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大志的万历皇帝，登基后却为何不顾朝政，竟二十多年不上朝？
年幼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成熟与早慧，史书记载他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就可以读书。十岁登帝位，将师傅布置的帝王课业完成得异常出色，引得朝臣交口称赞。他充分的继承了爷爷嘉靖皇帝的聪慧与政治上的天赋，如果不出意外将会中兴大明的英主。
可现实却截然相反，朱翊钧在张居正去世后就正式走上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怠政之路，以至于史书中评价：明实亡于万历。（清代的史学界流行一种观点：明之亡，亡于万历。如清代的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隐秘，可以让一个年富力强的皇帝对朝政失去兴趣？
其中原因还要从一个对他至关重要的一个人身上刨析——内阁首辅张居正。
（一）
朱翊钧的父亲隆庆皇帝过世时留了四位辅政大臣：高拱、张居正、高仪、冯保。
四个人中高拱和冯保的关系非常恶劣。
这二人一个是外廷首辅，一个是内宫司礼监太监。在隆庆皇帝的理想布局中，俩人正好可以相互制衡从而避免一方坐大。
但内阁首辅那个位子谁不想坐？
张居正私底下和冯保联盟驱赶高拱。
另一边大权独揽的高拱有些志得意满，在内阁里对同僚感慨道：“十岁太子如何治理天下？”
他的潜台词是：皇帝年幼不能理政，诸般事物肯定要摊到内阁头上，诸位同志还需努力。
大摆首辅架子勉励同僚，话里话外都透着股春风得意，岂能不招嫉妒？这句话后脚就被有心人传给了冯保。
冯保再禀告到太后那里就成了：“十岁太子如何为人主？”
汉字的语境不同所表达的含义也是不尽相同，掐头去尾的这句话俨然成了谋反的祸心。
两宫太后都是不谙政事的妇人，听到内臣这般禀报当即吓得方寸大失。第二天一早就召集诸臣夺了高拱的官位，并令其即刻返乡。
对两个久居深宫的女人来说，外臣对皇室的忠心更多要从感官上体现出来。
高拱昔日对先帝那套寸步不让以理服人的态度只会让她们感到害怕，张冯这两个精明的政治家深谙此理。所以在针对高拱的行动中，张冯二人并没有在朝堂大兴党羽与高拱斗争，而是以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引导皇室制裁内阁首辅。
诸如此类的手段，在以后依旧会套用在朱翊钧的身上。当然这都是后话，小朱同学此刻还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
（二）
张冯二人扳倒了高拱，在通力合作之下大明朝政形成了“宫府一体”的局面。即司礼监和内阁联手推行政令，这样的权力之下连皇帝本人都不得不仰二人鼻息。
可张居正是个极擅长面面俱到的政客，他太懂得如何在上位面前营造出一幅让人如沐春风的模样了。加之有冯保辅助，李太后和皇帝在相当长的一段内都非常信任他，并亲切地称他为：元辅张先生。
元是第一的意思。在万历朝之前，内阁阁臣在法理上是平等的，并没有主次从属之分。皇室如此称呼，算是默认了张元辅可以统领内阁。
君臣佳话，这是何等的殊荣？
但皇室的情义不同于世俗的感情具有长久的效用，它总是充满各种变数。况且张师傅的高压教育理念也给皇帝埋下一颗排斥强势臣子的种子。
朱翊钧在幼年时读错了字会被张先生不留情面的在大庭广众之下指出。在宫中犯了生活上的错误也会面临极为严苛的惩罚。具体就是罚跪，从数个时辰到一天不等，这种惩罚对成年人而言都算不小的负担。
十六七岁时，朱翊钧和太监饮酒，喝多了之后让两个宫女跳舞。宫女说不会，他就割了人家的头发。这件事传到了李太后的耳朵里，她竟然声称天子失德要废帝。
朱翊钧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母亲李太后和张师傅扮演的是一个角色，只持续地提供高压。但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不仅仅需要严格的教育，更需要慈母的鼓励和陪伴。李太后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点。
让人窒息的压抑一直笼罩在朱翊钧身上，他难免滋生的一些反抗情绪。这些反抗情绪会被有心的臣子利用，盖因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被臣子赋予着极为丰富的政治意义。
有些政治头脑迟钝的上位觉察不到臣子利用其情绪或习惯来达成自己打击敌党的目的，譬如赶走高拱的两宫太后。但朱翊钧是个极为聪慧的人，他发现了端倪。
（三）、万历皇帝不满朝政被张居正为首的文官集团所把持
万历十年即公元1582年的一天，朱翊钧在内宫听戏，戏本是《华岳赐环记》。
戏的大致内容为南宋宁宗时期，华岳上书请诛权相韩侂胄反被迫害。其中有个片段是宁宗感慨自己没有实权而叹息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
戏文里的这句台词出自《左传》意思是：政治权利都由别人把持，而皇帝只能主持祭祀一类的事情。这可戳到了皇帝的痛处，当时宫中的宦官们清晰地看到，戏台上的国君和戏台下的国君都有些不高兴。
