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丨揭批刘邓陶（10—43）

第四十三回  揭批刘邓陶：蒯大富骗斗王光美  戚本禹揪刘发淫威

一、“揪刘火线”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向全国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在陈伯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极具煽动力的口号鼓动下，“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工作组控制局面，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掀起反工作组浪潮，刘少奇、小平与康生、陈伯达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等“恶人先告状”，刘少奇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8月4日，毛泽东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刘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刘少奇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刘少奇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无非是下台！”

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修订后加标题，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当日会议印发。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时，刘少奇在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派车接刘少奇谈话。刘少奇郑重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到门口，嘱咐刘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然而，1月18日，中南海电话局的造反派撤了刘少奇的电话。从此，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

在此期间，著名党外民主人士章士钊写信给当时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时，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规劝毛接受刘的负荆请罪，严肃批评但也原谅他的错误，团结一致，共同致力国家建设。

毛泽东对章士钊这位师长辈的老乡十分尊重，二人私交甚笃。章士钊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曾慷慨解囊，借”给毛泽东数百块银元。建国后每年春节前，毛泽东都要亲派秘书往章府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直到1973年章在香港去世。

毛泽东接到章的信件后，很快就回了一信：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1967年）3月10日。

就在同一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一年前写的《炮打司令部》。社论中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存在着两个根本对抗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因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就是给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彻底、最致命的摧毁。”

为了适应“文革”运动的需要，中共中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该组的领导成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主持，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则主要是公安部长谢富治。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不惜将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逼得自杀身亡，最终以刘少奇策划和批准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证明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和“工贼”。由此，刘少奇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随之升级为全民大批判。

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报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

7月18日晚，中南海“造反派”300多人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内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刘少奇当时的贴身卫士贾兰勋，把他送到会场时，“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口号震耳发聩。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不时有人叫刘少奇低头，还有人叫他弯腰坐“喷气式”，但他没有弯腰，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接受批斗。

当时正值酷暑炎夏，虽已是傍晚，而刘少奇就站在西墙窗下，面朝对着批斗的人群。短袖湿透了，汗滴答滴答地往下淌。贾兰勋就在旁边，给他递了一块手绢，说：“你擦擦汗。”他都不敢接。贾兰勋说：“没事儿，你擦一擦。”刘少奇拿起手帕刚要擦，有人喊起来：“刘少奇把手放下来！”不知是谁冲上来，“啪”地把脑袋一按，刘少奇就再也直不起腰来了。这次批斗会斗了1个多小时，最后在一阵“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中散会。

在这次批斗的同时，中南海内的造反派还抄了刘少奇的家。批斗完后，刘少奇和他的家人就被隔离。刘少奇押在前院，王光美押在后院。子女们在中院，也失去行动自由。迟群还以中央的口吻向警卫人员宣布：“你们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刘少奇，而是看管刘少奇。”

8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受到批斗。谢富治、戚本禹来到中南海西门“揪刘火线”，进行煽动，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他们躲在洞里，不敢出来了。他们不敢见太阳。你们今后怎么办？建议把战场扩大转移到天安门，开一百万人大会，声讨刘邓陶”。

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的批判大会上，康生老婆曹轶欧以“中央文革特派员”身份，亲临现场指挥，将70岁高龄的刘少奇打得鼻青脸肿。

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新党章草案和九大代表产生办法。全会还批准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作出了 “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69年10月，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首当其冲，被送往河南开封。10月17日晚，刘少奇躺在担架上，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抬上飞机。到开封不久，刘少奇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69年11月12日病逝。

11月15日深夜，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没有任何仪式，也没任何亲人在场，一位国家主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纷乱的世界上消失了。与此同时，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也被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面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

二、骗斗王光美

1967年1月6日，清华电机系的红卫兵，先找人把王光美在师大一附中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接着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四中的儿子刘源。很快，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接到自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生的电话，说平平从学校回家途中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立刻到医院。

刘少奇一听说：“走，马上到医院去！”

王光美说：“总理不让我们离开中南海呀！”

“你跟我的车去！”刘少奇还以为他的车外出能安全。

刘少奇夫妇来到医院时，儿子源源、女儿亭亭急忙跑到父母亲跟前高喊：“他们要抓妈妈！”王光美立刻明白了，她立即大声喊道：“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卫士贾兰勋一把架起刘少奇坐回车里，开回了中南海。

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的手里，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批斗。在清华西大操场，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给她穿上紧身的旗袍，戴上洋草帽，脖里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

回到中南海的刘少奇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批斗会还没开始，周恩来的秘书孙岳就赶到了。蒯大富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

蒯大富说那行。当时蒯大富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蒯大富没有宣布。批斗会后，蒯大富就把王光美带到办公室。

蒯大富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

王光美说：”不认识。“

蒯大富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

王光美这才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蒯大富握手。蒯大富没握。

”坐下。“蒯大富接着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

要王光美写的四条保证。第一条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第四条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

