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遗风吹拂出的皎皎明月

清华十大礼聘教授当排首位的，就以惊世才学而论吾以为莫过于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学贯中西，渊深似海自不多说，就他骨子里那股倔劲儿，治学态度上的那股较真儿，真正叫让后世之人领略到什么叫“大师风采”，什么叫“民国遗风”。

陈寅恪通晓三十多种语言文字，诸子百家，文史典籍，无一不窥，无一不猎，说他学究天人亦不为过，可他偏偏不屑考取文凭，梁启超慧眼识英，知陈乃一匹“千里良驹”，便极力向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举荐陈寅恪。

曹云祥随即问道：“但不知陈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道：“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云祥听罢，心中颇有些不悦，连一个硕士都不是的人还来我清华举荐，但碍于梁启超的面子，只好又追问了一句：“他可有什么著作？”

梁启超干净利落的回答道：“也没有！”

曹云祥故作为难的样子言道：“既无学历，又无著作，此事恐怕难了！”

没想到一向和和气气的梁启超瞬间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也算等身了，但全部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曹云祥一时惊愕，一者未曾想到梁启超会突然怒不可遏，竟然有些失态；二者他深知这位素日里看起来和煦如春的学者实际上是何等的自负才高，孤高自傲，没想到今天会在另一个人面前如此盛赞一个既无学历又无著作的人，简直匪夷所思。

但有一点曹云祥当即肯定——此人绝非池中凡品。

梁启超看出了曹云祥一瞬而过的惊愕，随即语气稍缓，详细地讲述了陈寅恪的治学之路，以及他在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备受推崇的过往。

曹云祥当机立断，聘请陈寅恪为清华教授。

陈寅恪上课，有个“怪癖”，自谓“四不讲”：①前人讲过的，我不讲；②近人讲过的，我不讲；③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④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因为“初来乍到”，因为籍籍无名，又或许教学“怪癖”，一开始陈寅恪的课堂并不顺利。学生一天比一天少，最少的时候竟然只有一个学生坐在讲台下听他讲。陈寅恪却浑不在意，依旧如故侃侃而谈，声情并茂，似乎完全沉醉于教学的海洋里，情难自拔。

渐渐地，陈寅恪的课堂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学生依然很少，但讲台下坐着的教授越来越多。

诸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钢和泰等等都来听他授课。一时间，传遍整个清华，学生们陆陆续续慕名而来，陈寅恪的课堂自此学子云集，胜友如云。

按常理而言，陈寅恪能有今日，梁启超居功至伟，知遇之恩，推举厚义，陈寅恪理应对梁启超感恩戴德才是。

但让人颇敢意外的是，二人在清华的治学生涯，丝毫看不出陈寅恪对梁启超的刻意“恭敬”、特别“追随”。

一日，梁启超刚刚步入清华，同事就赶忙塞给他一份学报，习以为常道：“看看吧！陈寅恪又要和你干仗了！”

梁启超迅速接过报纸，上面果然有一篇署名陈寅恪的文章，矛头直指自己。

原来，梁启超曾写了一篇关于东晋诗人陶渊明归隐动机的论文。论文指出，陶渊明之所以归隐泉林，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的腐朽不堪，寡廉鲜耻，普遍缺乏职业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陶渊明纵然没有力量去改变这样一个萎靡的事实，但他最起码可以选择不同流合污，远离丑陋不堪的官场，以维护自己健全的人格和坚实的操守。

前面我们说了，陈寅恪治学是较真儿的！对于陶渊明的归隐动机，他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陈寅恪认为：陶渊明之所以选择弃官归隐，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东晋被灭，陶渊明气节之士，分明是“耻事二主”，才立誓不与新政府合作，毅然决然地归隐山林。

面对陈寅恪的“针锋相对”，梁启超丝毫没有感受到无礼冒犯，更没有觉得自己“恩公”的形象地位受到挑衅和撼动，而是戏谑的哈哈笑道：“这小子总是和我过不去，咱要再写一篇文章好好和他过过招儿！”

一旁的同事平日里就看不大惯陈寅恪的行为作风，心中沉积了莫名已久的怨气，见梁启超说要与陈寅恪“过过招”，以为挑拨是非的机会来了，便随即低声划策道：“梁先生，这陈寅恪真不知好歹，他一个‘高中生’，读过几本书？也敢来和您一较高下，一争短长。这样的愚狂姑且不论，他这篇文章里头的‘事二主’明眼人都知道，他这是别有用心。”

梁启超大惑不解，“什么别有用心？”

这位同事看梁启超眉头微蹙，越发的“兴趣盎然”，“先生您想想，您在旧时的清政府当过官，如今又在新政府工作，陈寅恪这不很明显影射您‘事二主’吗？”

梁启超顿时脸色暗沉，犹如骤雨前夕的雷霆，该名同事心中正沾沾自喜，突然梁启超冲着他怒吼：“你给我滚！陈寅恪是什么为人，梁某举荐他那一日便早已笃定，像你这般‘道学君子’，虚与委蛇，怎么能懂得我与陈先生的光风霁月，疏朗襟怀。”

故君子有争，小人苟合。

君子争理义，明争而彼敬礼和；

小人同利益，暗流而互揣心异。

人生成为大师很难，成为智者也许真的很简单：

——坚持、笃定、相信！

民国遗风吹拂出的皎皎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