，转手就在电话簿里删掉了莫言的号码，从此再也没有联系过。
二
今年7月，当王刚回忆起莫言得奖的事时，依然显得满腹委屈。
那天，我们约在洱海边上的一家餐厅见面。距离上一次在北京的见面已经有一个多月，因为他之后就去旅游了，先是到日本，后来又到广州、香港，这次是从海南来的大理。
大概从2007年开始，王刚就过上了云游山水的生活。在全国各地，他总共有十几处房产，我们见面的餐厅就离他在大理的别墅不远。但他不愿意告诉我们别墅的具体位置，他对中国的社会形势有自己的判断，他想，哪一天中国乱了，这里可以成为他的一个藏身之地，谁也找不到。
“中国现在的作家太可怜了，”王刚说。毕竟，诺贝尔奖不可能发给每一个人，中国每年出版至少4000部长篇小说，绝大部分根本没人看，更没有人会在乎一个非著名作家的牢骚和尊严。他坐在我们对面，谈及此，身体不由地向前微倾，双颊和眼眶都开始泛红，许是喝多了梅子酒的缘故。
他认为自己没赶上好时候，错过了文学的黄金年代。一些人的名字反复出现在他的讲述中，王蒙、刘心武、莫言、余华、刘震云，他认为他们之所以享有盛名就是因为赶上了文学最好的时候。等到他的《英格力士》开始真正引起文坛注意的时候，严肃文学的读者已经是小众了。
“你认为有可能和作品本身的质量有关系吗？”我问。
“没有一个作家会认为自己写得比别人差。”他说。
天空开始飘起细雨，伴着微风打在碧绿的树叶上，我们吃饭的位置临着窗，渐渐开始有雨滴打在餐桌上。餐厅的外部是一整面玻璃幕墙，灰色的洱海被隔在窗外，远远地分不清水和天的界线。正值盛夏，此时却颇有凉意。
文学的黄金年代确实过去了。
1958年，王刚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在他成长的岁月里，文学曾经被整个社会认为是最重要、最时髦的东西。他记得，1977年，作家刘心武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后来，小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影响就更大了，经常能看到行人在马路上忽然停下来，专心听广播里播放刘心武的作品。和许许多多人一样，19岁的王刚被刘心武小说的语言和故事所吸引，更见证了一个作家所能获得的最大的荣耀。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成为一名作家。
高中毕业后，王刚凭着吹长笛的特长应征入伍，成为南疆军区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在部队里，王刚的行为方式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他的头发比一般男兵的要长，还会用一把烧红的铁剪刀烫成波浪，一双尖头皮鞋总被他擦得特别亮。他喜欢卖弄文学，一天到晚说各种怪话，这一切都让他成为最不受待见的一个人。
他依然爱读小说。白天走在沙土上，拿着那本《青春之歌》，晚上出去散步时，拿着那本《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路过领导的办公室时，则会拿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天晚上，宿舍已经熄灯了，他还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契诃夫的《变色龙》，不觉得就笑了起来。笑声惹怒了早就看不惯他的战友们，他们把他的被子拉开，然后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像他这样的人在部队是混不开的，王刚早就明白了，但他那时没有想过怪罪文学。因为他知道，中国马上就要不一样了。
1980年，南疆军区文工团战士王刚，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来到北京。他是被部队送来学习的，但他更想趁这个机会完成一个夙愿：他要见王蒙——整个八十年代全中国最耀眼的文学明星。
眼前充满了白色的雪野，22岁的王刚走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想要找到王蒙。他先是来到《北京文学》编辑部，在那里遇到了李陀，通过李陀拿到了王蒙的住址。然后，他去了崇文门，又在王蒙家门口等了两个晚上，终于见到了这位大作家。他问王蒙：你身上有刘世吾的影子吗？（刘世吾是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人物，一个官场里的老油条。）
不过，和王蒙的谈话并没能给军人王刚带来任何现实帮助。1982年，在部队始终提不了干的王刚离开了文工团，被分配到乌鲁木齐的一家加气混凝土厂当化验工人。
加气厂的位置在远离市中心的东南角，工厂的主要产品是用来填充建筑墙体的加气混凝土砌块。王刚的工作就是用电锯把一整个砌块锯成十厘米立方的小块，然后再用仪表去测小块的压强。第一天去加气厂报道，正是乌鲁木齐的春天，下班后，王刚看着地上到处都是一滩滩融化的雪水，在心里安慰自己说：作家就要到社会的最底层去体验生活。
