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洲先生《颊针疗法》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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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8  xyf4345  + 关注献花(0)

王永洲先生，1985年毕业于甘肃中医药大学，针灸启蒙于著名手法大师郑魁山教授，工作后又受教于“陇上神针”张涛清与矩阵针灸创始人金安德主任医师，曾经就职于甘肃省中医院、甘肃皇甫谧针灸研究所、甘肃省中医药研究院。于1991年开始研究“颊针疗法”，2001年留学移民法国，先后取得巴黎第五大学“应激反应的心理和社会学研究”及巴黎第六大学“慢性疼痛的心理学及病理心理学研究”“心身整合医学”文凭，并将心身医学融入颊针疗法。巴黎第十三大学及第六大学医学院兼职针灸教学，培养法国医生。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针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首批特聘临床专家。同时他也是薄智云教授（腹针发明人）和刘合群教授（针术发明人）的入室弟子。

《颊针疗法》 自序

（有删节）

从开始研究颊针到今天，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二十五年，可以说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是与颊针共度的，一路走来，酸、甜、苦、辣中三个自己留下，只想把甜的果实和有缘的朋友们一起分享。中国有个词叫“功夫”，是指所有过硬的技能都是靠时间打磨出来的，许多科学家都是孤独地在一个小领域做了十几年，最后才有一小部分人修成正果。科研需要耐得住寂寞，因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不止一个思维点的激发，而是好多套解决方案的提出，一个一个地运用和排查，短暂的研究可能只是解决了其中一个点，但是拿不出全部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对于人体这样的超复杂系统，尤其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坚持，颊针的研究只能算个阶段性成果。

我1980年上学时，中医学院招收的都是理科生，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我们的教育背景更习惯接受以还原论为主体的现代科学知识，它对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分解各种各样的事物细节，通过不断研究分析和掌握事物的各个部分，期望得到世界的完整图景和自然秩序。在大学期间，开始接受西医解剖、生理学习时，认为细胞构成组织，再构成器官，形成功能独立的九大系统。各个器官都可以分解测量，结构清楚，功能确定，思路清晰，言之有物，理所应当是科学真理。而学习中医的藏象理论，一开始很难被接受，“肺主治节”“心主神明”“肝为罢极之本”“肾主封藏”“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之类，完全不知所云，渐渐因困惑不解而疏远甚至排斥。抛开阴阳、五行抽象的哲学思辨不说，藏象、经络这些具体的人体结构功能概念也是云山雾绕，似是而非，于是产生中医原始落后的直接感受，许多最基础的理论，往往是临床实践几十年还没有真正把握。出现这些状况的根源就在于我们中学奠定的知识结构根本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这种思想对接完全不匹配。导致的后果就是我在大学期间的中医学习可以说如同梦游。死记硬背、囫囵吞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理论到后来的临床也不知道怎么用。周围有不少学中医的人因志不同道不合而毅然投奔西医。我的生理学几乎都是和乔同学在一墙之隔的医学院蹭课学来的，张经济教授是医学院著名的四大才子之一，课讲得非常精彩，许多内容至今都留下深刻记忆。西医的结构知识是中医的知识短板，即便后来到了法国我在医学院又继续了临床解剖学的学习，把我在国内搞小针刀的解剖疑惑逐一化解，我迷恋上了各种版本的解剖图谱，精美的插图是科学，更是艺术，它帮助我建立了形象化的人体立体结构，这对我后来的颊针研究和临床疾病的诊断治疗都是非常有用的。

生物全息理论在中医学，特别是针灸领域已经悄悄地引发一场革命，它在用贴近时代的语言简单清晰地表达了其原理，对中医实践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不仅激发了一大批新型针灸方法的涌现，给传统针灸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还给已经运用了千百年的传统方法如脉诊、舌诊、腹诊、眼诊等一个现代解释。颊针在中国是以全息为起点，我又通过在非洲马达加斯加两次援外医疗中大量病例经验的积累基本成形。我个人完全是误打误撞、懵懵懂懂地进入全息这个领域，到今天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带一些学生、徒弟一起实实在在而又简单快捷地治疗一些疾病，由衷地感谢张颖清先生所创立的生物全息理论。将解剖知识引入全息层面是可行的，我多年来给西医讲第一个层面几乎畅通无阻就是证明，和中医讲反而有困难，解剖知识深度明显不够。一些针灸学者现在开始自觉研究结构，这是个进步。解剖现在已是公共知识平台，形而下是所有各个门类医学的基础，没有形态学就不可能有功能学，我几乎是完整地将解剖学纳入颊针全息体系，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形态基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优势借鉴。

