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中的隐喻技巧（下）

现代诗中的隐喻技巧（下）

意义的空白是一种离开时间的空间的空白，这种空间性引导或迫使读者进入同样属于空间结构的诗的形而上层面。同理，意义的空白不等于没有。隐喻结构的诗，如果它的确没有确定意义可言，那么隐喻乃至于诗，便都失败了。

诗歌，应该表现出不可知之知（非常抱歉，我实在找不到一个通俗的词语来取代它），这种不可知之知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

所以，作者如果将诗中每一隐喻都划清边线，便会使隐喻跌落到纯修辞上去，而丧失意义的张力；读者如果非要摹想出诗中每一隐喻的绝对肯定含义不可，那么对于全诗将困惑不解。

现代隐喻要求读者的，是“重复阅读，一读再读，朝各个方向，从各个方面不停地”阅读（热奈特语），以对个别理解的超越，进入整体意义的获得与失落的循环之中。

热奈特的这句话翻译一下，便可适用于作者：隐喻在诗中的运作，也应该是朝各个方向，从各个方面不停地“重复”。

隐喻的失败，另一常见原因是隐喻脱离语境，并且，A喻旨和B喻体完全融合为一。要避免这一点，并涉及建构现代隐喻的又一原则：要求考虑的不是喻体如何说明喻旨，而是当两者被放在一起时能产生什么意义。

强调之点虽然也可能在相似之处，但更重要的是在相反之处，在于某种对立或矛盾。

这条原则也间接说明了隐喻为何总是同意象在一起，以意象为其显现的外观——他们都遵循相异的相似这一原则。现代诗的意象因此都具有隐喻性质，包括那些非隐喻意象。

在以取消意义（哲学），只持生活平面表象为美学特征的所谓口语诗等等中国“后现代”诗中（不包括采用口语而无上述美学特征的诗），隐喻和象征已被赶出它的家门。

但这只是理论上如此。此中原因很复杂，这儿只说一点，文学的思维乃是形象思维，至少在诗中，形象思维就是意象思维，而隐喻和象征在诗中主要是意象思维过程中的一种组合方式。

因此后现代诗只要是诗，隐喻和象征并仍在运行，只不过它的脚印已消失，只显示一个整体性影子。

一般来说，在现代诗中，一个意象可以转换为一个隐喻一次，在后现代诗中，例如口语诗，一首口语诗只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类似寓言。

于坚的《尚义街6号》中，尚义街6号，于坚的画，“凡高”之类在我看来已是个人隐喻。

或许这会引起争议，那么就算它们均不是隐喻，整首诗也构成了一个一次性寓言性隐寓，当然这是现代的寓言，它对全诗语境的彻底依赖，使它同传统的修辞隐喻仍鲜明地区别开来。

需要与现代隐喻相区别的是转喻，转喻在某些朦胧诗如舒婷的诗中大量运用。下面这个例子，出自舒婷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在你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呵！

从这节诗可以见出，转喻以邻近的结构关系作为结构方式，因此它以水平对应物的连续运动（从一种实在的感知到另一种同一层面的实在的感知的运动）为发展方式，这类似于索绪尔的“横组合”。

此外，转喻具备问题——解答的结构，并且解答是确定的。这个表明了“朦胧诗”的过渡性——转喻是边缘已接触到隐喻的比喻。

意象在诗中，靠外延发展，但发展逻辑的决定成分，是内涵这根抽象的线。这线，现在可以说得更明确，它就是隐喻线。隐喻意义辐射的触角不断“找到”所必需的隐喻的新的外观（意象）。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意象的外延触碰到新的意象，而这意象就是隐喻意义发展的新的显现。

新批评的批评家布鲁克斯，有一句话可以作为本篇的结语，他说：“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现代诗歌的技巧：重新发现隐喻并充分运用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