厂区外面有一座三层小楼，王刚在里面拥有一间宿舍。但他下班后更喜欢骑着自行车走上10多公里的路程去城里找他的好哥们，他们总是坐在西公园里的一张椅子上，一人手里拿着一瓶三毛钱的亚洲牌汽水，没完没了的聊天。晚上，两个人就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继续聊文学，聊艺术，聊女人……
他时刻想着怎样才能离开工厂。眼看着以前的同学们一个个都考上大学了，王刚的内心更加绝望，他去参加同学聚会，对着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们说：看谁笑到最后。
三
一年后，王刚通过夜大考试拿到了一个专科文凭，从工人身份变成了干部身份，再通过他的父亲的战友的关系，调入《绿洲》杂志社，成为一名文学编辑。
《绿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下属刊物，在整个自治区来说，地位比不上《新疆文学》。他的小说终于开始发表了，但也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对于新疆的文学圈子而言，王刚依然是个边缘人。
那时大家谈论最多的青年作家是曹永正，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是王刚最嫉妒的人。
曹永正当然也有作品发表，但他更会做人。参加作家笔会时，曹永正的发言总是分外得到老作家们的欢心，他会说：听了X老和X老的话，受到启发震动，对于他这样的新疆的青年文学爱好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写新疆却不了解新疆。需要补课，需要领导组织我们下去体验生活。
曹永正是新疆文坛一号人物周涛的徒弟。还在新疆大学读书时，曹永正曾经专门选了一个下雨天，冒着大雨步行十多公里，来到周涛家。进门后，曹永正不说二话，“砰砰砰”先磕三个响头，要求拜周涛为师。等到他的诗歌被新疆大学传抄的时候，曹永正又敢对自己的师傅周涛说：有一天，我会把你的诗歌彻底放翻。
曹永正不光在文学圈里如鱼得水，他还会中医，会气功，会算命。八十年代末，曹永正渐渐离开文学，变成了“新疆三大仙”之首，之后又来到京城，成为周永康的座上宾。在一个精心维系的高官名流圈里，他被人尊称为“国师”。这是后话。
曹永正自然也看不上王刚。1985年，当已经有作品发表的《绿洲》杂志编辑王刚，满怀着激动心情见到文学明星曹永正时，却被他几句话就打击得自信荡然无存。“我听说你去了《绿洲》了，唉，你为什么要去《绿洲》呢？那个杂志确实不好。”
在新疆文学圈里郁郁不得志的王刚，开始寻找别的出路。听说上海的一个堂姐要去美国了，他也跑到上海，看看堂姐能不能把自己也带出去。美国没去成，王刚又从上海去了北京，在那里，王刚遇到了自己的指路人。
新疆作家唐栋当时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两个人在北京见面后，唐栋对王刚说：你和曹永正他们这些人在一起混有什么意思？他们有什么文学才能？那天笔会大家发言，我听了，有点意思的还是你。你这个人比较真实，那些人不行。你还在《新疆文学》、《绿洲》发什么呀？要发就发全国性的。《收获》、《当代》、《人民文学》算全国的，《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算准全国。
王刚说：在全国发表，那怎么可能呢？
唐栋说：不这样你还搞什么文学呢？
王刚又问：你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呢？
唐栋说：我在鲁迅文学院，做文学交流。
王刚问：什么叫文学交流？
唐栋说：就是国外作家也来，国内作家也来，大家聚在一块儿。
王刚问：那能看见王蒙、刘心武吗？
唐栋说：他们就来这里给我们上课呀。
唐栋的一番话给青年王刚打开了一扇门，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在北京还有这么好的地方！他骑上一辆自行车，开始在北京城里四处寻找鲁迅文学院。他一会儿听说在红庙，一会儿听说在小庄，一会儿又听说在南八里庄，最后花了三天时间，终于在十里堡找到了鲁迅文学院的所在地。他进到学校的教务处，找到一位老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渴望学习的决心。老师让他留下自己的地址，回去等消息。
1987年，王刚接到北京来信，通知他去鲁迅文学院进修。那时他刚刚结婚不久，和朋友们吃完婚礼饭后，他就去北京了。
四
《当代》杂志前主编周昌义和很多作家都有过交往。他说，人们往往认为出身边地的作家天生带有一种豪情，但情况恰恰相反，他所接触的边疆作家，尤其是其中的汉人，性格中都有极端的敏感和自卑。因为，无论他们的父辈是怎样从内地过去边疆的，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流放。对于“中心”的向往，在很多边地作家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王刚也同样如此。他的父亲当年跟随王震的大部队入疆，母亲是响应“八千湘女上天山”解决官兵婚配问题的湖南女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向往北京，现在终于要去了，“幸福得没有办法”。
