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通识：大公司招人看学历是不是蠢？
一个城市要举办一个重大的活动，人流量非常大。如果想在活动期间方便大家出行，用财政去补贴老百姓，应该怎么做？
有人会说让地铁免费开放给老百姓。但是按照上一期讲的内容，这种做法一定会造成交通大面积的拥堵甚至瘫痪，因为没有了“价格”这个需求筛选器，可能会导致很多原本不需要坐地铁的人因为免费而跑去坐地铁。
更好的办法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解决。把原本要补贴给老百姓的预算全部换成现金，假如在免费的周期内平均每个人可能省10块钱，那就把这10块钱发到老百姓手中。
直接给钱的好处就是价格的“需求筛选”的效果仍然存在，需要坐地铁的用得到的10块钱去做地铁相当于免了票，没有坐地铁需求的人相当于赚了10块钱。这就没有鼓励到那些不需要坐地铁的人去坐地铁，是一个相对而言既兼顾公平又提高效率的解决方案。
在经济学家眼里，“公平”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呼吁公平、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低收入人群的新闻。比如每年两会的时候，总有代表会提关于“男女同工同酬”的议案，意思是说很多女性员工跟男男性员工明明干的是同样的活，但是她们的收入总是稍微低一点，这不公平，所以要求立法，只要是同一个岗位，男女之间的工资必须是对等。
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是不是性别歧视呢？其实不是。真正的歧视是，男女员工做同样的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能力也一样，这种情况下男人的收入水平比女人高。
比如打字员的工作，男员工要100块钱，女员工要80块钱，如大家都为了节省人力成本雇女打字员，结果就是女打字员的薪水水涨船高，最终肯定会跟男打字员一样。所以，只要存在市场竞争，问题自动就会矫正，完全不需要立法来规范。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收入比男性要低一些，真正的原因是女性要面对怀孕、生小孩、抚养小孩的压力。这就导致女性在生育之后的好多年的工作质量都会受到影响。尽管这是几乎无法改变的生理问题和社会角色问题，但不是用人单位所要考虑的，它们只会考虑一个市场化的准则下，谁创造的价值大。
如果强制立法让男女必须同工同酬，可能会导致一些女性连工作都找不到。本来女性的工作相对来说工作质量可能低一点，但是工资也低，这其实对女性来说是争取工作的筹码。通过立法，强制把女性找工作的这个筹码剥夺了，这还是保护妇女吗？
类似的例子还有环卫工人，他们经常三九天三伏天的还要工作，又脏又累，但是收入确是最低的几个工种之一。很多人善心大发，建议立法，提高他们的工资，而且要逐年增加，认为这才是社会文明社会进步的一种指标。
假如，真的把他们的工资标准提高到跟大学毕业生一样的水平，原来的那些环卫工人可能就得不到这份工作了。同样的钱可以请到更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还有学历，用人单位为什么还找现在这些没太有工作能力的环卫工人呢？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公平与否绕不开利益因素，大谈特谈公平，往往会制造新的不公平。所以，公平跟经济利益之间往往是割裂不开的。当涉及到利益的时候，人都会突然变得理性，不会去谈虚无缥缈的概念。
人与人之间的歧视。
经常看到有人说，农民工兄弟为祖国建设付出了很多，不要歧视农民工，在地铁里看到农民工兄弟要给他们让座。这是不是就代表说这话的人不歧视农民工呢？人的思想五花八门，但行动大同小异。看一个人口头的说辞是看不出他到底怎么想的，但通过他的行动就能看出他真正的想法。因为行动是实实在在的要付出代价的，跟利益直接挂钩。
比方在地铁上有一个农民工兄弟，刚在工地干完活儿，身上有点脏，他坐在地铁的座位上，旁边紧挨着有个空座，远处也有一个空座。这时候上来人，实事求是地讲，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去远处的座。严格说来，这不叫歧视。因为大家有选择的空间和自由，出于卫生的考虑选择远处的座，算不上歧视。但是，假如车厢里就剩紧挨着农民工兄弟的空座，如果一个人宁可站着也不坐，这才是歧视。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歧视经济学》的作者，加里贝克尔就曾经给歧视下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义——只有当歧视者愿意放弃一定的利益，例如收入、利润、工资或者享受，以满足他个人的偏好时，才是歧视。
在日常的生活里，经常有这一类的歧视存在。而且，歧视的存在并不能否认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人逐利。放弃一定的利益去满足自己的偏见、想法，也是符合经济学的考虑的。
比如很多东南亚的华人会做一些放款的业务，他们把人分成七等，第一等人就是他的直系亲属，第二等人是他的远亲，第三等人是跟他同一姓氏的人……最后一等的是外国人。他们判断要不要拔款时，就依照这个等级做判断。每个等级的额度不一样，利息那也完全不同。这就是一种标准的歧视，歧视的就是外国人、陌生人。
