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离婚指南
4月2日，普通的一天。上午9点，广州市天河区民政局，“成双成对”来办业务的人居多。
一目了然。两双眼睛亮晶晶地在大厅扫射，找人“帮忙拍张照”的，是来结婚的。
还有另一种“成双成对”。一人步履轻巧，像逛超市一样轻松，另一人进门之后始终挺着背、偏着头；一人面色不善，另一人眼无焦点；一人低头抹泪，另一人沉默寡言。这是来离婚的。
先网上预约，再现场办理，不需排队，婚姻登记的流程固定而冷静，处于其中的人却喜怒外放，婚姻的故事写在脸上。
但一整个上午，喜气洋洋的只看到一对，愁眉苦脸
的人，进进出出。
我是90后，我要离婚
婚恋情况，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小窗口。
结婚率下降，离婚率走高，是当今中国婚姻的整体表象，也是社会学家感叹“中国家庭在飞速崩溃，中国婚姻在火速终结”的起因。
日前，国家民政部发布了2018年全国社会服务统计数据，2018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结婚的人数为1010.8万对，连续5年下降，而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的对数则连续第16年上涨，为380.1万对。值得注意的是，380.1万对还不包括法院判决，调解离婚的对数。考虑到近年来通过判决、调解途径离婚的夫妻日渐增多，2018年的全国实际离婚数据将更加庞大。
在整体表象之下，我国婚恋大画像还有一些突出特点，关乎年份、年龄、性别、地域、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等众多因素。
比如2003年之后，离婚人数连续16年飙高。2011年，结婚率涨势陡然减缓，到2013年开始下降。
又如，平均结婚年龄渐晚，平均离婚年龄却提前。
再如，统计数据显示，在2016-2017年间，由
女方主导离婚的比例高达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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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县城及以下的地区可以视作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残存、传统婚姻意识的最后栖宿地的话，那么事实显示，残存甚少，栖宿地无多。
段浩是一位法官助理，在湖北省蕲春县的基层法庭负责家事审判工作已经5年了。5年来，她有两个明显的感受。一是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她待过的几个乡镇，“一周如果开庭20次的话，一半以上是离婚”。二是离婚越来越年轻化，尤其这两年，碰到的大多是90后的离婚案件。
段浩有很多戏剧性的离婚案件分享给《南风窗》记者。她是一位90后，但她说，“不知道现在的90后脑袋瓜里面在想什么”。“流点眼泪，就非要离婚。”
不知道90后在想什么的，不止有家事法院的工作人员，还有县城里的“红娘”们。
宋红玉是一家县城婚姻介绍所的老板，她做“红娘”已经十几年，但最近几年遭遇了困难。“难得很，越来越难。”过去她说两句好话，给男女搭上桥，对方就“好好谈”了，如今她再说什么都像石头扔进水里，不算数。宋玉红责怪现在“信息来源太广了，叫人野了心”。
根据民政部数据，湖北省2018年登记结婚43.7万对，登记离婚17.7万对，离婚与结婚的比率为40%，该比率在全国排名第12位，还只是中等水平。
举目望去，离婚
不难，至少一点也不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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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经济独立
在原本应当“男女各占半边天”的婚姻舆论市场中，今天的女性角色显得过分突出了一些，无论是晚婚，还是离婚，女性都承担着更大的舆论压力，和正在试图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陈雨是朋友眼中的“都市新女性”。研究生毕业之后，她任过教师，做过记者，当过导演，养猫，读诗，现在在上海生活。
“什么时候结的婚我还不知道呢，你就离婚了！”一个好朋友问她。
陈雨哈哈一笑，并不避讳。没有家暴，没有出轨，但她离婚了。陈雨说：“现在离婚不是很难的事情，而是多了一种选择。当人不想凑合过日子了，是可以选择离婚的。”
“前提是经济独立。”陈雨补充道。在她看来，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张离婚，是一种进步，传统的婚姻状况下，如果女人不想总是忍着，也想要自由，就一定会冲撞婚姻。
但陈雨始终没有告知老家的父母自己离婚的事情，也没有跟同事和后来的朋友分享过自己的离婚经历。她很清楚其中缘由，“离婚女性仍旧处在一种很不利的位置上”。
从陈雨的角度去看，我国社会对于女性离婚的观念已经分层了，至少有三种代表性的主体：远在老家的父母，以同事为代表的都市关系桎梏，以及自我。果断的离婚，和对离婚的隐瞒，是复杂社会意识在陈雨身上的矛盾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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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会对于女性离婚的舆论正在往宽容角度转变。
2018年，女星张雨绮在微博上高调公开与第二任丈夫袁巴元的离婚，几天后却被拍到与袁巴元同游的画面。张雨绮发微博解释此事：“一个单身女人是可以接受全世界男人的追求的，包括她的前夫。”并随后参加一档网络综艺节目《吐槽大会》，说道：“我看男人的眼光不行，但我自己很行。”
因为这种毫不在意的态度，张雨绮被网友们冠上了“社会我张姐”的称号，以彰显女性自由权利为“亮点”而圈粉不少。
过去的女性在婚姻关系当中，更多地以“依附者”的角色出现，但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经济的独立、权利意识的苏醒，以及社会男女比例所带来的外在选择优势，女性开始在婚姻关系中试图找到新的“平等”。