“开玩笑，要在北京待半年！”在和别人聊起来时，王刚已经把在北京的时间延长了两个月，因为“四个月和六个月有巨大差别”。曹永正不止一次问过他，他是如何能够去鲁迅文学院的，但王刚从没告诉过他真正的原因。北京，多难得啊，这样的好事万一被别人取代了怎么办呢？
坐在火车上，王刚心想：只要有可能，就留在北京，绝不回新疆，把曹永正他们永远甩在乌鲁木齐泥泞的春天里。
一到北京，他就爱上这个城市了。不知为什么，王刚印象中那时北京的天空不光特别蓝，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北京人说话都是索绪尔、德里达、乔姆斯基，年轻人讨论的话题更新鲜、更刺激。
——“如果你的女朋友跟别的男人睡觉怎么办？”
——“无所谓！”
朋友专门带他去西直门看新中国第一座三层转盘式立交桥，他在心里感叹：中国已经完全变了，我们怎么还会衰老呢？我们怎么还会苦闷呢？不会了，美好的时代已经来了，这个时代怎么可能更美好呢？
王刚开始抓住机会。四个月的进修班结束后，王刚又顺利进入鲁迅文学院的作家研究生班，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莫言、余华等一大批当时风头最劲的青年作家。
那时也是王刚的文学作品发表最为密集的阶段。他先是在《当代》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冰凉的阳光》，打响了在全国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第一枪。紧接着，又接连在《北京文学》发表了《博格达童话》，在《收获》发表了《红手》，在《作家》发表了《秋天的男人》，在《当代》发表了《遥远的阳光》。当时，《收获》、《花城》、《十月》、《当代》被称为文学期刊界的“四大名旦”，能在这些杂志上发表作品，已经足以证明一个作家的地位。当然，王刚也明白，作家要出名必须要靠评论家写文章，李陀就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作家推手。在音乐厅，在地铁里，在李陀的家中，王刚也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向李陀推荐自己的作品。
生活不可能永远只有写作，即使是在鲁迅文学院里，对于王刚尤其如此。他爱喝酒，爱美食，更爱跳舞。国标、交谊舞、迪斯科，他都能行。他先是组织鲁院的同学跳，后来又骑着自行车去拉外校的女孩来跳。女孩儿听说是去鲁迅文学院，那里有很多发表过小说的青年作家，个个都很高兴。
舞会的地点就在学校食堂，把餐桌全部并到一起后，就能留出好大一块空地，再把灯光调暗，支一个大号收音机，王刚走上台去，用英文向女孩子们致辞。之后，音乐响起，舞会开始。
Why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The End of the World
在当时鲁院同学的印象中，舞会上很少能看到莫言的影子，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闷头写作。余华有时候会来，看到王刚在台上用英文致辞，就悄悄地问外校的女孩：他的发音怎么样？女孩回答：特别好。
一天，王刚照例在食堂开舞会。同学徐星走进来，一把掐掉了录音机，然后结结巴巴地对王刚说：北大在流血，清华在流泪，你们竟然还在这里歌舞升平 。
王刚反问他：你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自由？自由就是有的人要革命，有的人要跳舞、要跟女孩调情。我就是那个要跳舞的人，请你不要妨碍我的自由。
没救了！彻底没救了！徐星说。
五
那场风波过去后，整个八十年代也结束了。时代风向的转换之快令人诧异，似乎是一夜之间，文学潮就变成了经商潮。北京的路边开始有卡拉OK，街头跑起了奔驰轿车，追女孩子时说自己是青年作家再也不管用了，要去建国饭店。
1991年，还没过春节，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的学员就毕业了。按照当时的培养制度，班里的同学毕业后应该回到原单位，但王刚再也不想回新疆了，他想留在北京。这时，北京吸引他的也不再是“索绪尔”、“乔姆斯基”，而变成了建国饭店和奔驰轿车。但他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哪个公家单位能够接收他，他在北京无处可去。离校很久后，他手里还藏着一把鲁院宿舍的钥匙，有时候他就偷偷溜回原来的房间睡觉。
北京的冬夜，寒风刺骨，王刚骑着自行车走在大街上，周围的楼群里映照出温暖的灯光。想到自己当下的处境，愤怒的王刚“恨不得把所有的大楼都给炸了”，让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挨饿、受冻。