这时，周恩来打来电话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

蒯大富说：”斗完了。“

周恩来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周恩来又让江青给他们打电话。

江青电话里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她欠我们清华的账，要叫她还。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

蒯大富说：“我一定执行。”

于是，王光美签了字，这才上了总理的苏产吉斯牌老式防弹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回到福禄居后，一夜未眠的刘少奇见到她，只说了一句话：“平平、亭亭都哭了。”

第二天，“智擒王光美”的传单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此时的江青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

自1962年以来，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的夫人日趋活跃。这年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访华。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步下飞机舷梯，踏进北京机场时，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

《人民日报》刊登并进行了报道。翌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从宴会、茶会到各地参观访问，陪同的刘少奇的王光美一时之间成为新闻焦点。

1963年夏天，王光美又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第一次陪同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出国要路过上海时，江青几次约见王光美，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对此，江青十分不满。

1963年11月底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蹲点搞“四清”，经刘少奇审阅后，“桃园经验”由中央转发各地，使王光美赢得了颇高的声望。

而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那时却还从未公开露过面。当年江青与毛泽东在延安结婚时，中央政治局就与江青“约法三章”，“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是陪同毛泽东参加会见苏加诺总统和夫人。于是，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了《人民日报》第一版。国人第一次从《人民日报》上见到了江青。没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一个重要的讯号：江青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文革”开始后，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呼风唤雨。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的三天前，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11楼她的住处。

江青说：“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纪录片。

1966年冬天，王光美“特务”案，由林彪亲自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毛泽东看到“判决书”后，立即写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王光美才保住性命。最后，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监狱。12年里，她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是上午、下午，抬头透过牢门上监视的小窗户才知道是阴天、晴天。

1971年9月，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王光美的孩子们听说彭真、薄一波的子女相继见到了被关押的父亲，就给中央和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毛泽东在宋庆龄转来的信上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也就是在这时，她才知道，刘少奇三年前已在河南辞世。

三、“换头术”

1966年5月底，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调往北京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取代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陶铸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先后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邓放炮。没想到陶铸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加以拒绝。

当年陶铸奉调进京时，曾先去湖南为韶山引水渠剪彩。在剪彩仪式上，他曾深情地说：“湖南是毛主席、刘主席，两位主席的家乡。”甚至在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陶铸还对妻子说，他们只是犯了错误，还是团结、批评、团结。

１９６６的国庆节，11位常委都上了天安门。毛泽东第四次检阅了百万红卫兵大军及革命师生，工农兵代表。盛会之后，新华社请示陶铸：“今年国庆的新闻照片如何见报？”

依照惯例，新华社每年国庆之后都要发一组新闻照片，其中必须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陶铸略作沉吟，拍板决定：“按过去的规定办！”

等陶铸对准备见报的一组照片进行慎重审查，马上发现了问题：“怎么没有小平同志的镜头？”

新华社的同志犹豫道：“没有合适的。”

陶铸立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

“我们选过了，没有拍照上。”

“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

“可以做技术性处理。”

陶铸再一次拍板定案：“可以这么办。”于是，新华社便把陈毅靠近毛泽东的一张照片隐去，将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见报了。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的“换头术”事件。

10月25日，中央组织部300多名群众，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陶铸却说“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

11月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间产生了分歧。为此，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争执。陶铸与江青争吵一事迅速传到了毛家湾。副统帅夫人叶群发话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

12月4日下午，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力等指着陶铸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这篇社论。”陶铸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

1967年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这时的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他正在找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谈话，然后，又忙着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几乎同时，急电发往全国各地。

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他竟全然不知。直到凌晨2点多钟，周恩来电话告诉他才知道。就这样，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的讨论，没有下发任何文件，党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就靠边站了。

9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姚文元将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的“太阳本身有黑点”几个字单独抽出来，说：“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

1968年8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就在这个时候，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1969年，按照林彪的一号命令，陶铸被“疏散”到安徽。１１月在合肥去世。 

对于“批邓”，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武汉发表谈话时，对邓小平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他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接着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后来，邓小平被疏散到了江西。

四、“二月兵变”

1966年9月6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会，但未通知贺龙。林彪在会上宣布，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正式“打招呼”：贺龙有野心，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某些大军区有人想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

1966年2月，北京军区决定由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担负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为此曾到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进行过联系。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政治委员刘绍文，认为部队住学校的房子不妥，制止了此事。

1966年7月，北京大学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说2月份北京卫戍区到北京大学联系住房一事是 “二月兵变”。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经林彪圈阅后并报毛泽东同意后，“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

贺龙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突然被打倒。贺龙、胡明夫妇被安排在北京近郊山区居住。受到看守人员在精神和生活上刁难。每天只给贺龙夫妇一小壶饮用水，以致每逢下雨他们都要用水盆、水杯去接雨水贮用。

1969年6月9日，贺龙因为病情加重被紧急的送往医院，然而身患糖尿病的贺龙却被注射葡萄糖，因此含冤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