他们这么干会牺牲很多利益，因为放款的范围大幅的缩小了。东南亚种族众多，华人毕竟属于外来种族，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如果真有人借钱不还，他们很难把别人告上法庭，打官司没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做了这种等级上的区分，用“歧视”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其实国内的银行也有这种现象。总有媒体说国内银行总干锦上添花的事，不干雪中送炭的事。说它们嫌贫爱富，只支持国有大型企业，从来都不贷款给真正缺钱的创业小公司。其实，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先要保证资金的安全，宁可选择赚不到太多利息的大企业，也不想冒险把钱贷给小公司，无可厚非。
薛兆丰认为，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歧视”的产物。
早些时候，美国的银行知道把钱贷给买不起房子、信用特别差的穷人风险很大，极少把钱贷给他们。所以，美国人的购房率一直比较低，这个风险一直控制得很好。
1991年，突然有媒体把美国商业银行房贷的数据公开了，结果大家一分析发现，拿到贷款的大部分都是白人，而非裔、亚裔、拉丁裔的移民，这些当时社会的弱势群体拿到贷款的人非常少。媒体拿这个数据说事，说银行搞种族歧视。在美国，种族歧视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所以很快引爆了舆论，矛头直指银行。
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而那些弱势的群体的经济地位就是不太高，属于银行眼里信用比较低的人，不贷款给他们很正常。但是，突然被人解读成搞种族歧视，谁敢担这罪名？迫于各种舆论压力、威逼利诱，商业银行开始改变策略，放宽了风险控制的标准，大规模地把钱贷给信用特别次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次贷。但他们也很清楚这么干风险太大，所以又把这些债务打包卖给其他金融机构，比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
这就跟击鼓传花一样，就看最后谁倒霉。终于，到了2007年，坏账越来越多，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破灭，房价开始下跌，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出现了。因为金融风险是具有传导效应的，金融机构之间会相互拆借款项、相互借款融资，股权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一旦爆发危机，谁也跑不了。这就导致了2008年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
所以，发生在市场环境下的“歧视”可以提高整个市场的运行效率。如果一个外力，比如政府的行政权力或者舆论的压力，强行禁止，可能就会造成特别严重的恶果。
看美国的政治环境，共和党就极其反对搞社会福利这套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主张政府少做调控，让市场自然地调节各种看似的不公平，其实是最有效率的。所以，支持共和党的大多数都是企业家，尤其是中小企业主，他们特别支持自由主义的市场，特别反对空谈各种公平。
用经济学的思维来思考，“学历歧视”非常合理。
有很多大学生也经常谈论“公平”这个问题：“我毕业找工作时发现自己出身不好，一个二本院校，很多大公司招聘的时候都把学历的门槛提得特别高。这太不公平了！学历不等于能力啊！”
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差不多40年了，现在应该很少还有老板会认为高学历就是能力高的体现。招聘时看学历，其实是一种市场化的选择，是为了效率更高。人事部门每年可能收到上万份的简历，在这么多简历中一个个筛选，工作效率太低了。既然现在的大学生能力都差不太多，那干脆就“学历歧视”，同样能力的情况下，为啥不要学历高的呢？
用这个方式一刀切，把99%的简历淘汰掉，这样工作的效率一下提高太多了。而且学历也是个最好的标准，除了学历，还能用什么标准呢？按年龄？按性别？按爸爸？这更不公平。
还有一个类似的现象，媒体上好多专家经常大放厥词，炮轰高考制度，说高考选出来的不是素质高的学生，而是考试能力突出的学生，必须改革！
问题是，啥叫高素质的人才？怎么选拔高素质的人才？各行各业对“素质”的定义都不一样。有的公司需要吹拉弹唱的，有的公司需要闷头苦干的，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去按素质选人。看现在中小学所谓的素质教育，说白了就是一变相的应试教育。学学唱歌、跳舞、画画，无非比“只看分数”多几个考量的维度而已。
高考的使命不是选拔素质高的人才，其实就是做一个区分。比较早的时候，大学非常有限，而想上大学的人又无比之多，必然要有一个高效、可执行、放在全国看起来比较公平的筛选标准。除了分数还有更好的标准吗？设计高考制度的人心里门儿清，他们知道分数跟能力是不挂钩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考看分数”就是一个很经济的手段。
经济学家不太喜欢从道德上作考量，不太在意一件事看起来是不是公平、有没有歧视。他们不做价值判断，不讨论事情对不对，因为这些标准没法量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经济学家在意的是效率，对全社会的效率提升只要有帮助，就是好形式。而且，你会发现所谓的“好形式”都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能在市场上存在好多年，那么它就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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