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稿】晋国史话·第一辑·小结
01
回顾晋文公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和际遇。他出生的时候，晋国刚刚结束了一场宗族相残的战争，一场新的惨剧也正在酝酿，整个国家乃至于放眼所及的天下，都处于一种极度的混乱之中。公室出身的他不可避免地被历史的潮流所影响，在名利场上各种明争暗斗的裹挟下，度过了充满坎坷与艰辛的童年。骊姬之乱爆发后，年仅十七岁的他又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了长达十九年寄人篱下、四处流浪的生活。他曾经历过饥饿困顿，体验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苦难生活，也曾遭受过无数的冷眼和嘲讽，遍尝世间的人情冷暖。
他没有天赋异禀，没有过人的才华，跟他的弟弟惠公比起来甚至还有些愚钝，在他的身上有很多我们寻常可见的缺点：他目光短浅，在做重大决策时，总是错漏百出；他缺乏担当精神，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只求明哲保身，不敢以身犯险；他优柔寡断，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总是因为思虑过多而错失良机；他贪图安逸，不管是狄国的风沙还是齐国的闹市，都能让他乐不思蜀；他为人固执，缺乏人们所欣赏的那份圆滑世故，从而让他四处碰壁；他胆小怯懦，在面临战争考验的时候，缺乏英雄人物应有的气概……
跟随在他身旁的武士和随臣，也都是一些极为普通的贵族子弟，与人才济济的惠公团队也根本无法同日而语。这其中不乏势利眼和投机客，他们跟随公子的唯一动力，就是想从公子可能的辉煌中分一杯羹，一旦发现公子的前程渺茫，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其决然的态度甚至都可以不顾惜公子的性命；也有本身就地位卑微的隶役，他们只求尽职尽责地完成每一项琐碎的工作，对于公子的前途乃至于自己的未来都毫不关心。
除此之外，这个团队中更多的，还是在国内没有继承权的余子，这些人不仅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学，反而满脑子都是一些道德主义的教条文章，与充满了利益纷争和勾心斗角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他们把前程和命运全都押在了一个落寞公子的身上，跟着他四处流浪，只为了追求一个无法企及的梦想。他们是没有根基的浮萍，是毫无远见的逐浪者，他们知道自己的理想所在，却不知该如何去实现。他们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在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取得的支持可谓少之又少。再加上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那些致命弱点，使得原本的支持者因为得不到回应而渐成一盘散沙，最终在残酷的斗争中被断送了性命，让他们脆弱的根基显得更加不堪一击。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样一个缺乏强力领导人和出色智囊的破落的流亡集团，注定会被岁月所抛弃，与众多被湮没的流亡团队合流，成为历史浪潮中的牺牲品。团队的首脑重耳，也会在无限的绝望中渐渐老去，会在碌碌无为而又充满了耻辱的余生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弟和他的子嗣们，坐拥着晋国锦绣的山河，带着晋国上下百万的贵族和平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在中原的疆土上挥斥方遒。或许多少年后，他就会带着这份耻辱和遗恨，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一个昏暗惨淡的角落中，寂寂无闻地结束如蝼蚁一般低贱又可耻的一生，从此湮没在历史的风霜中，再也没有人能够想起。
在理想与现实中挣扎，在失意与挫败中妥协，在落日的余晖中回顾曾经慷慨激昂的梦想和逝去的芳华，或许终将会成为我们大多数人的梦魇。每个人都曾有过凌云的壮志，都曾描绘过宏伟的蓝图，也都曾为之努力奋斗过、拼命坚持过，但并不是你努力过了，就一定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个世界最不缺乏的便是失败者，尽管不少的奋斗者都有着傲人的才华和不凡的勇气，有令人赞叹的诸多美德，付出了超出常人的艰辛、流下过令人心酸的血泪，却始终无法得到幸运女神的垂青。被历史所抛弃的人们，无法对命运的捉弄和嘲讽痛心疾首，只能在老之将至的时候，为自己过去的放浪和怠惰懊恼悔恨，然后尘归尘、土归土，将这一切的怨恨都化为尘埃。
02
与世间万千无法成就梦想的人们比起来，晋文公的一生虽然遭遇了太多的不幸，但却实在是幸运的。他出生在一个日渐茁壮的封建君主家庭，从一开始就能享受到了那个时代里普通人无法触及的贵族教育，拥有了大多数贵族从来都不敢觊觎的身份和地位。尽管他一再错失良机，可上天似乎总是垂青于他，依旧不厌其烦地把桂冠一次次地奉上，直到最后让他得偿所愿。
特别是他弟弟惠公在位的那几年，由于晋国内乱及地缘政治所造成的影响，在晋献公去世后得到了总爆发。晋国内部派系林立，互相之间争斗不止，朝野上下一片混乱；秦晋两国围绕河外走廊归属权而诱发的冲突，也在这个时候显现了出来，两国之间剑拔弩张，战局一触即发。更让惠公头疼的是，他刚刚即位没几年，就遭遇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天灾，给晋国的经济社会造成了持续的影响。这种种的不利因素，似乎都注定了惠公的国君之位，坐的不会太安稳。
此后的历史进程也的确是在朝着对重耳有利的方向发展，晋惠公为了树立威信凝聚人心，精心酝酿挑起了与秦国之间的战争。但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韩原之战不但未能让他得偿所愿，反而因为兵败被俘，彻底击碎了他的光荣与梦想，让他在无尽的压抑和内心的煎熬中英年早逝。惠公去世前后，他尚未成年的太子出了一系列的昏招，又将他苦心经营创造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破坏殆尽，国内国外人心思变，这就为重耳的复国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内外条件。
而在那个时候，先君献公的九个儿子，已只剩下重耳一人了。
就算是国内的贵族对这个流亡十九年的公子有再多的陌生感，就算是秦穆公对这个始终不肯出让利益的公子有多少的不满，他们都别无选择。正如介子推在黄河渡船上所说的那番话：所有的一切都是天注定的，谁也无法贪天之功。
