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圣诞节时和一位不常碰面的朋友在地铁上聊天谈到：现在我们20岁，说不定等我们下次再聊时就已经40岁了。时间走得太快，我终于开始面对一些问题，不再想着回避、隐晦、暗喻，而是把心里的想法，矫情得也好、冷酷得也罢都字字记下，在这纸上。

一、

合上《皮囊》时，我长出了一口气，像要把所有在阅读途中积压的情绪都倾泻出去，又像是在对整个人类史的漫长与个体存在的微乎其微短促不及叹惋。正如蔡崇达在后记里写：“这次的写作让我最终尽可能地“看见”我想珍惜的人，也让我清晰地看到，藏在人生里的，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二、

我曾经看柴静在《看见》里如是写道：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含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当时的我并不明白与生死苦难苍老浑然的我们会是怎样的，而在《皮囊》里我看到了我们的难分。

我曾经问过妈妈，死是什么？妈妈说，小孩子不要想太多。这是妈妈对我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不要想太多，在长辈们的眼里似乎不去想，躲开他，你就可以假装自己是一只把头深深埋在土里的鸵鸟，不受到打扰。但生命是不断在流逝的，显然我们没有办法忽略它，我们即使一直把脑袋深埋在土里不去触碰敏感的神经也终于有一天我们会面临亲人、朋友、身边人的离开，甚至是自己的离开。

几年前一天，一位叔叔来我家找父亲饮酒，第二日午后，就听闻了这位叔叔的噩耗，留下阿姨跟两个与我同龄的孩子。在我们的教育里，没有人告诉我们死是什么，这是谈及的禁忌，是不吉利的象征，于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中只能猝不及防地被迫接受死讯，流很多很多的眼泪也不愿去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永远并且轻易地消失了。

而在《皮囊》里，黑狗达的阿太告诉他：“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嘛，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阿太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么的轻盈啊，可以在人间恣意，都是被这沉重的肉身和沉重的欲望拖累，死只是让我们的生命解脱束缚，仅此而已。

三、

蔡崇达写到父亲的残疾时有一句描写“说不出哪里瘦了，但就感觉，他被疾病剃掉了整整一圈。”对于左侧偏瘫在床的父亲，他用了一个剃，就硬生生地把活力、生命力、家里的支柱都残忍地剃掉了。疾病在他父亲的身体上不断加码加重，笑都成了奢侈，也同时像轰然倒塌下来的半边房子在拉扯着整个家往下直直坠去。

被同一种疾病选中的人们，在医院里成了最熟悉的人。而在医院的重症病房，更加残酷的疾病们用自己的极刑统治着这里。穿着病号服的人们不知道是明天可以兴高采烈的痊愈和家人们匆匆离开不愿再回来还是在手术室里等待坚硬的宣判。

所以那《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的焰火才如此的美吧，它们绽放在空中，即使它就是素常在街边就能买到的廉价烟花，但它却美得像从未在世界上绽开过，人们在疾病的催痛下期盼可以看到更多的焰火。如果，你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能见证到世间的五颜六色了，它们即将成为过去式，你不能也不会再看到了，于是它显得格外格外的好看。

就像呼风唤雨的种种顽疾病房陈列在长长的医院重症病房的走廊上，更多的时候，问题摆在眼前，但当我快要没机会回答时，我们猛然发觉，我们似乎是知道答案的，我们知道我们始终要回答的，却常常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答案，也常常不会有答案。

四、

家，不是房子。

《母亲的房子》，母亲执意要建好的房子，费尽千辛万苦花光积蓄要建好的房子，实际上却是在建造一个家，是父亲发起的一个完整的家庭，在家的遮蔽里才有家庭的爱，也才终于看到了母亲与父亲从不言说也不可能会说出口的爱情。

母亲把自己对父亲、对孩子、对整个家的爱都倾注在了房子的一砖一瓦里，爱是一种苦难，就像生与死，必将挟裹着疼痛，但爱也不全是苦难，就像生与死，必将挟裹着幸与自由。我们不是必将遭逢，我们正在遭逢。

蔡崇达在文末嘲笑，他说：“用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快乐吧，你们这群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他独自庆幸，他说他知道他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回。

而我也终于知道，家，就是那样一个有人在等你的地方，它不一定地段优越，它不一定装饰奢华，它不一定有数不清的房间，它可以很小，它可以慢慢地一砖一瓦，它是爱的点点滴滴，它是一种牵挂。

五、

在书末，写着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说的：“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帮助读者发现自己的内心。”

《皮囊》或许并不完美，有几篇显得有点仓促，甚至在情节上夸张戏谑的过度。但《母亲的房子》和《重症病房的圣诞节》堪称杰作，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文章里读到一些自己内心的东西，它们诚挚地一次次叩动心门。

合上书页，我“看见”了自己，也“看见” 了更多人，“看见” 了更广大的世界，“看见” 了那些藏匿在人生的砍途中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我长出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