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4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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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

整个问题有待于弄清楚汉朝佛教及其相关的宗教道术的全貌。大作最后说“如果更能全面地分析《太平经》的思想实质与历史背景，再加以论证，当然就非常明白了”，我是非常赞成的。

本文所说的“宗”，仅与中国及日本佛教宗派有关。“宗”字之意义甚多，基本上有尊崇的意思，所信仰之主义，所主张之学说，可谓之宗（故在因明中，推理之结论亦称为“宗”）。印度佛教在西汉末传入中国，而在东汉末至晋，般若空宗的经典陆续译出，因此种大乘佛学与为中国统治阶级服务的玄学相合而大为流行。

东晋僧叡在《喻疑论》中赞美他的老师道安曰：“附文求旨，义不远宗，言不乖实，起之于亡师”。此处所说的“文”，是般若之文，“宗”就是“空宗”（或“虚宗”），就是玄学家所尊崇的根本的学说。六家七宗是在清谈中产生，有时也发生较激烈的争论，如东晋时本无家竺法汰驳斥道恒之心无义是也。但究竟乃个人间之争辩，非宗派间之攻击也。

“宗”本谓宗旨、宗义，因此，一人所主张的学说，一部经论的理论系统，均可称曰“宗”。从晋代之所谓“六家七宗”至齐梁周颙之“三宗”都是讲宗教学说上的派别，这是“宗”的第一个意义。 “宗”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教派，它是有创始，有传授，有信徒，有教义，有教规的一个宗教集团。

在南北朝初期，固然常闻名师讲说经论，听者成千，而尚未见有师徒成一集团。《宋书·天竺传》云“都下为之语曰，斗场禅师窟，东安谈义林”。这不过说当时斗场寺坐禅的人多，东安寺谈理的人多，并不是它们各持理论，自成团体。

在南北朝特别是南方，事实上还只是有不同学说的流行，而无宗教派别的建立。起初中国僧人对于印度佛教各人有不同的理解，提出不同的主张（称为“义门”或“义宗”），如“六家七宗论”及“三宗论”所列，盖只能说是学说上有这些派别，而不是宗派也。及至佛教势盛，译经甚多，讲师辈出，每一讲席，听众动辄千人，于是有各种经论的经师、论师，最知名的有“成实论师”及“三论师”等等。他们中间理论分歧，如上所说曾至形成了道统之争，但这也还只能说是学说的派别（学派），而不能说是宗派（教派）。

在南北朝特别是南方，事实上还只是有不同学说的流行，而无宗教派别的建立。起初中国僧人对于印度佛教各人有不同的理解，提出不同的主张（称为“义门”或“义宗”），如“六家七宗论”及“三宗论”所列，盖只能说是学说上有这些派别，而不是宗派也。及至佛教势盛，译经甚多，讲师辈出，每一讲席，听众动辄千人，于是有各种经论的经师、论师，最知名的有“成实论师”及“三论师”等等。他们中间理论分歧，如上所说曾至形成了道统之争，但这也还只能说是学说的派别（学派），而不能说是宗派（教派）。

五代时，因为吴越王的崇奉，在江浙一带天台教大行，其地寺院遂有被指定专传天台教者。如义通在宋初至四明，漕使顾承徽舍宅为传教院以居之。其后弟子四明知礼，徙居保恩院，院主显通舍为长讲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

天台教已是一个有固定的教行、有传法的历史、有僧众、有土地的宗教集团——教派，它和成实论师及三论师等学派确不相同。

我们初步认为在晋唐之间，开始有很多学派，如般若、毘昙、涅槃、成实等等论师。其后三论师到吉藏时已表现有教派的性质。而隋唐间天台宗及同时之禅宗、三阶教以及华严宗均为教派。

中国佛教法统观念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外来文化受中国固有文化的排挤，同时与佛教在中国注重戒律的传受也有关系。但是必须指出，并不是因为先有宗派而后有法统的观念，而是法统观念出现以后，宗派才拿来利用。至中国佛教宗派的发生，则是一方面因为中国固有文化和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相适应而发生。

佛教传入中国，受中国的影响，加上本身的复杂，因人因地因时的不同，而向各方面发展，遂逐渐形成了许多学派和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