颊针三焦层面的基础是中医气化功能学，不明白大三焦学说与藏象学说平衡的人是理解不了的，毫不奇怪，毕竟“大三焦”理论提出不久，如果还停留在小三焦“水道之官”的理解，一定会觉得用三焦解释全身气机显得不伦不类。我最初在学习三焦的概念的时候，觉得这个理论是那么的混乱不堪，后来长时间地不停思考，加上临床的实践体会，才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维整合方法。中医的整体观念不在于讲得有理，而在于用得巧妙，后来颊针走出疗效瓶颈，可以进入脏腑的整体调节，得益于对中医三焦理论的重新学习与再思考、再提炼。理论的短板会直接影响到临床的疗效，如果没有系统的理论精进，就不会出现临床水平的境界性提升。我坚持以三焦层面来解释人的功能整体性，西医的生理学将十个系统的分离研究产生的弊端是还原论的必然局限，还是应当坚持有机整体论，大三焦理论帮我接近了这个目标。

目前，西方医学已经在自觉地构建自己的身心整合医学，2005年我在巴黎五大读了“应激的生物及社会心理学”文凭，三年前又读了Stora教授在巴黎六大主持的“身心整合医学”文凭，我应该说是收获较大的，因为我学会了适用于西方人的解释系统，把它在我的临床上运用，许多复杂的病人，像那种从头到脚都有问题的人，只需用心理疾病躯体化，或者压力外向释放，就一语中的，省去口舌。效果远远好于中医术语“阴阳失调，气血不通”的解释，毕竟二者文化背景完全不同，难免费解。用身心一体化思维处理患者的诸多症状会一举多得，而不是见招拆招，逐一地去解除症状，我之所以收获很大，是因为我是中医，身心医学实际上许多内容是中医内涵的现代化，我们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愉悦感觉，所以中医接受“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毫不费力。颊针无论是全息层面还是三焦、心身层面都以整体论为出发点，但也不乏分析和拆解的功夫，有许多知识细节就是直接从现代医学和心理学中汲取、嫁接，为我所用，中西医学术在立足于临床具有可行性的前提下，可以尝试去结合汇通。

物理学家海森堡讲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然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用我们提问方法所揭示的自然。”是由观察者决定了从什么角度观察他的研究对象，而这种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被观察物体的最终结果。近十年来我常常在思考，如果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程序有了改进，那么被观察对象的结论也会改变。

一个世纪以来，中医被人们攻击的就是能治一些病，但说不出道理，梁启超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胡适说：“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其中鲁迅在《呐喊》序言中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一句最为著名。几千年因袭相传的中医怎么可能是只会看病、不懂说理的一群盲目的实践者？用库恩的观点来解释：两种医学所依据的解释范式截然不同，说白了就是指责中医讲不出符合西方思维和逻辑的理。这如同指责鸡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在于没有讲鸭语，带有明显的话语霸权。

其实，无论怎么争执，疗效都是医学的灵魂，也是医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所在。中医无论以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发展创新都不要偏离提高疗效，更好地满足人类对健康的最大需求这个根本宗旨。中医可以学习和借鉴一些西医的长处，为我所用，同时也要扬其长而避其短，接轨大可不必，中医必须循自己的规，守自己的道。中西医是不同文明背景下所结出的不同的果实，都是人类的文化瑰宝，但是和而不同，不同则能相济。

同时，也要辩证地看待“疗效就是硬道理”这句话，疗效是正确的目标和方向，但绝不能以实践代替说理。既然中医在说理方面吃了亏，而且吃了大亏，那么一定要做足功课，“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认认真真地补上西方科学哲学、生命哲学这一课，不仅会讲自己的理，也要会讲西方的理，讲医学的理和哲学、科学的理，通过扩大自己的视域，通过卧薪尝胆式地潜心学习，终归要补上自己的知识短板，我坚信我们这一代人会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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