文学无法解除他的困境，王刚坚决不要写小说了。
正是在那时，王刚经人介绍进入了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简称“亚视”）。这是一家民营公司，但为了方便做生意，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对外就自称是中宣部的下属单位。
亚视的老板名叫靳树增，河北雄县人，早年在部队说快板，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复员后从四川起步，做起了独立电视制片人。八十年代末，制作电视剧或者专题片基本都要靠财政支持，所谓“独立电视制片人”，就是自己去企业拉赞助、拍片子，自负盈亏。那时正值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很多手里有钱的乡镇企业老板，都对电视行业感兴趣，靳树增的亚视正是借此发展起来的。
王刚进入亚视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电视专题片《民魂》的撰稿人。《民魂》主要讲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优秀企业，王刚写起来毫无难度，老板很满意。第一个月，王刚就拿到了295元钱的工资，这相当于鲁院作家班导师童庆炳教授的工资的两倍。
后来，王刚很快摸清了，在亚视拉赞助比撰稿来钱快。只要能拉来钱，你就能拿到10%-20%的提成。对于他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他跑到乡镇企业繁荣的江浙一带，跟企业老板们先说一通大话：什么中华民族呀，什么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呀，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你们的企业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代表……把老板们说动心后，再跟他们提赞助的事：我们做这个事情还是需要一定成本的，能不能赞助一下……
之后，从企业拉赞助变成了从银行拉贷款，王刚照样得心应手。据他说，亚视的第一笔价值300万元的银行贷款，就是在他手里办成的。在王刚后来写成的长篇小说《月亮背面》里，他几乎照实记录下了自己当时在银行行长面前的一番演说：
“我的第一印象是这儿富丽、高贵、气度不凡，但通过透过这些外在的、当然也都是极为重要的方面，我却在思考另外一些事情。不错，人们首先都看到了这座富贵的大厦，然而我却在想，它是如何奠基的，秦总。”他沉稳地拿出一支烟，慢慢点着后，才思索着说：“我所用的‘大厦’这个词实际是一种象征，它不仅仅指这幢楼，它更代表你以及你所领导的这个金融集团。”他边说边观察着秦总的表情，应该说这种目的性极强的谈话使他兴奋而又紧张，“总之，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尽管那么宏伟，那么具有征服力，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如果把这一切比作一个大厦的话，那么我现在注意更多的倒是那块奠基石，它可能因为岁月的原因是沉默的，但它的光彩应该让世人所看到……”
听完这番话后，行长的眼圈就有些红了，先是推脱一番“宣传个人不好吧”……之后的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碰到一些聪明点的企业或者机构，事后想想不对劲，杀到北京来想要摸清楚亚视的底细，王刚就和同事一起把他们“收拾掉”：带他们去玩、去唱歌、去见“王老”——王震，靳树增早年拍的电视专题片多是歌颂革命前辈，由此结识了很多高级领导人。
王刚很擅长拉钱，这当然让老板很高兴，他自己也有了不少收入。到了1992年，王刚毕业不到两年，就花了40多万元在北京大兴买了一套带车库的商品房。
有了一点资金积累之后，王刚开始谋划着自己当老板。他不满足于只拿提成，他要拿全部。
这时，他已经完全熟悉亚视的“赞助”模式了。他先是跑到北京电影学院下属的音像出版社，交了5000块钱换了一枚公章，然后叫了一帮哥们，大家坐在一起边喝二锅头，边想用什么“主题”才能打动那些手里有钱的企业家：肯定还是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但他们认为《民魂》这个名字起得不好，拉赞助的时候还要解释半天，不如直接一点——就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
王刚迅速拉了一帮博士为这部专题片做撰稿人。靠着同样的一套说辞，他们的方案引起了广西自治区政府的注意。1929年，邓小平曾在广西领导发动过百色起义，自治区领导认为这样的一部片子如果能去广西取材肯定是一件好事，所以邀请王刚一行人到广西具体商量。没想到，在广西却发生了惊险一幕。
