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坏背后的最好 持久战 ——全球疫情及其影响独立思考之八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的一句可以套用在无数时代的“名言”，在今天可能真正发挥其内涵了。

澎湃新闻报道，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开始在领英上发表他的最新系列研究“Changing World Order”（改变世界秩序）。达利欧认为，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将会经历一个与过往“完全不同”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将会颠覆人们过往对世界的认知，但类似的时期同时又在历史长河中反复发生过很多次。

——笔者没有看到具体的内容，在观其表述，与茶坊在3月中旬开始的独立思考核心结论类似,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发展，从专家到普通百姓均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这次不简单”，但再不简单，也终将如历史上无数次重大变故一样过去，因此不是世界末日。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会如何不简单？我们应该怎样做？

按照前七篇思考，每周我们都应该广泛阅读各类专家学者观点，也必须走出办公室和家门去各种集市上转一转。困惑之际，“眼球经济学”和经典经济学，对于我们的判断，都很重要。

主流经济学家大都悲观的时候 其实茶坊一直在“乐观”，成为那个“少数派”。一方面，是要在至暗时刻还未到来着之前，让身边朋友们提前看到废墟后的崛起之光；另一方面绝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对于未来的乐观。

或者说，茶坊把问题看得太远、说得太透了。

看得太远，在于我们一开始就把危机提升到 “改变世界格局”的高度，怎样才能改变旧有的秩序？当然是破而后立，这还不严重？具体来说，不仅仅是全球普遍危机，而且是深度倒退，我们要做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闭关锁国方式“勒紧裤腰带”熬过苦日子的准备。

说得太透，在于按照传统经济学，茶坊的很多观点没有冗繁数据图表支持下的深刻推理，有点想当然的“愚蠢式的乐观”。且不说，最纯粹的道理往往是用最直白的语言表达，最终得到时间事实的验证。试问：纵使不能完全看懂那些复杂的推理，一位财经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对于全球经济普遍联系、货币发行量、外贸出口影响等等专家结论，是不难理解的吧？

但是，反过来，那些经济学家对于茶坊的观点，未必读到过了解过；即便读到过，未必看到真谛，明白茶坊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即便读懂了，未必能认同；即便认同了，未必会说敢说同样的话。

第八篇思考将通过五个方面来进一步反思我们是谁？我们会怎样应对危机？

说完“专家”，又是周末了，我们再去看一看身边的人，继续做一些老百姓看得明白的微观思考。

我们家附近的伊藤，大约节后两周，超市里面人流差不多是正常时的一半，昨天去采购，又是人头攒动的样子。离家两公里的大源社区，是成都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区，据说有10万人口，两周前的晚上，我们逛去看到的是摩肩接踵，浓重的生活气息与往昔无二。

大源是城乡基层百姓生活的区域，伊藤代表的是普通城市人群消费的场所。再“高端”的地方我去不了，但按前篇所说，从间接掌握的情况来看，危机目前暂未危机到那个人群的正常生活，只不过他们开始需要思考更多的选择问题，譬如海外资产如何处理？别墅是留还是变现一些？这个问题的背后逻辑，我们后面还会聊到。

我们继续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来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对应经济危机的选择和可能性。

对于股民。因为我们身处股票市场，所以习惯于通过股价涨跌来感知事情发展的程度。实际上，危机的等级按经济学家分析，早已远远超过股票市场。股民身处的只是其中一个缩影。目前，股市目前本身仍然是正常的或者说“可控的”，未到美股必救的程度，股民的感受主要遵循“仓位决定情绪”，轻仓者等待机会，重仓者焦躁不安。但如果大家做到了“炒股的钱不能影响生活”，那么后面怎么走对老百姓实际影响并不大。在高风险高收益的赌场里混久了，本身就要做好输完的身心准备。对上市公司除了财富数字缩水，还有相对更复杂的一些影响，但并非危机的主流或者说因果链条上的主导。