晋文公的霸业之路也一样似乎都是命中注定。自文侯开始长达一百多年的开疆拓土，使得晋国在晋南地区脱颖而出，成为春秋初年的兼并大潮中的幸存者，为晋国的强盛打造了稳固的基础。表里山河的地理环境，扼守黄河上游崤函要道的区位优势，常年与戎狄杂处形成的多元文化和强悍的战斗力，种种的客观因素都使得晋国争夺霸权具备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入主中原对于晋国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所欠缺的或许只是一个时机而已。
晋献公和晋惠公都有参与中原事务的野心，为了能够尽早实现称霸的梦想，他们都曾进行过一系列疾厉的改革，也曾经在中原做出过一些试探性的举动，但碍于当时正是齐桓公霸业的巅峰，后来只能不了了之。但到晋文公回国的时候，晋国的内外矛盾经过十几年的释放，已经趋于和缓，与之相对的，东方列国要么是实力太过弱小，要么是无法解决内部的冲突正在内乱的边缘挣扎，局面可谓一片大好。恰好这个时候，中原地区沉寂了十几年的王子带之乱再次爆发，内部矛盾不断的楚国急于北上建功，为晋国冲击霸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晋文公登顶霸业巅峰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因此当你想要从晋文公的人生道路中，总结出那么几条成功学的经验、寻找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时，或许会大失所望。他的成功有太多运气的成分，即便他什么都不做，幸运似乎还是会降临在他的头上；只要他活的够久，总有一天会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把一众苦逼的奋斗者远远地甩在身后。见惯了“被同龄人抛弃”论调的我们，在听到这样一个结论之后，似乎是又看到了金三少爷憨厚的微笑，不由得虎躯为之一震，内心再次受到了十万次暴击。
不过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站在晋文公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一番的话，或许可以引用一些烂俗的话语来为其作注解，比如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成功靠的是1%的天分加99%的汗水。同样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其最终的命运也千差万别，国君之位毕竟只有一个，一旦错过了想要重新夺回来，往往意味着要付出惊人的代价。对晋文公来说更是如此，在与晋惠公的竞争中失败后，想要重新获取君位的可能就变得极其渺茫，他用半生的时间拼尽全力对赌的，不过是一个毫无胜算的小概率事件。
在漫长而艰险的旅途中，在阴冷而漆黑的深夜里，晋文公恐怕也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经历：他仰望星空，哀叹命运的不公，痛骂人心的狡诈，感念人间的冷暖，倾诉满腹的苦衷。多少次想要放弃努力，在异国他乡做一个了无牵挂的寓公，从此富贵于我如浮云；多少次想要放低姿态，与那些有实力帮助自己的人做利益交换，早日结束这颠沛流离的生活；又有多少次他厌倦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挣扎，不再去想涤荡这浑浊的人世，让一切的理想与信念都随风飘散……
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当他们看到希望渺茫，便早早地就放弃了努力，生生地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每天走着相同的路，说着同样的话，做着重复的事，在余生漫长的岁月里，过着一种一眼就能看透的、千篇一律的生活。用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说：有的人三十岁就死了，却等到八十岁才埋。就如同一具毫无生气的行尸走肉，眼睛里流露出的只有麻木和绝望；如同一块山顶滚下的落石，任由草木和山石左右他前行的方向；如同一只断线的风筝、一艘没有舵手的航船，随风飘摇、随波逐流，漫无目的地走向不知名的远方。
也有人并没有放弃努力，但当他们看过了太多的小人得志，内心的信念便开始动摇了。他不再坚守原则，开始向流俗妥协，向邪恶靠近，为了寻求成功的捷径，心甘情愿地把灵魂卖给了恶魔，渐渐把自己活成了年轻时最讨厌的样子。即便是最后成功了，却早已偏离了最初的航向，在此后的岁月里，要么为曾经犯过的错忏悔不已，要么就是要用更多的错误来填补过去的原罪。
从统计意义上讲，任何小概率的事件只要经过大量的重复，最终就必然会发生。晋文公虽然没有读过太多的书，没有听过许多的大道理，但他却懂得坚持的真谛，让他从容地过好了短暂的一生。也就是说，他的成功并没有任何讨巧之处，不过是给自己确立一个梦想，然后持之以恒地坚持罢了。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长达十九年的坚守，没有对于梦想至死不渝的信念，没有四处碰壁历经磨难的不断尝试，或许他们早已埋骨于漫漫的黄沙，亦或者被人们遗忘了，又怎么会有最后梦想终于实现的那一天？
这些事例如果说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成功有时靠的并不是投机取巧，也不是不择手段的勾心斗角，恰恰是在最为普通的工作情境下，通过不懈的努力，显露出人生的光辉。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在这个智商普遍过剩的时代，走心或许就是唯一的技巧。所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谩骂世间的种种不公，倒不如坚定一个梦想，然后脚踏实地地去不断试错，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这才是晋文公故事的真正意涵所在。
03
我们常说人生苦短，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可以挥霍？在晋文公短短四十余年的人生旅程中，用将近半生的时间做代价，用整个青春年华做赌注，去坚守一个在旁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信念，去追寻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付出的代价显然太大了。