王刚到达广西后，自治区政府设宴款待，一位副主席带着好几个宣传口的领导都到场迎接。一阵寒暄过后，副主席要求先看《邓小平与中国改革》的拍摄批文。王刚哪里能拿得出来，他的手头只有一张盖着“北京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电视片部”公章的介绍信。副主席当场就发怒了，质问王刚：你们拍这么重要的电视专题片，为什么连“重大办”（重大历史题材办公室）的批文都没有？
王刚冷静了一下，回答道：谁能阻止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的好处，自发地去拍这样的一部片子呢？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有什么尚方宝剑，我只是说我们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我们想拍是没有错的。我的想法特别简单，你特别希望我们到广西来，我们就来了，我觉得这是个对等交换。如果你们确实需要的话，回头我补上。
副主席说：好的，你回头补上，但是我等着。饭我不吃了，让他们陪着一块儿吃。
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王刚仍然拉来了足够多的赞助，拍出了10集专题片。之后，他通过朋友找到了时任中宣部领导的秘书，想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但片子没能通过审查。当初，王刚在和各种企业、机构拉赞助时，是允诺过专题片一定会播出的，这样对方才愿意掏钱。现在没办法播了，但王刚也不可能再把钱退还给他们了，在时常担心赞助方找麻烦的恐惧中，王刚攒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这时，王刚最嫉妒的人，曹永正，又出现了。
六
在新疆，人们已经在传说曹永正发了，王刚也发了，但这两个同在北京的新疆人却还没有见过面。王刚不愿意见曹永正，每当听人说“曹永正发了，真的发了”，他的心里就很不痛快。
1992年的一天，王刚正在西单电报大楼排队，等着打晚上9点30分过后的半价长途电话。突然，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那人站在队伍的最后，也开始排队。他反应了一下，很快就知道了：曹永正，竟然是曹永正。
王刚忍不住好奇，走到曹永正面前，伸过手去。曹永正也伸过手来，两人握手时，王刚看到曹永正脸红了。
王刚说：你怎么也会到这儿来？
曹永正开始解释，说：我是偶然路过的，过去从来没有来过这儿。
过了一会儿，曹永正借口有事，就先走了，临走前给王刚留下了他的住址和电话。
王刚没有想到，这两个在乌鲁木齐文学界传说中，早已发大财的人，竟然在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里，在9点30分之后的长途话费半价时间不期而遇了。几天后，王刚决定去找曹永正。他穿上皮尔·卡丹西装，从床下的鞋子里掏出一沓钱，整整一万元，放进西装口袋里，他准备一会儿不经意地敞开西装，让曹永正看见这些钱。
曹永正的家是个一室一厅的旧房子，王刚进去后，注意到房角柜子上放着一摞中医书。曹永正请他坐下，然后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杨伟光（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就坐在你这个位子上。
王刚几乎要笑出来了。这几年，他走南闯北拉赞助，靠的就是自己的语言。现在，轮到他被曹永正“语言”了。他说：别人说你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曹永正蔑视地说：百万算什么，我们前几天，在无锡太湖里，拿下了一个岛，你难以想象那是一笔多大的财富，说出来会吓死你。告诉你，我挣的钱，十辈子也花不完了。
王刚被吓住了。他去无锡拉过赞助，见识过太湖波涛汪洋中的岛屿。曹永正的话让他感到头晕。
之后，曹永正开始给王刚指路：有钱投资的话，可以去朝鲜，我算过，过两年朝鲜就会发生巨变，那儿机会比当年的深圳还多。要么，就去海南炒地皮，北海也行。
王刚问：什么叫炒地皮？
曹永正说：你如果能弄上批文，搞几百亩地，或者几十亩地，那你转手把土地批文给别人，也许一把就能挣上千万，下辈子的钱都有了。
曹永正的启发让王刚的眼睛亮了，他拍摄专题片时确实认识了一些地方官员，他想自己说不定真的能一夜暴富。
王刚迅速拿了一笔钱，南下海南，过去后发现海南的地都已经被圈完了。他又去了广西北海，通过一位土地局的领导，顺利拿到了四百亩土地的批文。然后，他就想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大赚一笔。
转卖土地批文，本质上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据媒体记载，当时在北海有1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全国各地驻扎在北海的土地炒家达50余万人，而这座小城的人口原本只有10万。政府几万元/亩批出去的地能炒到100多万元/亩，北海一年批出去的土地多达80平方公里。