对于中小微企业。对于我国，这类企业的发展如何，决定了大部分就业人群的生活状态。首先这些企业及其雇员的确是最艰难的，实事求是的说，过去三五年他们都很难，现在是雪上加霜。这个过程，就如疫情的爬坡，按照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势必会很残酷的淘汰一批；沿海外贸订单减少之后，一些企业开始调整结构，寻找内需，减少用工，缩减成本，依靠存粮，加大研发；同时，一些订单如奥运会安保采购、手机消费，只是推迟，并未消失。

对于城市居民，或者说所谓的定居城市的“白领”阶层。同样是要做好“吃存粮”的准备，就拿笔者这样普通收入的家庭，料想节衣缩食能够支撑一年有余。对于在沿海企业打工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在企业失去订单、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回到故乡和那些原本就在家附近打零工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熬过这个寒冬。他们用不着考虑如高净值人群“究竟是先卖别墅还是游艇”，也多半没有中产阶级“股票是否需要清仓”的烦恼。

关键在于，ZF必将陆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普罗大众的保护扶持政策，如最近的10万元收入以下企业免收增值税一样，直至对于中小企业主及其雇员在内的全部普通大众推行包括学杂费、贷款、税收、房租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以及确保粮食、水、电等正常供应，因为这里面的经济链条浑然不可分割（经济学家的学识在这里管用），所以一旦出台相关政策，就必然是整体的通盘的考虑，目的就是一个：不管是以企业的形式，还是个人的形式，都要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即活下去熬过寒冬。茶坊认为，经济危机到了，政府最终能做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此，即不要让危机发展成为“乱世”，秩序可以渐变，但不能就此陷入混沌。

 

对于中大企业。除了遵从上面的规律以外，还要看到“以丰补欠”，对应到人就是要“吃老本”。这是必然的逻辑，一个正常发展的企业，过往盈余在哪里，无非资本化、再投入、境外转移、企业主大项消费等等，危机来到，其中合理不合理（法）的成分，一览无余。一个规模以上企业，不留持续发展所需的基金，或者所谓高负债流转（比如部分房企完全靠银行贷款来生存），这样的企业恐怕本身也无法长久。早在疫情发展之初，就有一些颇有名气的企业通过媒体，叫苦叫穷，但并未博得社会多少同情。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东莞的X产业被打击破灭，人家也不会饿死，一部分转移回内地靠着积蓄从良，一部分改头换面玩起了“直播”， 升格为“在线经济”。

对于中大企业对应的高净值人群。因为资产配置往往是全球的，受到的影响自然也是最直接的。这就像一句老古话，“天塌下来先砸高个的”。但同时他们也是最易获取直接信息和最具风险化解手段的。相信在茶坊这系列思考的同时，高净值人群已经在深思和行动做避险行为，我们在表面上看到的全球市场的很多波动，就是这部分巨额财富转移的结果。对于他们，我们老百姓大可不必“杞人忧天”，不管这里面有多少家族兴衰故事，第一与我们直接关系不大，第二印证了危机对于格局的改变，乱世总是衰王侯、出英雄。

在《真实和谎言——战略格局独立思考全球疫情系列之七》中，我们的讨论一度接近“分配”话题。一个国家总体财富增长和缩减，对于普通阶层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退，在一个历史时空阶段中，是存在边际效应的。一方面，物质不断丰富带动人均GDP的增长，但到了一定阶段，“先富带动后富”就成了和基础物理学一样难以突破的课题，这和人类社会构成本质有关系；一方面，经济危机重挫全球财富规模，严重削弱既得利益群体，直至影响百姓民生，但在这种情况下，某个实体能够保住“温饱”的底线，就能确保社会的稳定和重生的希望。

那么，我们是否相对具备的能力来确保这条底线呢？

    来吧，我们归纳一下，来看看最坏的情况和我们拥有什么。

1、计划经济。如果危机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将倒退数十年，数十年前是什么日子，相信大家都清楚。出于各国对疫情输入性防范的需要，以及从来未见停止的关于科技发展的压制和攻讦，大家各自“闭关锁国”未尝不会成为现实，全球一体化遭遇重大打击，人类历史倒退。那么，试问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近50年中，哪一个曾经有过这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不是很好的选择，但当无可选择的时候，从记忆、民心和体制角度最适应的是我们。