这样的成本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的起，毕竟成功只属于少数的幸运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坚守理想和原则不仅不能带来任何利益，甚至因为一再的坚守，会让你失去很多机会，让你生活变得困窘，让你的身边徒增了多许的白眼和冷嘲热讽，让你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让你在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中变成一个笑柄。
历史大势滚滚向前，最不缺乏的就是随波逐流的助推者，尽管我们一再强调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具备的正面价值，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对理想主义者的坚持和努力视而不见。与随波逐流的人们比起来，理想主义者的处境显然更加艰难，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顶住更大的压力，同时也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更需要有一种“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韧劲，和“任它惊涛拍岸，我自巍然不动”的定力。
理想总是虚无缥缈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里，人人都在制造和贩卖焦虑感。苦读十年寒窗比不过家传的一亩三分地，负重前行比不过秀场上的戏谑博位，那些短平快的方法让一切的深耕勤勉都变得毫无价值，生活的巨大压力和现实挫败感让那些本就脆弱的理想更容易被击碎。人们都习惯戒掉了理想而在现实中挣扎，习惯了放弃原则与世俗同流，绞尽脑汁去寻求不可触摸的安全感。殊不知强行寻求认同感的做法，并不能减轻人们的焦虑，只会让人陷入到一个循环反馈的怪圈中无法自拔，最终彻底迷失在无限的焦躁之中。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当你不去追求那些世俗的功利，不去迎合他人所设定的评判标准，不被旁人所营造的焦虑所绑架，而是按照自己的设计去经营自己的人生，排除万难去做好一件想要做的事时，终究会别有一番天地。但问题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的鸡汤度过一生，生活不仅仅有诗和远方，更多的还是眼前的苟且。古人也常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一个人每月的收入只能勉强糊口根本无法为未来打算时，当一个人每天面对着高昂的房价望洋兴叹时，当一个人有幸步入了房奴的行列被生活的各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所有的高尚的道德和远大的理想便都成了空谈。
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将道德的作用无限扩大，特别是在鸡汤横行的当下，通过带有感情色彩的褒贬去评价周遭的人或事便成了习惯做法。在口水横飞的舆论场上，总会看到一副道德沦丧的黑暗场景，以至于让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除了自己身边的那些人之外，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禽兽寻欢的乐园。这样的场景与孔夫子所看到的景象是何其的相似，自从孔夫子开始呼吁道德的回归开始，人们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努力，可最终的结果却是，人们呼唤了两千年，却始终没有见到返璞归真的纯真社会，反而是世风日下，人心越来越不古了。
倒是老子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所谓“不尚贤，使民不争”，之所以会出现道德沦丧的黑暗场景，还是由于人们太过于推崇道德的作用，反而忽略了导致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道德能够起到作用的场景非常有限，一旦我们离开了熟人社会，进入了一个广阔的大社会之中，道德的约束力便会失效。
道德本身并不邪恶，但与有着明确条文的法律不同，道德永远都不会存在统一的标准，同样的一件事，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间看来，其评价也会不同。而在日常的社会活动中，人们的道德感性总是先于道德理性，这就使得对于道德的过分追求，往往只会制造虚伪而不是带来真性情，使得道德很容易就会演变成人们之间互相吹捧的工具，逃避责任的借口，掩盖无能的遮羞布，使得整个社会在严苛的道德体系下，变成一个偏执而缺乏宽容的世界。
当这个世界越来越难以理解的时候，仅仅是谩骂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仅仅是讽刺“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仅仅是在感叹“笑贫不笑娼”的同时痛骂他人的长袖善舞奴颜婢膝，显然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可问题又来了：如果不寄希望于道德，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我们又该如何自处呢？难道要像老子所说的那样，让整个社会倒退回小国寡民的状态，让所有人都回归到鸡犬相闻的熟人社会？这种想法显然太过消极，在事实层面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来说，想要理顺这个时代的病症就不能消极回避，必须要直面冲突，对社会万象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对潜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层次原因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提出有力的解决方案。
对于晋文公来说，上帝在给他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给他打开了一扇窗子：在流亡期间，他曾寄居狄国，长期与游牧部族近距离接触，让他对北方部族的生产方式、生活状况、制度文化等要素有了全盘的掌握，从而对华夷之间的冲突有了新的认识。他曾周游列国，亲眼目睹了东方各国混乱的政局，以及他们正在进行的蜕变，从而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分析各国制度的利弊。流亡者的身份也使他被动地站在一个异姓大夫的视角上区体察社会万象，设身处地地体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对国家内部产生矛盾的根源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与此同时，在国内缺乏支持者的窘迫，也迫使他不得不以公正的姿态和超然的立场去协调各方利益。