但是，只要是泡沫就不可能持续，不管是北海的房地产，还是王刚一夜暴富的野心。1993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一路高歌猛进的房地产热顿时被釜底抽薪。北海的烂尾楼面积超过了三亚，沉淀资金高达200亿元，这座城市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
所有的开放商都跑路了，王刚也灰溜溜地回到了北京。那时他租住在一个二层小楼里，离莫言很近，他整天在家等电话，期待着房地产形势可能会有转机。最后，他彻底失望了。他又回到了亚视。当时，他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离开了，现在还是老板靳树增收留了他。
回到亚视以后，王刚做的还是跟从前一样的事情，但他再也没有跟从前一样的野心和斗志了。亚视越做越大，涉足酒店、餐饮、写字楼、地产、金融等多个产业，对外号称有40亿资产，靳树增虽然对王刚很好，但从来没有让他掌握过可以分钱分物的实权，王刚在公司里也做得三心二意。他感到无聊，迷茫，他又想写小说了。
图｜王刚
七
这些年，王刚在商海里浮浮沉沉，看遍了人间的奢华和凄凉，丧失的是信心，留下的是仍然贪婪的胃口。当他顺风顺水的时候，恨不得把文学永远抛在身后，可当他委屈无助的时候，他总是想：我要写小说。
他当然愿意跟着老板大吃大喝，可每当老板向众人介绍说“这是王刚，青年作家，文学硕士！”的时候，他总是羞到无地自容。饭桌上听大家说说笑笑，“这一辈子给钱还没有见到一个不要的，还没有见到一个女人那东西是横着长的”，他也总觉得不舒服。老板最喜欢找他聊天，他也懂得怎样跟老板聊天，但他觉得自己就像老板身边的一个女人，像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安子”。
为了拉贷款，要和银行搞好关系，开车带领导的孩子去看病，可他自己的孩子却远在新疆，都快忘记他的样子了。担惊受怕是家常便饭，每拉成一笔贷款，都要给中间人一笔好处费，他担心那些人之后反悔，总会在包里偷偷藏一个小录音机。他还要紧紧盯着公司的账，一旦发现账上有钱了，就赶快通知银行的人来取，他不想让自己经手的贷款最后还不上，给自己找麻烦。
每天都是这样的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想。
王刚总是记得1996年的一天。那天，阳光灿烂，他一个人坐在朝阳门地铁站旁边的台阶上，等着老板从中顾委借的车来接他。那是一辆超大的红旗牌轿车，最早是朱德的座驾，后来成了朱德夫人康克清的专车，他要去银行拉贷款，坐在这样的一辆车里胜算总是更大些。看着大街上人来人往，忽然想到自己曾经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他感到一阵心酸。过了一阵儿，他就跟老板提出，要请假去写一部长篇小说。
老板说：写长篇小说，扯什么淡！那个东西值什么钱！你现在比写十部长篇小说都强，那种东西都是下三烂干的事情，你怎么能干那种事？你要想靠文化出名，你就当导演，看哪个女演员好，你就把她搞了，你把她搞了，她才能当女主角，她不让你搞，你就不让她当主角！大哥给你说这话，投资不就是几百万吗，但你不能给我回家。
王刚说：我还是要回家写小说。
四个月后，王刚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月亮背面》。小说的主人公叫牟尼，一个和佛陀同名的、有文化的商场骗子，身上有不少王刚自己的影子。
《月亮背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第一版只卖了2万册，并没有什么影响力，但小说被冯小刚看到了，改编成了同名电视剧，后来也因有人举报被限制发行。不过，这也促成了冯小刚创作的全面转型。从那时开始，冯氏喜剧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贺岁片的标配。《月亮背面》之后，冯、王二人又合作了电影《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都曾是红极一时的佳作。
王刚去亚视越来越少了。一方面，和冯小刚的合作带给他一些写作影视剧本的机会，他和鲁院时的同学合作成立了一个编剧工作室，写出了《尚方宝剑》、《皇上二大爷》等电视剧；另一方面，他也渐渐感受到了亚视的危机，表面上风光无限，但所有的项目都不赚钱，全靠银行贷款维持，新贷还旧贷，总是不会长久。
一次，他去找靳树增办事。老板的房门是关着的，里面的人问清是谁后，才给他开门。进房间后，王刚看到里面坐着不少黑衣人，操着南方口音。王刚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他听到老板对他说：特殊时期得用特殊的人啊。
王刚问：真的是黑社会？
靳树增说：反正这些人都是土匪，都是畜生。兄弟，没办法。
