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勇||城市秩序的日常生活化
居住地从东山迁往伍家岗。
从“山民”演变为“岗民”，不知道是进步还是退步了。
不过，“一同一异”格外清晰。“一同”，相对于“特大城市”宜昌的城市核心而言，都属城市边缘区。“一异”，相对于往返交通工具，乘坐公交车的概率远远大于自驾车。
早上六点四十起床，七点准时出发，奔赴第一趟始发公交车——“通勤一号”。
日复一日。习惯，抑或也是日常。
直到有一天，阅读英国约翰·伦尼·肖特的《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内有插图３3.2（来源：乔安妮·奥布赖恩）：走下地铁的数名男士，西装革履，手提、挽、夹各色各式公文包，匆忙、紧张、焦虑、自信、忧郁……插图提示内容——伦敦的通勤者：工作日的清晨，他们从郊区来到市中区。截止2016年，伦敦通勤带的人数达到1443.18万人。
我不知道“特大城市”宜昌有无名片意义的通勤带？又有多少通勤人？但似乎真实地闯入“通勤”的意义——日复一日的固定的往返模式，已经浓缩成为文字符号：通勤——书写着从家中前往工作地点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都市化进程的缩影，工业化的激剧扩张，市郊的设立成为必然，市中心与边缘郊区之间往来上班的模式，衍生出了一个通勤地带……
“通勤一号”，改变着我的日常生活。与其它公交车类比，具备“压缩时空”的优势——因缩减停靠点而节省了一半的时间，特别是在炎炎的夏热里，我爱上了跨入公交车内的初始清凉体验感。我实在无法忍受曝晒在水泥广场地上的自驾车内的热能，尽管它可以让我这个文科生真实地体悟熵的含义。
郁郁葱葱的沿江绿色带上歌舞升平的印象，匆匆飘窗而过。尽管车内人影绰绰，但空气却也清凉，并无多少异味。思绪拉出2008年宜昌争创国家卫生城市时公交车内禁吃早餐的画面：每一个公交站台，固定地站有两名头戴小红帽、臂挽绣章的劝导志愿者，散发彩色宣传海报，遇有手提各色早餐的匆色男女，劝诫、阻拦、拉扯、推搡、争吵、报警……公交车厢内，各式宣传标语和有声广播……每当不服劝导的人手提早点挤上车时，亦如过街老鼠，遭受白眼、指责、讽骂甚至驱赶，仿佛置身在一场有声有色的人海战中，其声势，不亚于现如今如火如荼的歌舞升平景观。
日复一日。日常秩序，时间久了，也就成了习惯；生活习惯，规范好了，也就成了文明；文明行为，传承好了，也就成了文化。昼与夜、饥与饱、睡与醒，周期性循环更替存在，城市形象之一的公交车，帮助支撑着日常生活的连续性，“通勤一号”的直线，正在主导着我“上班－周末”的周期性循环。
生活，也因为其周期性循环而日常化，起来越多的行为过程抑或意识流动，逐渐浓缩成为特定意义的符号。宜昌市公交车的文明进程，浓缩了我进城二十年的通勤历程，亦或是宜昌市公交车秩序日常渐进的缩影，亦或是宜昌市交通秩序的文明渐进过程。
尼绒绳，儿时乡野跳绳欢快的道具，成为我2000年初进宜昌城区时的一道交通标识。山城的独特性在于，主干道上开叉的人行通道多如牛毛，在每个人行通道的两边，站立着头戴小红帽、手握尼绒绳头的少男少女或是老头老妪——交通管理志愿者们，天晴下雨、白天晚上，紧握绳头的手，一紧一松，左右着、干预着过往行人的日常通行。志愿者们的站姿、绳的松紧，犹如宗教信仰的过程仪式感，替代了交通秩序管制的无声的日常话语：绳松——请通行，绳紧——请止步……
在仪式感里，突然发现，我的日常生活借给了戏剧创作。这种借的感觉，让我忘记了很多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它让历史的记忆陷入模糊性，掩盖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领导和下属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社会关系，而唯一清醒的，是戏剧区别于现实的诸多场境符号，亦如京剧，唯有唱腔、脸谱和砌末，与世不同，其唱词内容，却是翻版的日常生活现实。当我回到人行道的场境里的那一时刻，深刻地感受到：无论身份高低，无论财富多少，一根纤细的尼绒绳，刻印出了彰显秩序公平的符号……
曾几何时，交通秩序管制的日常道具——尼绒绳，一夜之间消失了，被红绿灯——电器化覆盖：道具的灭失是加速的，城市居民的日常行为的转换却是缓慢的，因为道具——尼绒绳蕴含着人的权力控制影子，而红绿灯则实实在在地成为秩序权力的冰冷的标识性符号，一个简单的日常异化，正在中断着日常生活的连续性，此时很难分清，我是机械奴还是秩序奴……交通秩序管理者蓦然发现，城市居民的眼里很难发现人行道两端和叉口中端的红绿灯变化，将没有尼绒绳阻碍的空间，默认为“绳松——请通行”，口哨执勤应运而生，口哨与红绿灯并行，成为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留存的记忆，似乎不是历史的细节画面，不是违反交通秩序而发生的流血事故、死亡频率，而是口哨这个词语，而且口哨本身仿佛没有口哨声的印象深刻。
似乎，当“红灯停、绿灯谨慎行”已经成为当下城市居民自觉行为时，延续的文明交通秩序，掩盖了曾经不规范承载的浓郁的感伤色彩，也掩盖了城市人通行秩序文明进步的过程，留下来的，似乎唯有行走的城市居民眼中秩序井然的道道风景，还有观察者手中分析报告、领导者口中总结的各项数据……
也曾看过一篇分析报告，纽约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提出了一个新的指标，来衡量大型城市中居民的通勤便利性——即以高速公交（BRT，LRT、地铁等）站点为中心，周围一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人数。在加权人口密度相似的情况下，公交为王的伦敦通勤与北京相比，内伦敦和北京主城区的便利性分别为90.6%和59.8%。即便将范围扩大至大伦敦地区，其便利性也高达61.2%，远超北京市辖区的便利性45.7%。同样榜上有名的广州更为逊色，通勤便利性仅为39%。
诚然，数字、比率，仅是一个记忆符号，但城市公交的便利性、秩序的日常性，无时左右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日常情绪、日常伦理。英国英国统计署（以下简称“统计署”）抽取了全国31万通勤者询问他们的通勤时间和通勤方式，并向他们抛出了以上四个问题，希望受访者分别对自己的焦虑感、价值感、满意度和幸福感打分（区间为0-10分）。然而，调研结果让伦敦人一时难以接受。普遍而言，伦敦通勤者的焦虑感更高、价值感更低，满意度也更差。而无论搭乘任何交通工具上班（包括走路），伦敦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都比其他英国人更低，焦虑感则更高。随着通勤时间增加，人们会有更强的焦虑感，并且对生活愈发产生不满。
勿需怀疑，作为城市秩序元素之一的城市通勤，不仅勾勒了城市日常生活的部分画卷，也注入了城市居民生活日常化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而且这种情志活动，是在场的，日常的，它弥漫了整个城市空间，也包括无法触及的城市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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