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和灾异论
董仲舒和灾异论
建元六年（前135年）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发生了两起火灾。发生的地点都和汉高祖刘邦有关。二月份的时候，先是辽东的高庙起火，高庙就是祭祀刘邦的祖庙。本来郡国是不设高庙的，景帝朝才下令皆设。四月份的时候，长安高园的便殿也着了火。高园自然也是祭祀刘邦的一大块园地，园中模仿帝王生前所居，既有正式场合的建筑，叫做正寝，也有燕居休息的地方，叫做便殿，这次就是便殿发生了火灾。
古代建筑多为木结构，起火本来是极为正常之事，只不过因为这处建筑地位特殊，古人又异常敬奉祖先之灵，于是汉武帝刘彻为此素服五日，这已经是对待灾异非常谨慎恭敬的态度。
而在另一个人眼里，这显然还不够，他认为灾异的发生并不是简单的事，其中一定蕴含着上天的某种寓意。
这个人叫做董仲舒。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一笔董仲舒的事情，他在景帝朝就以治《春秋》为博士，但由于窦太后的缘故，儒生在当时并不能得到重用。虽然如此，董仲舒还是凭着精深的学问和儒家的作派被广泛尊奉。有志于学者纷纷前来向他学习，他隔着帷幕讲授课程，由于人数过多，有的人无缘旁听，只能成为他的再传弟子，甚至从头至尾没有机会见他本人一面。
那么这位大儒、大学问家、大《春秋》博士是如何看待两起火灾的呢？
他专门为此写有一篇文章，文章模拟天子发问，自己作答。
董仲舒是这么回答的：“《春秋》是一部圣人所作的经典，为什么经典呢，就在于它虽然记载的是历史，是往事，但完全可以用来作为现实的参考。所以要想知道某件事的警示意义，只要去《春秋》里寻找类似的例子就可以了。”
《春秋》里有没有记载连续发生的火灾呢？还真有，至少董仲舒找到了一个例子，认为有借鉴的作用。第一起火灾是鲁定公时期，地点是鲁国的“两观”。董仲舒认为，这个“两观”本来是天子才能拥有的，现在鲁国也有了，显然是一个僭越的产物。这个建筑发生火灾，就好像是天在警告鲁定公，你的国家也有僭越之臣，是时候引起注意除去他们了呵！但是鲁定公并没有领会到上天的意思，于是第二起、第三起火灾发生了，起火的地点是鲁国的桓宫和釐宫，这时已经到了鲁哀公时期，可惜鲁哀公同样没有引起重视。又过了一年，果然亳社也发生了火灾。亳社是殷商遗民祭祀先祖的场所，董仲舒认为鲁国是封给周公族人的，保留亡国的亳社就不符合礼制，所以这四个受灾的场所都属于同一类，是“不当立者”，这是天在反复警告鲁君要除去国内的僭越之臣。
但问题来了，鲁国的季孙氏掌权架空鲁君并不是一天两天了，严谨的人难免会问：为什么上天不早点发出警告呢？董仲舒当然对此漏洞打有补丁。他解释道：上天会选择最合适的时候给出信息。之前圣人未出，想要除去季孙氏并不容易，上天不会让人冒这个险。而鲁定公、鲁哀公之时，圣人孔子已出，正是复礼的最好时机，上天这才发出连续不断的提示。这就叫“不时不见，天之道也。”
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见灾者，鲁未有贤圣臣，虽欲去季孙，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见之，其时可也。不时不见，天之道也。——《汉书·五行志》
这当然有些诡辩的味道，好歹也算能强行解释得过去。在董仲舒的描述里，上天和凡人一样，有着鲜明的态度和主张，相当于扮演着一个“吹哨人”的角色。
有了这几个《春秋》中的例子，就可以拿来参考当今社会了。董仲舒认为，郡国不该设高庙，便殿不该居陵旁，这两个建筑和例子中一样，属于“不当立者”，故老天连续用两次火灾来警示天子。那么老天这次提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董仲舒说，这不很明显吗，老天仿佛已经在亲口对你说了：“现在困难重重，不拿出公平公正的态度，就无法解决。要杀掉诸侯宗室中最远最有威望的，就像我烧掉辽东高庙一样；还要杀掉身边近臣里最权贵而奸邪的，就像我烧掉长安高园殿一样。
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汉书·五行志》
董仲舒所指的希望刘彻杀掉的诸侯和近臣，研究者拿后面的史实来套，多认为是淮南王刘安和丞相田蚡，这种观点有点像开了上帝视角，我认为他在这篇文章里只是一种虚指，没有具体的对象。
