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位恩师
――摘自吴军老师的《格局》
虽然我在关于教育理念的《大学之路》一书中非常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在和大部分家长以及学子交流时我讲过，素质教育是以掌握一项技能为前提的。我后来敢在专业之外的学习上花很多时间，可能与我掌握了足够的技能，不需要为将来找工作发愁有关。
传授我第一个谋生技能的人
传授我第一个谋生技能的人，是我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导师王作英教授。我在做王老师的学生之前，已经在清华读完计算机专业的本科，掌握了一些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技能，用来谋生绰绰有余。事实上，我在本科毕业后的两年里在社会上“混”得非常好，如果继续这样“混”到今天，一定是个收入不菲的生意人。因此，当两年后我回到清华读研究生时，我的生意伙伴都为我感到惋惜。不过我不觉得当时的改变有什么不好，因为那时我并没有在哪个领域做得非常精深。我的工作由别人来做，效果也是一样的，而我追求的是一种最好只有我能做，别人难以胜任的工作，也就是要体现出我的不可替代性。这样一来，我的价值才能真正得到体现。于是我回到清华，做了王老师的研究生。
王作英教授是中国最早做语音识别的专家之一。和中国大部分工科出身的学者不同，王老师的数学特别好。他曾留学苏联，毕业于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这所大学在苏联相当于清华，而莫斯科大学相当于北大。在莫斯科期间，王老师除了在鲍曼技术大学做研究，还在莫斯科大学学了很多数学课。因此，他和许多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学者一样，理科基础非常扎实，这让他在解决各种未知问题的时候占据很大优势。
而当时国内大部分的工科学者，研究的专业领域很窄，虽然擅长技术，但缺乏理论功底。比如，在语音识别领域，大部分学者只会应用那些复杂的数学模型，不会改进。王老师则不同，很强的数学功底让他不仅能搞清楚复杂数学模型的本质，还能够根据汉语的特点做出修改，这一点非常难得。现在很多人抱怨中国搞技术的人喜欢“山寨”，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一开始就用错了数学模型，只能“山寨”，难以创新。
我当时比较幸运，遇到一位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后来我在清华得过一个蛮大的数学奖项，再后来我在谷歌的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理解项目上做出了不少成就，这都要感谢王老师将我领进门，并且让我真正体会到数学的重要性。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那几年的收获，就是我学会了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工程问题。
我在清华电子系做研究时还占到一个“便宜”，就是我的本科并非就读于电子系，我是从计算机系毕业的。通常这是一个劣势，但我把他变成了一个优势，因为周围的师兄弟写程序都写不过我。虽然换一个系，刚开始要度过一段非常艰难的补课时光，但好在我靠努力补上了过去的不足。很多人觉得今天的我善于跨界，其实我从那时就开始做跨学科的研究了。现在回头看，如果我一直待在计算机系，可能会对计算机这个工具用得很熟，但是并不清楚要用它解决什么问题。相反，如果我一开始就学习电子工程，可能使用计算机这个工具就不如现在娴熟，有好的想法自己也实现不了。
教我对理论活学活用的人
我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先后指导我的导师有4位，除了我在《数学之美》和《智能时代》中介绍的贾里尼克外，还有埃里克·布莱尔、大卫·雅让斯基和桑杰夫·库旦普三位教授。
布莱尔是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位导师，他本科学习数学，后来学习计算机。他的特点是能够给复杂问题找到一个经验性的简单的解，当然这个解在理论上未必漂亮。我一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和他合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很容易读懂，但是颇具开创性，因此直到20年后的现在还有人引用。
布莱尔教给我的是对理论的活学活用，以便快速取得成就。布莱尔是一位非常和善的教授，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可惜我只跟着他学了一年，他就到微软研究院工作了。在微软，他第一年做出的成果就超过十几人的小组两三年的工作成果，他的同事决定把他排挤走。不过，布莱尔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微软当然不会让他走，于是给他新成立一个工作组。他后来成了微软最早做搜索的技术负责人，之后成了eBay(易贝)主管研究的副总裁，相当于首席技术官。
教我做报告的人
布莱尔离开后，我不得不找一位新的导师，最后找到了贾里尼克。贾里尼克在指导我一年论文后，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就由库旦普博士负责指导我的具体工作了。