正是这种种的遭遇，让晋文公体悟到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并以此为契机，在回国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对公平的制度安排。这套制度明确了不同等级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使得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贵族，都能够在既定规则内展开竞争，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实现阶层跃迁，将人们从阶层固化的恐慌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将君卿之间迫在眉睫的恶性冲突，转化为大夫之间的良性竞争，也让晋国从混乱无序的黑暗森林中走了出来，进而为晋国走出大山称霸中原构筑了稳固的内部环境。
从这个角度上讲，晋文公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励志的楷模，更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构建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作为，才使得晋文公与其他的君主比起来显得更加与众不同，才真正当得起一个伟大君主、霸主的称号。
任何的制度设计都绝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的改革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凭空创造出来的，晋文公不是什么天才的总设计师，他的这一系列创制有其生发的土壤，是根据时代的病症开出一个药方。为了搞清楚春秋早期社会纷乱的根源，我们还需要回到最初产生问题的时刻，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04
春秋早期的中原大地就像是一个丛林社会，在这个被孔夫子痛心疾首地形容为“礼崩乐坏、纲纪不存”的混乱时代里，以臣弑君、以子弑父的人间惨剧屡见不鲜。孔夫子敏锐地觉察到，天下之所以会陷入混乱，归根结底是权威的缺席和规则的缺位，于是便寄希望于重塑天子权威来恢复秩序。但以宗法为纽带的周礼秩序，是一个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不稳定结构，其底层的结构一旦崩坏就很难重建，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制度的崩坏总有其内在的逻辑，宗法秩序的崩坏，实际上早在周公制礼作乐时就埋下了伏笔。我们知道周王朝的建立，用儒家的话语来说，是以下克上、以臣弑君的结果——本是商王朝属国的周部族趁着淮夷兴风作浪的机会，一举灭掉了商朝并取而代之，实现了华丽转身。但当周部族的首领变成了周天子，他们过去的创业故事就变成了前车之鉴，特别是在经历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之后，防患于未然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就成了周王朝执政者心中的基本方略。因此在西周二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内，在周天子中央权威和礼乐制度的约束下，诸侯国的规模都十分有限。比如在晋国周边不出百里的区域内，就密密匝匝地分布着十几个大小不等的诸侯国，每个诸侯国统治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与我们今天的一个乡镇不会相差太多。
这种小国寡民的状态是十分和谐的。我们可以想见，当一个国家的体量仅维持在一个乡镇的状态时，人们很容易就会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到了丰收的季节，所有人都会一起庆祝，有了外敌入侵，所有人都会拿起武器一起战斗。在这样的国家里，上至国君、下至庶民所拥有的的财富差距也不会太悬殊，特别是在周礼秩序的维系下，地位较高的人比其他人多那么一亩三分地，也没有谁会眼红去说闲话。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相识，国人就是郊外田野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国君就是在村口大槐树下叼着烟斗的老村长，放羊牧马的人们在赶着牲口回家的时候，或许还会特意到国君的门前溜溜弯聊一些家长里短。人与人之间免不了会有些磕磕绊绊，通常情况下也不过是拌拌嘴抬抬杠，如果实在是冲突双方的火气太大动了手，到了国君面前一样能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化解。
但美好的时光总是太短暂，生活中的小确幸太容易被外力干扰，这种如田园牧歌式的恬静生活在气候的剧烈变化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于是很快人们就发现变天了，粮食开始歉收了，北方的戎狄也如潮水般涌来。原本仰仗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如今也如丧家犬一般东奔西跑疲于应对。人们只好自发地组织起来，与周边的村落国家一起结成联盟，共同保卫自己的家园，守护辛苦耕耘的成果。
这场气候的剧变激发了人们的自觉意识，但也无声地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开启了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天灾人祸的接连打击之下，天子的权威渐渐丧失，直到骊山的烽火彻底摧毁了天子身上的光环。与此同时，在与戎狄的斗争中也产生了一大批的野心家，他们不再满足于小国寡民的状态，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叼着烟斗的老村长，为了更加有效地动员地区的力量抗击外敌，也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兼并周边的国家，从而建立一个稳固的区域性政治实体，一场持续百年的混乱开始了。