这一幕场景让王刚深受震撼。他承认，他们之前也算是骗子，但都是小骗子，而且还是穿着崭新西装的小骗子。亚视发展壮大以后，他们来往的就都是达官贵人和明星名流了，现在怎么沦落到和这样一帮人打交道呢？他决心离开。
此后不久，靳树增就因涉嫌金融凭证诈骗罪被批捕。2003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靳树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八
在王刚的记忆中，靳树增的手总是软的。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香山饭店，一家五星级酒店，靳树增过来了，说话非常谦和，他让饥肠辘辘的王刚点菜，“随便点”。后来，靳树增安排王刚住在玉泉公寓，吃在芙蓉饭店，全部不用他自己花钱。王刚为专题片《民魂》做撰稿，为靳树增本人写传记，老板对王刚的文字总是特别满意，除了每个月将近300元的工资之外，王刚写一集专题片还能拿到800元的稿费。
他喜欢名牌，有一次在老板的床底下找到一双好皮鞋，很高兴地就穿上了，却被传染了脚气，但那也是他人生中第一双意大利皮鞋。当暴发户们还拿着大砖头打电话的时候，王刚手里已经有了一部全球通手机，那是他从老板手里抢来的。他人生中的第一部车，桑塔纳2000，也是老板给他配的。靳树增乐意给他。
靳树增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16号楼里，每天晚上都很孤独。他当然有很多女人，但他对女人的兴趣“最多是半个小时”，他最喜欢的还是和男人聊思想、聊政治、聊经济，他最喜欢的还是和王刚聊天。
现在，老板忽然就被抓了。王刚想：怎么可能？以前都传过好多次了，大家都当笑话听，为什么这一次就偏偏成真了呢？但是，千真万确。
“还是喝粥吧，”王刚想。连这么厉害的人都能被抓，你还要做什么呢？九十年代末，靳树增的名望和权力达到顶峰，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上过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节目，他作词的歌曲《想约九八》在央视春晚由王菲、那英演唱后，传遍了大江南北。
从前，他总是想好好写点东西，也确实写过不少，但心总也不能完全静下来。现在，他终于死心了。
靳树增入狱3年后，王刚在监狱见到了他。一进门，远远地王刚就看到玻璃墙后面站着一个比当年的感觉矮得多的老人，穿着灰蓝色的囚服，头发已经全白了。走到跟前儿，王刚突然意识到有点儿不敢看他的脸，也不太敢看他的头发。过了一会儿，王刚开始号啕大哭。两人隔着玻璃，王刚手拿着电话，反复地只能说一句话：“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靳树增只是摇摇头，看着王刚，他说：“我们在监狱里边能定二三十份报纸，我老是能够看到你的消息，我真高兴。”说着，他从怀里边掏出了一份报纸，是《北京日报》，上边发了王刚一个整版的采访，配着王刚的照片。他把报纸高高举过头顶，看着王刚，说：我就是想见见你，你随便说几句话。
王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九
王刚彻底离开亚视是在2000年，那时他42岁，距离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将近10年。
他不愿意再去经商了，他对于商场上的一切感到厌倦。他也攒了一些钱，“也不是很多，但和一般人相比，确实是不少了”。人生还很长，总要干点什么吧，他想，还是要写小说，也只能写小说了。
大兴的别墅里，他每天早晨七八点钟起床开始写作，写到十点多，就出去和朋友们玩去了。离开文学圈子这么久，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会受欢迎，他只是很怀念新疆，怀念乌鲁木齐，怀念那个当年他曾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逃离的地方。
四年后，这部讲述“文革”时童年经历的小说在《当代》发表，取名《英格力士》。读者看过了太多关于“文革”的控诉，王刚的作品用一个孩子的视角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不光有苦难、血泪，还有友谊、师生情、学习英语的渴望，这让大家感到惊喜。
2004年，《英格力士》入选《当代》杂志的“长篇小说年度奖”。在华侨大厦的投票现场，《英格力士》以2102票获得读者最佳奖，再以4:3获得专家最佳奖，成了媒体眼中的“黑马”。王刚眼泛泪花，激动地说：“我从事文学创作二十年，没有获得过任何文学奖项。上个世纪80年代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甚至希望我的爸爸是王蒙，可是从来没有这样的荣幸。”
《当代》前主编周昌义是最早对《英格力士》作出高度评价的人之一，也是王刚最信任的编辑。在他看来，王刚与其他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深入参与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和生活，获得了大量鲜活而独特的经验。他对王刚说，一定要把当年在亚视的经历写出来，它的价值堪比《子夜》。王刚也激动起来，并且提前想好了一个得意的书名：《福布斯咒语》。