这篇文章是虚拟问答，写完之后，董仲舒并没有呈交给刘彻看，不知道是不是对此灾异理论尚没有十足把握的缘故。他把文章放在家里，之后不慎被人偷了去，造成了自己的牢狱之灾，这是后话，暂时不提。
需要提一提的是，灾异理论和董仲舒的关系。《春秋》里面确实记录了很多灾异现象，西汉末年学者刘向曾专门作过统计，242年的历史里，记录了36次日食，5次地震，2次山陵崩塌，3次彗星，1次流星雨，14次火灾等等。这只是纯粹对特殊现象的记录，未必含有褒贬。唐朝史学家刘知幾对《春秋》记录灾异如此评论：“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同时，早期的人类也的确因对灾异的恐惧和不知其解，会作出对天意的揣测，不过只是出于个人的偶发行为。到董仲舒这里，他试图将此理论化，建立一种天意和灾异的关联模型，而实质目的是希望借此来指导政治活动。董仲舒的灾异论思想，可以从他的著作《春秋繁露》里窥见。这种模型，如果用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国家的政策有失误→老天发出灾异来警告君主，君主若不吸取教训改弦更张→后面老天将用更大的祸患来惩罚他。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出灾异以惊骇之，惊骇之余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
仔细看这样一条逻辑链，其实从第一环的政策失误，已经可以直接推至第三环大的祸患，这是很理所当然的思路。但如果臣下如此议政，一来过于直言不讳，二来理论底气不足。董仲舒在这条逻辑链中间插上一个“代表老天意志的灾异”，就可以借天的威严来压天子一头。
而这个理论最大的问题则在于，灾异和前后的逻辑链其实都很脆弱。同样的政治事件前后，显然不可能保证都会发生同样的灾异，那不同的灾异如何去关联同样的事件呢，最终全靠学者如何附会，这就导致了灾异论从来没有一套标准答案，学者不得不各据己见，各说各话的局面。
以董仲舒上面解释的火灾为例，如果让其他儒家学者来看，就会对“亳社”这一论据提出很大异见。董仲舒为了前后不矛盾，把亳社和发生火灾的其他地点归为同一类“不当立者”，认为这不符合礼制。而实际上，《礼记》《公羊传》这些同是儒家著作都解释过亳社的保留完全合乎礼法。
董仲舒虽然初创灾异论，但在武帝朝，并没有被普遍认可。不过董仲舒名望甚高、弟子众多，故灾异论不断被修正和抬高，儒家始终希望可以借此来约束皇权。西汉末年刘向和刘歆父子，分别作了《洪范五行传论》，为灾异论的经典之作。有意思的是，父子俩对同一灾异所作的解释，几乎没有一条是相同的。原因在于，刘向作传论，是为了反对王氏外戚专权；而刘歆作传论，恰恰相反是为了帮助外戚王莽造势。立场相背，自然立意迥异。这也正是灾异论的荒谬之处，它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主观的政治观点，可以根据目的随意更换口径。
陈侃理先生曾总结灾异论虽然荒谬，但影响仍不断扩大的三个条件：
灾异论自身的完善，儒学权威的提升和扩张，汉朝由盛转衰。——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
理论的自身完善是不断用阴阳、五行、占卜等元素更新升级、打补丁，而儒学地位的提升则加强了儒生的话语权，汉朝转衰则指导政治的机会增多，三者缺一不可。故到儒家地位更尊的东汉，灾异论已经成为一种君臣都需要的政治正确。因此，班固在《汉书》中单独设了一篇论灾异的《五行志》，在所有的十篇志里，《五行志》的篇幅竟独占三分之一。我们回过头看建元四年（前137年），《汉书·武帝纪》没有记载其他大事，只列了三件异象：有风赤如血、大旱、星孛于东北。虽然《春秋》也如此记灾异，但和《汉书》不同的是，班固会在《五行志》里对有些灾异代表了上天的什么意志进行解答。
比如建元六年（前135年）这一年，也有一件异象被记录了下来。八月份的时候，一颗长星竟夜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中，三十天之后才消失不见。古人按照彗星光芒从短到长，分为孛星、彗星、长星。《五行志》对此的解释是：这颗长星有个独特的名字，叫做“蚩尤旗”，当它出现的时候，往往代表着人间的王者即将征伐四方。
班固最后用十个字作为“蚩尤旗”的注脚，也相当于为刘彻接下来的时代作了一个冷冷的预告：
其后，兵诛四夷，连数十年。——《汉书·五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