库旦普博士是数学家和统计学专家，并非计算机科学家，因此他非常注重理论上的完美。我和布莱尔那种实用性的做事方式他根本看不上，我花了一年才和库旦普教授磨合好。不过，经过一段“阵痛”之后，我的理论水平，特别是数学水平有了一个飞跃。
后来，我的毕业论文被认为是整个中心几年来理论上最漂亮的论文，从引理到定理，再到推论的证明都极其严格。要是没有库旦普，我是写不出这样的论文的。
除了指导我的学业，库旦普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将我训练成一个会做报告的的人。贾里尼克要求我每个月给课题组的所有人做一次报告，怎么做则由库旦普指导。为了让我能够做好那只有半小时的报告，库旦普要花大约8小时帮助我，从修改PPT到听我一遍遍练习。
他会纠正我的每一个细节，比如，每一张胶片讲解的速度，每一个停顿的时间，每一个关键用词，甚至每一个小笑话。这让我在后来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能够成为把故事讲得很清楚的人。没有库旦普，我肯定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好的教育不仅是教会学生专业技能，还包括教给学生能用一辈子的各种各样的技能。
库旦普对我还有一个帮助，就是让我树立起一种“我能做到世界第一”的信心。库旦普一直希望我做一些别人没有条件做到的难事，因此当他的学生比给布莱尔当学生累多了。但是毕业后，我发现付出的那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几年后当我回到霍普金斯时，库旦普告诉我，他从中国招了一个特别好的学生，那个学生读过我的书，因此他让我一定花时间和那个学生聊一聊。那个学生就是语音搜索应用“出门问问”的创始人李志飞博士。我想，李志飞博士应该和我一样认为，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库旦普的帮助。
教我处理复杂问题的人
由于贾里尼克和库旦普都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的教授，而我需要获得计算机学位，因此，我必须在计算机科学系寻找一个选课和学业指导教授，而贾里尼克和库旦普只能算我的论文指导教授。于是，我在计算机科学系找到了雅让斯基教授指导我。
雅让斯基现在是美国国际计算语言学协会的会士。他给我的最深印象是语言能力超强，可以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有语言天赋的人。雅让斯基能阅读十三四种语言，说六七种语言。他从事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纯粹是对语言感兴趣。见到雅让斯基，我才相信世界上一些人的天赋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
和布莱尔一样，雅让斯基是一个能够为复杂问题找到简单答案的人，当然，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一直在计算机科学系里照顾我。我当时虽然在电机与计算机工程系做研究，但是要从计算机科学系拿学位，这中间难免有些麻烦，比如要面对计算机科学系的一些教授对我的质疑。雅让斯基是一个每当我遇到困难都能向他敲门求助的人。实际上，不仅对我，他对所有自己能帮到的学生，都毫不吝啬地伸出援助之手。受雅让斯基的影响，我后来也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年轻人。
人的一生需要各种各样的贵人帮助，对我来讲，除了需要库旦普这样指导我学业的人，还需要雅让斯基这样在其他方面帮我排忧解难的人。从雅让斯基身上，我懂得了需要照顾好自己的下属，并且，我在职业生涯中做到了这一点。
让我开阔眼界的人
至于贾里尼克，他除了指导过我的论文，告诉我什么事情不能做之外，还不断邀请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来为我做报告，和我们一起工作，帮助我们每一个学生在行业里树立学术声誉。我在《智能时代》中提过著名的机器翻译专家奥科博士，我和他的交情在他到谷歌之前就开始了，而我们认识的机缘则是他本人和他的导师多次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交流。我在谷歌的很多上级和同事，当年都被贾里尼克教授请来做交流，甚至还有人来工作过几个月。
后来我总结自己的经历，发现我职业生涯比较顺利的一大原因是当初有幸在很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成长，从清华到约翰·霍普金斯都是如此。在那些地方帮助我的不是一位名师，而是一群优秀的人，他们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我。我在刚刚到库旦普教授手下做课题研究时，对他天天逼着我抠细节的做法很不适应，总想着如果遇到一位要求低的教授，就能赶快毕业参加工作。但事实证明，早一年或者晚两年毕业没有太大区别，要不是他们逼着我养成很多好习惯，我就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就注定我一辈子是辛苦的。因此，每次想到自己的幸运，我总是从心里由衷地感谢这5位导师，5位智者。
我的幸运在于不仅遇到了他们，而且发自内心愿意接受他们的指导。每个人都有导师，一个人能从导师身上得到的收获和自己的态度成正比。如果将导师看成管我们的领导，我们可能会把很多心思用于应付他们交代的工作，甚至和他们勾心斗角；如果将导师看成自己的引路人，我们就会主动从他们身上学到美德和智慧，让自己变得更好，甚至超越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