回忆令人伤情。有一次，王刚和周昌义在新疆饭店吃饭，聊起了当时还潜伏在王刚构想的《福布斯咒语》的故事。王刚迫不及待地讲着，他先讲男主人公以后要遭遇的坎坷，说着说着，王刚哭了。“不只是流泪，更不只是两眼发潮。先用双手捂住脸，把哭声捂在胸腔里，终于捂不住，喷薄而出，成了肆无忌惮的号啕大哭。”接着，讲到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波折，王刚又哭了，又是一阵号啕。也不知哭了多久，稍息，王刚继续讲一个拆迁钉子户的故事，这次王刚不仅号啕，连椅子也坐不住了，差点瘫倒在地上。
五年后，王刚交出了76万字的《福布斯咒语》，但这部让他“掏心掏肉”的小说只卖了约10万册。之后，他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关关雎鸠》、《喀什噶尔》也都反响平平。
2016年，王刚的作品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全套共7册8本。之前，作家出版社曾出版过《余华作品集》，王刚特意叮嘱编剧要用和余华一样的样式：都是32K的开本，封面上都有手写体的作家签名，封底都是作家简介配照片，封面、封底都是压纹纸。他甚至提出，封面、封底的颜色都要和余华的一样，用黑色，被编辑制止了，换成了现在的红色。
十
王刚终于没有成为自己眼中的“大人物”。
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上映时，王刚去电影院里看了，这部电影的编剧是他在鲁院的另一位同学刘震云。他被电影巨大的悲剧性感染，更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倒霉、不走运，他想：刘震云又成了，我和冯小刚也合作过，为什么就没拍出这么好的电影呢？他的眼圈红了。电影落幕后，王刚走过去和台上的冯小刚打了个招呼，准备离开。冯小刚叫住了他，约他一起去喝酒。后来，在冯小刚的车上，王刚又哭得一塌糊涂。冯小刚只是搂着他，说：哎呦……王刚……
2015年，当年鲁院的一位女同学在导师童庆炳的葬礼上见到莫言，莫言拥抱了她，劝她不要难过，但还没等到两人“哭明白”，几十台摄像机就涌了上来。“他出名之后就不归他所有了，他归国家所有，归党所有”，这位女同学说。
今年夏天，我见到了靳树增。两年前，他被特赦，结束了13年9个月的牢狱生活。他的新办公室装修豪华，有各种水晶、奇石。他滔滔不绝地谈起直播、正能量、传统文化这些词语。谈起曾经的下属，靳树增赞不绝口，说王刚是“中国顶级的大作家”，但他补充，王刚“绝不是商人”，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
十一
云游山水的人都是失败者。
2013年春天，为了把自己彻底推向边缘，王刚在天山脚下的花儿沟里建了一个小院。他有时在那里写作，推开窗就能看见雪山。
漫无目的地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他总会想小时候的同学们，周晏，黄旭升，刘长江，王兵，牛建十，谢达……他们都还好吗？他被邀请过好几次参加同学聚会，但他不愿意去，他害怕看见那些在记忆中还是小孩子的面孔，现在都变成老人了。
连他自己都变成老人了。一天，他坐电梯下楼，猛然间在电梯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面孔，竟然老成了这个样子，这让他有些难受。这些年，他为了抵抗衰老，有意识地开始锻炼身体，抓紧时间去自己去想去的地方，喝自己爱喝的红酒，甚至还买了一辆哈雷肥仔摩托车，但就在那一刻，他觉得一切东西在时间面前都是无效的。
还有一次，他去洛杉矶的中国城，发现那里的建筑盖得就像北京的蓝色港湾一样。在一个瞬间，他觉得在中国城里走来走去的都是熟人的脸，好像都是当年在亚视的新世纪酒店30层酒廊里出现过的人，官员、银行家、企业家、男男女女……
远远地，有一个乌鲁木齐的小孩，每当看到这些大人物经过时，就抬起右手，弯下食指，比成一把手枪，瞄准他们——“砰！”
作者：康路凯，媒体人
摄影：李松鼠
部分资料来源：
王刚，《你给儿子写信了吗》，作家出版社
周昌义，《新疆饭店，王刚三哭》，《当代》2009年03期
魏城，《所谓中产》，南方日报出版社
邱华栋等，“南水北调采风活动专题”，《人民文学》2013年2月
本文基于靳锦和康路凯共同完成的采访，关于这个故事的另一版本此前发表于GQ实验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阅读。
感谢曾鸣老师的编辑指导。
「我们是真实故事计划，每天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真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