当气候转暖丰沛的雨季再次来临的时候，卸下戎装的人们却恍然间发现从前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巨无霸一样的国家。国土面积的急剧扩张和人口的暴增，使得国内民众间的亲和感迅速降低，传统熟人社会被由陌生人组成的大社会所取代。国君对于普通人来说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国君的地位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公子公孙对于君位的觊觎也变得越来越无法掩饰，一场又一场的内乱开始频繁上演。
国家规模扩大带来的另外一个效应便是贫富分化的出现，由于各阶层的贵族在军事征服过程中的表现不一，其获得的封地面积也异常悬殊。对于那些功勋卓著的大夫，国君经常会把新征服的国家打包进行封赏，而贡献不那么突出的贵族，则要么费尽心思讨到一两个邑沾沾喜气，要么就是要守着祖上留下的一亩三分地勉强度日。同样是共享清贫的公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出现了有人富可敌国、有人披头跣足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流转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被逐渐放大，渐渐呈现出阶层固化的特征，不可避免地就激发了人们的不平衡心理，浮躁和焦虑的气息开始在整个中原蔓延。
国际社会的弱肉强食，诸侯内部的勾心斗角，构成了春秋早期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这种由于秩序崩坏和权威丧失带来的混乱，将所有人都裹挟其中，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家族可以置身事外。人类天然就有追求秩序的本能，旧的秩序崩塌了，就需要建立新的秩序，但新秩序的出现并不是天然就能成型，需要人们根据过往的经验进行探索和试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齐桓公的九合诸侯和晋献公的冷血嗜杀，晋文公的执守信义与晋惠公的狠辣反复，这一正一邪看似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其实质都是在为春秋早期的混乱寻求解决之道。
有鉴于诸侯内乱的起因，大都是以诸公子夺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早期人们都想当然地把群公子当成了祸乱的源头。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各国都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策略，这些策略应用的程度或深或浅，但大体都是和晋献公的思路一致的。比如深受公族争位危害的郑国，在郑文公主政期间，便也上演了一出驱杀诸子的惨剧。与郑国相邻的宋国，在后来宋昭公主政期间，也曾试图消除公族的威胁，但由于公族的反弹未能成功。
晋国所面临的困境与东方各国并无相异之处，但由于晋国与戎狄相邻，沾染了一些戎狄的习性，且晋国在西周晚期气候变化造成的连锁反应中，受到的冲击也最为剧烈，这些条件使得同样的冲突到了晋国往往会走向极端。东方列国公族夺嫡的事件虽也屡见不鲜，但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这种冲突演变成曲沃代翼这样的七十年内战。东方列国针对公族问题也采取了一些反制手段，却没有哪个国家能制造出聚邑之围和骊姬之乱这样的恶性事件，并将“国无公族”制度严格彻底地执行下去的。
晋献公的这些政策，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可以算得上是解决纠纷的一剂猛药。但越是超出常规的猛药，其副作用也就越明显：从近处说，是造成了晋国“五世昏乱”的危机，险些让勃兴的晋国走向灭亡；从远处说，则是为异姓卿的崛起，乃至于三家分晋奠定了制度的基础——但这些，显然不是晋献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能预料到的。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晋献公的重拳铁腕，还是晋惠公的雷霆手段，都没能切中问题的要害，反而是把冲突的根源掩盖了起来，以至于新问题加上老问题，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05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许多需要我们权衡的时刻，很多时候，这种选择会将我们拖入一种类似于电车困境的两难境地。对于晋文公来说，在里克之乱爆发后，他所面临的困境可以简化为一个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两难选择：如果选择程序正义，就只能放弃眼前的利益，也同时放弃自身的责任，放任国家在弟弟的折腾下，或高歌猛进，或混乱衰弱；如果选择实质正义，铁肩担道义化解当下的危机，就意味着他要舍弃自身的道德准则，跟自己的弟弟去拼下限，并且要随时准备承担失败的风险。
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人们往往会更倾向于程序正义。就如辛普森杀妻案所展示的那样，没有程序正义，就算是能够在一时惩治邪恶，也会无形中为公权力的任性开了一个后门，从而在此后的法律实践中，丧失对个人权利的基本保护。为了普遍正义的实现，人们不得不选择牺牲掉为死者伸张正义的机会，尽管这种选择从严格意义上讲也是不道德的，但却是追求最大正义所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既然追求正义需要付出成本，这也就意味着追求程序正义的准则，并不是随时随地都适用。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中，实际上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这样的图景。在以黑暗森林法则为基础的宇宙社会中，在保障个人权力与追求人类最终福祉这样的一个极端场景下，纯粹的程序正义并不总是有益的，有时甚至会葬送人类的共同命运。前些年大热的灾难电影《2012》，也是试图在这样的一个极端场景下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电影为展现主人公的大爱精神，设置了种种的冲突情景，然而无论是其感情倾诉还是道德说教，终究让人感觉有些苍白。即便是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下，程序正义并不意味着绝对正义，也极有可能会被人利用，以达成非正义的目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面对两难困境进行抉择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关乎大多数人利益的重大决策的出台，往往会牺牲一部分人的福利，以补偿其他人的利益。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人们所制定的一系列准则，实际上都是妥协的产物，所有人都必须要让渡一部分的权利，以达成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长治久安。