女性的“平等”诉求，确实正在洗刷掉很多不幸的婚姻，比如对家暴的承受能力降低，家庭琐事的分工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离婚作为一种撕毁契约的行为，仍旧带来了一些基层的麻烦。县城红娘宋玉红有一段“名言”，“一个坏媳妇儿害三代，上一代娘老子，下一代子女，都没有好日子过。”
宋玉红的描述也许没错，但事实上，没有女性生来就准备要做谁家的“好媳妇儿”，一种以生育为向导的传统婚姻观念正在瓦解，不可遏制。连农村的女人们都越发坚决，“就算流眼泪，也非要离婚。”
但离了之后呢？
陈雨们“出走”之后，心知肚明，一切都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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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微信巧遇
不再以生育为向导，而是以追求个人价值为新的目的，另一种新的婚姻观念正在形成。
而这种新的婚姻观念，脱胎于时代。
按图索骥，对国人婚姻观念影响最为重大和深远的事件，第一就是改革开放。
追溯到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曾有一波“老来叛逆”的离婚潮。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群体离婚率很高，且连续数年高于45岁以下的青壮年离婚率。一些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子女成年、成家立业之后选择离婚，逃离被组织安排的政策婚姻和凑合婚姻。
这一时期的离婚潮，是对“低质量、高温度”的传统婚姻的直接对抗，而其大背景，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婚姻政策松绑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其后，经济发展加速，人口流动加快，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这些影响，一一体现在结婚率和离婚率的曲线变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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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带来了劳动密集型经济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驱动女性也广泛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从而具有了相当的经济独立能力。经济独立为女性提供了婚姻自主的可能性，逐渐开始取消这一性别在婚姻中的弱势、依附地位，为“剩女帮”“女性自我”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而高企的人口流动率，则彻底破坏了中国的原有社会组织基础，现代人以一个孤独之身投身于城市生活之中，丧失了感情之外的来自宗族社会的婚姻束缚，在做选择的时候更加自我。
民政部近日公布的全国各省市离婚与结婚人数的比例中，东三省占据前排。“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东三省不相信婚姻”的背后，即是东三省人口外流严重的结构畸形的反映。
影响离婚率的第二大重要因素是2003年国务院修订《婚姻登记条例》，简化婚姻登记手续。从2003年直至今天，离婚人数连续16年递增。
在2003年之前，想要离婚的夫妻必须要由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介绍信，而2003年之后，只需双方自愿，带着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和离婚协议书，当天就可办理离婚手续。程序上的极度简化，让婚姻关系的缔结和解除变得更为简便和自由，也减少了外在环境的镇静和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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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婚姻观念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熟人型社交网络的崛起。
2011年起，我国结婚人数增长率开始下降，随后的2013年，结婚人数开始负增长，并连续5年下降至今。2011年，正是微信推出的第一年。
社交网络扩大了普通人的人际交往范围，将世界拉近，嵌入生活，以一种“拟态环境”的面目重塑了现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县城红娘宋玉红所言也许没错，“信息来源太广了，叫人野了心”，人的社交网络一旦扩大，对人的择偶观念和行动确实会产生影响。
但网络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差距，由互联网所塑造的“万事不严肃”的价值观被人们接受后，作用在现实生活之中，所带来的偏差让当下中国的婚姻状态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婚姻中的“自我”与“自私”的边界，变得十分难以把控。除了总体上“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离婚的越来越多”，在个体层面，个人化的婚姻特征也变得愈加明显。
陈雨告诉《南风窗》记者，她身边有非常幸福的90后夫妻，遇到问题会解决问题，明确表示不会离婚；也有离了三次还在结的80后，每次都觉得找到了真爱，但最后还是分开；甚至还有平静地经营着2个家庭的男性，两方的女人彼此平和，各自教子。开放与保守，道德与失格，在这个时代并行不悖且“相安无事”。
在同一片土壤中，结婚率和离婚率的曲线图里，潜藏着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幽深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