2、城市化率。回顾人类历史无战争，总是城市先成为废墟，然后才轮到乡村成为焦土。城市在废墟上不停地重建，可大地亘古不变，养育着我们。乡村的土地，纵然焦土，春风吹又生。乡村土地，又和粮食安全紧密联系，若危机进一步延伸，粮食势必成为首要问题。欧美、澳洲的城市化率在80-100%，我国的城市化率在40-60%,在全球居于中等，若去除不发达地区，在大国之中，我国的城市化率仍然是最低的。

过去，我们总是在说要加快城市化率，这是人类世界发展的趋势。现在，我们却因为城市化率不高而能够延缓疫情及其危机的冲击，一方面在于疫情传播本身需要密集的人口接触，从1、2月疫情发展就能看出，偏远地区的县乡疫情来的少、控制更便利、生活秩序恢复的更快；另一方面，广袤的土地承载着中国主要的就业人口，当城市失业率高涨之后，还有能够承受他们归巢蜷居的故乡，加上。

3、高储蓄率。欧美老百姓不习惯存钱，就和不习惯戴口罩一样。各类财产信托基金掌握着巨额家庭财富，金融系统崩溃将使这部分财富灰飞烟灭，同时社会高福利若无法维持，两方面夹击直接导致改写现有的社会秩序。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老百姓在股市的投入相比牛市规模不值一提，股市只是一个局部问题，不会影响民生根本。虽然危机将使得现金资产同样缩水，但只要政府确保银行不挤兑不破产，老百姓的“钱袋子”始终是在那里的，钱在命在，命在心在，社会不乱。

4、文化根基。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老百姓是否吃饱了肚子，决定了民心之潮是“载舟”还是“覆舟”。所以，前面分析到的所有经济冲击和应对，最终都要落实的中国人民是否能够在关键时刻承受住。这个承受度的问题，决定了我们文明的兴衰延续。关于这方面，建议大家读读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文化课》，就能明白是什么使得我们的文化传承不曾中断，譬如文明的开放、文化的中庸。一个文明的文化，归根结底是生活价值和集体人格。我们的文化决定了我们能够承受最坏程度的苦难，这不是建国两百余年、习惯了高度物质化生活或者殖民移民模式建国的实体所能比拟的。这也决定了这次匆匆“归国”的那些常年居于欧美的“中国人”“外国人”在疫情结束后还是会匆匆“归（那个）国”，因为自从他们当年决定走出去的那一天，他们的人格就不再属于我们的集体人格。

5、治理模式。一直在变换着用什么词语来表述这很关键很务实的方面才能够更准确，当然从第一篇思考开始，茶坊就在积极肯定着我们TZ在处理危机方面的优势。我们仍然不能说得太多，但是欧美最近一系列政府行为，已经表明他们的模式“出了点问题”，如M国大头领和州长之间“宣战”，比如某D和某D关于救市政策的争论不休。茶坊相信，经此一役，世界治理理论将首先得以丰富和深化；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部分第三世界乃至欧美国家基于民主，今后会在左还是右的问题选择上有所偏移。

以上五个方面在深层次不可分割，是对仅次于“末日”的危机可能来临做最坏准备时应该考虑的战略分析。中国社会几个平时看上去不太好的“特点”，在危机时刻发挥着缓冲垫的作用，正应了古老的东方哲学“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倚”。简而言之，面对危机，我们整个社会民心拥有更大的韧性，从而博得更大的概率率先复苏。一个断其半身，一个断其一臂（或腿），谁先站起来的概率大？

思考，是在行走间不断涌现于头脑中，迫使你不得不急着停下来找寻一处地方予以记录，唯恐忘却那些素材和逻辑，而不是你刻意去“写作”什么。

虽然我们没有那些专家学者们的“名气”，但并不代表哪种文字更接近事实和未来的结果。专家们已经运用经济学原理，将经济危机说的很透彻，如果再结合茶坊的思考，或许对未来能够看得更清晰。

我们已经不能说的再多了。

蓉城

2020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