如果再回到公元前651年（晋献公二十六年）的历史情境下，站在晋文公和晋惠公的角度，我们也很难说哪种选择是绝对正确的。尽管他们表现迥异，可他们所面临的境况、所要解决的问题却并无二致，对内是国君与大夫、大夫与大夫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对外是秦晋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无论他们对秦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秦晋之间的冲突也迟早要有个结果；不论他们对内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卿大夫与国君之间的权力失衡也总是难以避免的。
晋惠公与他们的父亲晋献公一样，都是行事狠辣、不循常理的鹰派人物，他们善于采取短平快的办法，在短期内迅速平息纠纷，为了达成目标，不惜采取冷血杀戮的手段。他们的这些做法具有很高的效率，但与金融投资中高收益总是与高风险相伴而生一样，高效率往往也意味着安全性的降低。晋惠公在处理秦晋矛盾时的急功近利，让他偷鸡不成蚀把米，就是最好的例证。
与晋惠公的高风险偏好不同，晋文公属于是稳健型投资者。在处理与秦国关系时，他从来不会轻许诺言，也不会轻挑衅端，而是谨慎地用绥靖政策处理两国冲突，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主张与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在九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也始终坚持这项基本原则，尽量淡化争议的焦点，用尽各种宣传手法来维系两国貌合神离的状态。即便是在两国联合伐郑期间秦穆公阵前背盟，他也不愿意撕破脸皮，而是选择了克制和隐忍，力图通过长期的实力消长暗中与秦国角力。
在国内政策方面，尽管他并没有追求程序正义和进行制度革新的自觉性，但由于其对道德准则的坚守，以及在周游列国过程中产生的认知，让他无意中促成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从而将这个选择与晋惠公的作为区别开来。
06
晋文公回国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国内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而这种形势的内在原因——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实际上是贫富分化和阶层趋于固化造成的。但对于如何破解难题，由于缺乏先例，当时的社会上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在人们有限的认知范围内，便想当然地认为只有恢复周礼秩序才能解决问题。
但周礼适用的场景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旦脱离了小国寡民的状态，其作用便很有限了。晋文公深知此理，但因为自身根基太浅众怒难犯，便只好摆出一碗水端平的姿态，刻意淡化因功受赏的色彩，在任用官职的过程中特意向与国君亲缘关系较近的公族倾斜，以稳定中下层贵族的情绪。但由于晋国国内收容了大量的异姓贵族（包括外来的姬姓贵族）——比如祁姓士氏、嬴姓赵氏、姬姓荀氏和魏氏——这些族群在过去几十年间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有些还曾追随他千里奔波，立下过汗马功劳，如果不进行抚慰，显然会让这些人寒了心，对于国君的统治是很不利的。
在周礼的框架内平衡公族和异姓贵族之间的利益，着实是一件很让人犯难的事情。不过这种问题终究还是难不倒我们英明神武的晋文公同志，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分离神权与政权的方案，用更接近于神权的传统近官系统吸纳公族，同时创制了一套独立于旧官系统三军六卿体制，让国内的贵族不论亲疏远近，都能够在新的体制下同台竞技。
这种“旧官看亲缘、新制看军功”、类似于“一国两制”的办法，既维护了守旧派的情绪，保证了公族和大贵族的既得利益，也延续了国无公族制度，为异姓贵族的晋升和底层贵族实现阶层跃迁提供了畅通渠道，在对国人形成强烈激励的同时，也成功地化解了旁系亲族与异姓贵族不能等量齐观的世界性难题。
除此之外，在春秋初期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传统的国家机器无法对如此大规模的土地进行管理，使得过去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也开始衰败。旧的制度衰败了，但新的制度却一直未能确立，给各国内部管理特别是国家财政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也为内君卿大夫之间冲突埋下了祸根。晋文公回国后，为了重建秩序，干脆废弃了井田，仿照诸侯向天子纳贡的办法，在晋惠公“作爰田”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确立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以确定的秩序规范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隐患。
尽管这些制度设计有诸多不完备之处，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没有做好预判，对世俗政权的卿制逆袭超越神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但至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算是对各方都有利的一个最佳解决方案。这套半成文的法典，打破了一直以来没有明文规范的习惯法，是春秋历史上第一次从官方的角度，对国内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使得晋国从城邦制的国家形态向行政自觉的国家形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被庐之法也基本上奠定了此后几百年的制度基础，此后的历次法制改革，都是在这套法令的基础上或左或右地做一些微调。因此这项改革对于晋国的意义，不亚于周公制礼作乐对于周朝的意义，是一项具有宪制改革高度的制度设计。