但张居正此时已经离世，皇帝会怎么办？
他下了一道诏书，是把张居正清查天下田亩的政令停下来，其中不乏清除张居正遗留影响的意思。
此刻的朱翊钧已经对张师傅颇有微词，但作为一个皇帝他是认可后者功绩的。他明白这条政令本意是好的，只是在推行手段上有些急功近利。张居正有感时日无多而做了些急躁的事情并非不可原谅。可以看出，二十多岁的朱翊钧不仅对自己的国家富有责任感，而且懂得遏制情绪以理性看待问题，这已经强过他诸多先祖。（例如堡宗厚照。)
然而这件事远非从此刻结束。
张居正的政敌们立马就嗅到了这道诏书的不同寻常，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皇帝情绪上的转变。
一时间揭露张居正恶行的奏折宛若凛冬之飞雪纷纷扬落在了皇帝案头。
反张派试图放大皇帝对张居正的厌恶而达到打击张党的目的，毕竟当时的朱翊钧对待教导自己十年的张师傅还是有些感情的。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编排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就无可厚非。
其中最有分量的莫过于《病榻遗言》。
这本书最先是朱翊钧的外公，李太后的父亲李清拿出来，称是高拱搜集张居正谋逆的证据。
书中放言张居正外结戚继光把持边军有谋反的意图，可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事实上张居正的确和戚继光私交密切。
这种似是而非的谣言足够朱翊钧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张师傅的用心。
至公元1583年夏季，皇帝已经免去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官职。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罪名是在其死后不断增加的。
最初只是结党营私，到公元1584年9月，张居正的罪状已经成了：“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
张的罪名正是伴随着皇帝对张居正厌恶的加深程度而增加的，这背后少不了反张派的推波助澜。
反张派把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微词放大到怨恨可谓是居功至伟。既然把控皇帝的情绪加以推波助澜就能达到自己打击政党的目的，那么后继者势必如过江之鲫。
所以朝堂上永远存在着一种情况：皇帝的大小事都被堂而皇之地拿出来讨论，并冠以天家事即国事的名头牵强附会的夹带私货。
“国本之争”就是一场极为典型的夹私斗争。
从明朝既有历史来看，皇帝是有权来指定自己继承人的。朱翊钧极为中意自己的三子常洵，但朝臣却以《皇明祖训》为由劝谏皇帝应当立长子，且不容置喙。
这是一场声势极为浩大的党争，持续数十年，诸多官员被逼下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试图调和皇帝与文官集团矛盾的首辅申时行。他最后落了个“首鼠两端”的名声无奈致仕。
可以看出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威力之大，连内阁首辅稍有疏忽也会身败名裂。而明朝关于此类时间跨度极长的斗争万历朝并不是首例，之前嘉靖朝就出现过“大礼仪”之争，最终的结果是皇帝胜出。
如此看来，嘉靖皇帝的斗争经验就成了孙子万历皇帝的宝贵笔记。
可万历皇帝却对爷爷的笔记讳莫如深。
当时嘉靖皇帝的做法是扶持严嵩一党来收拾以正直自诩的文官集团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严嵩当了文官集团的叛徒自然只能依靠皇帝。这样的手段自然也适用于万历。
但朱翊钧却因为张居正的关系极端的排斥强势臣子，哪怕是家奴太监，他也不愿意其权势太过膨胀。
有次他想提拔一个官宦进司礼监，只是因为宠爱的郑贵妃夸赞了那个宦官一句。朱翊钧就找了个由头将那个宦官贬去了南京。
多疑的皇帝皇帝怎么会放心地扶持一个权臣替自己吸引火力？
所以，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朱翊钧在和臣子的交锋中落败，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他被文官集团那些草蛇灰线的谋划搞得心力憔悴，索性两腿一伸躺平吧，朕不管了。
朱翊钧把自己藏在皇宫里，借用锦衣卫和司礼监这两个机构把持着朝堂，使之不至于失控。然后任由文官集团诸党倾轧。
他甚至不愿意给缺人的官位补人。
《明通鉴》中记载：“帝以海宇承平，官不必补，有意减损。”
海宇承平自然只是个借口，补上位的官员除了党争他们不会再发挥别的作用。朱翊钧觉得自己又何必发着钱让他们膈应自己呢？随他们去吧！
明王朝就在这种内耗中逐渐走向颓败，明始亡于神宗并不是一句空话。
文/念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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