从空间维度上讲，被庐之法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一国一地。这套以周礼为准绳，以“国无公族”制度和“三军六卿”体制为基础的竞争机制，已经具备了“军功爵制”的雏形，极大地激发了国内贵族的积极性，使得晋国摆脱了过去郑、齐等国一霸而衰的固有模式，展现出了巨大的制度优势。晋文公通过一整套的组合拳，着实提高了国家竞争力，为国家的强盛提供了范例，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法家思想，更是为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成型与法家思想的兴盛创造了条件。他的这些制度成果，显然要比他所达成的霸业要重要的多，与晋国的历代先君，乃至于跟与之比肩的齐桓公比起来，当其他人只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下，单纯追求个人功业时，晋文公却在按照他的理想规划一个新时代，这样的创举显然更加伟大，更值得人们去景仰和追索。
07
与国内的矛盾比起来，国际上的乱象显然更加纷繁复杂，并非是一人一国就可以扭转的。晋文公可以运用各种改革措施创制各种政策工具，使得晋国摆脱混乱无序的局面，但却没有办法让列国都听命于自己，从而成就自己的霸主伟业。换句话说，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一种政治秩序的出现都需要有其存在的土壤，如果国际上没有这样的需求，再完美的秩序也很难通过一厢情愿的热情被凭空构建出来。为了搞清楚霸主出现的内在逻辑，我们还需要回到时间的起点，从历史深处探寻其形成的脉络。
我们知道，中国之所以在文明发源初期就出现了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形成了“天下共主”这样一个类似于中央政府的特殊形态，一般来说与黄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而黄河又是一个喜怒无常的母亲河，在气候温暖湿润的远古时期，黄河经常会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面目出现，从而将中原大地的千里沃野，变成自己奔流的河道，给生存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为了共同抵制水患，当时的各个部族便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对黄河进行治理。在治水的过程中，渐渐会有人掌握了各部族的人力和资源，形成一个具有强大控制力的超级部族，从而诞生了我们认知中的第一个王朝——夏。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虽然经历了商代夏，周代商的重大革命，各王朝内部也经常会出现权力更迭，但中原的政治秩序却大致确认了下来，并最终为周王朝所继承。
在这种权力分布不均衡的政治体制之下，居于中心地位的王朝为了稳固统治，往往会进行一些变革手段，以使得周边的国家能始终对自己保持忠诚，最终确保自己地位的绝对稳固。这些变革中又以周公改制影响最为深刻，周王朝通过制礼作乐封建诸侯的办法，用条条框框的规定，限制地方诸侯的思维，从而达到稳固王室地位的最终目的。
可现实就是如此吊诡，你越是害怕什么，这件事情就越是容易发生，在礼乐秩序支撑之下的天下体系，仅仅维持了二百多年就崩塌了。由于核心权威的缺位，原本被天子压制得不到发展的诸侯，纷纷脱离王室的控制，开始兼并周边的国家，进而在几个地理上相对封闭的文化地域内，形成了一批远超西周时期国家规模的超级诸侯国。然而这一切都还只是刚刚开始，那些业已成为超级诸侯的国家，也并不能安然坐享大国的红利，反而要时刻警醒以免被其他的列强吞并，更加重了国际间的信任危机。
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使得中原文明对抗外来文化入侵的免疫力显著降低，为外部势力的兴盛提供了机遇。自西周末年兴起的戎狄危机，趁着中原内乱又持续发展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到齐桓公称霸时期又出现了一次小高峰。在那场蔓延到整个中原的危机中，北方的戎狄横扫中原，一度导致了卫国的灭亡；一直闷声发大财的楚国也借机统一了南方，北上征服了陈、蔡和郑国，对中原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
局势的窘迫引发了中原诸侯的集体危机，而这种危机感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的焦虑感和忧患意识，因为南北交侵如果从深层次来讲，不仅仅是单纯的武力征服，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北狄的文化特性究竟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只要对比历史上曾盘踞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进行脑补，便可窥知其与中原讲究的礼乐文化的显著差异。而与相对弱势的游牧文化比起来，南方的楚文化则更具有系统性，其与中原文化的差异可以说自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便已经显现了出来，在独立发展了上千年之后，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原文明的冲击显然更加激烈。
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危机时刻，为了抵制异种文化的入侵，挽救华夏文明于倒悬，人们都迫切地希望能够有一个强权来结束纷乱动荡的黑暗森林，重新整合起各国的力量，建立一个有别于天子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喊出“兴灭国、继绝世”的口号，可以说正当其时。也就是说，霸主秩序实际上是人们经过近一百年的探索，最终得到的一个替代性解决方案，是国际社会综合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人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的。
这意味着霸主地位的获得不仅仅是一种荣耀，更是要肩负起原本应该由天子履行的职责。这其中包含有三个要点：其一是消除各国内部隐患，防止杀父弑君的故事重演；其二是定纷止争，维护中原和平局面，禁止以大侵小，维持各国的祭祀不致断绝；其三便是带领诸侯共同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统领黄河沿岸各方势力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
就拿齐桓公来说，他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形成了“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的宣言，并身体力行地完成联军伐楚和“存邢、救卫、安鲁”的三大功业，这些都是其履行霸主职责的具体体现。
除此之外，生产力条件的限制，青铜原料稀缺的特性，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等等，都是影响中原政治秩序形成的因素，即便是站在今天的视角上，我们也很难完全掌握。但总而言之，霸主秩序的出现，是中原地缘政治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无论是齐桓公还是晋文公，亦或是如秦穆公、宋襄公那样试图挑战霸权却惨淡收场的君主，都必须要依照其运行规则来行事，没有谁能够抛弃职责而独享荣耀。
08
提到春秋历史，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春秋五霸”这样一个笼统的说法，可对于“春秋五霸”具体所指何人，历来却众说纷纭，总是让试图去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找不到头绪。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早使用“春秋五霸”这种提法的人，或许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虚指的概念提出的，因此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给出具体的定义和标准。但后来的人们不解其意，便根据自己的判断去生搬硬套，最终制造出了无数个不尽相同的版本。不过若是我们对这众多的版本进行分析的话，这其中大多数的说法都并无明确的标准，甚至有些版本选人的标准甚至是自相冲突的。
事实上通过上一节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霸主”或者称“伯主”是一个有着鲜明文化烙印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本来内涵仅限于中原内部，其本身是中原文化圈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为了应对文化冲击而塑造出来的诸侯领袖，并不完全依赖于诸侯所取得的武功。如果我们一定要给“霸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的话，就应该是：在中原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内部产生的，经周天子授权，代替天子统领华夏诸侯，行使礼乐征伐的职责，维护中原礼乐秩序，抵制异种文化入侵的诸侯领袖。
从这个定义出发，在认定一个人是否是“霸主”时，就需要看他同时符合以上的几个条件。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认为的春秋五霸，就能有一个鲜明的判断标准。首先是在中原体系之外的君主，如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他们本身便是异种文化的代表，属于是中原霸主抵制的对象，特别是楚国在整个春秋时期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以文化渗透为目的的搅局者，而不是争霸战争的参与者，应该首先被排除出去。中原文化圈内的有力竞争者如秦穆公、宋襄公，以及后来的齐景公，虽然有称霸之志且曾为这个理想奋斗过，但他们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其所在的局部区域，不具备代替天子行礼乐征伐之实，显然也不具备成为霸主的条件。因此真正能称得上霸主的人选，便只能在齐桓公时期的齐国和晋文公以后、晋悼公之前的晋国中选择，如果非要追究到具体个人来套用春秋五霸的说法的话，那也只能是：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
在这样一个队列中，晋国占到了四个席位，这与晋国在春秋中期的表现是相吻合的。这种队列再结合上南北对立与融合的主线，更有助于人们去对春秋时期的历史进行梳理，这也是本书下一辑内容的主要线索之一。
话说回来，晋文公之所以能实现进阶，成为中原霸主，也正是顺应了这个趋势的结果。人们常说，一个人的成功，与其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更多的还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对于晋文公来说更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九年时间里创造出如此辉煌的业绩，固然有其努力的成果，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他所做出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顺应历史的潮流做了该做的事。因此与其说是他创造了历史，倒不如说历史选择了他这样一个幸运儿。
这与如今人们惯用的那句话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这样一个论调总是让人感到无限懊恼，人人都能认识到努力的价值，但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合适的时间节点，恰如其分地站在风口上。即便是那头乘风飞翔的猪，也很有可能在得意忘形的时候突然忘记了风的力量，从而偏离了轨道从高空跌落，这也正是古人时常吟诵“人生无常”的原因所在。
自古以来，任何的组织、任何的个人，似乎都无法摆脱历史给他设定的框架。尽管我们不相信命运，但却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是非成败往往是在受一种看不到的力量在操控，这种力量或许是一种历史的潮流，也或许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又或者只是一种偶然性。
晋文公终究还是未能逃脱自身的局限性，在他走上人生快车道、获取了一连串的荣耀的同时，命运也如嘲弄一般为他设置了不少的阻力，最后还是让他的改革半途而废了。这项未完成的改革，伴随着社会变革的滚滚潮流，助推着晋国走向了历史的巅峰，但与此同时也加速了礼崩乐坏在晋国的发展进程，为君主权威的丧失，乃至于晋国盛极而衰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