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检署考》：简牍学奠基之作

《简牍检署考》是近代王国维编著的名物考证，李学勤先生指出《简牍检署考》是简牍学（或略加扩大称简帛学）的“经典”性著作。

《简牍检署考校注》

写作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离开北京，随罗振玉避居日本京都，改变了旧日文学、词曲及西洋哲学与美学的研究方向，开始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学术眼光大为拓展。

王国维

1912年，因看到英国人斯坦因从我国新疆甘肃等地发掘的汉晋简牍照片及日本大谷探险队桔瑞超发掘的简牍实物，对古代简牍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考证了古代简牍之书的发展历史,简、牍、棵、札、策的名称及其区别,简、牍之书的形式、书刻、用字、装订、流传,不同书籍所用简的规制,以及简牍在礼仪上的运用等等，撰写了《简牍检署考》。

简牍之用

简牍者，是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统称。《北史．卷四五．李元护传》有云：“颇览文史，习于简牍。”“简牍”即为竹简、书册。

在我国，简牍使用的历史大概有三千余年之久。“册”字早已在甲骨文中出现，竖笔代表一根根的简，中间的横笔代表用以编缀的丝绳。因此可以判断，“册”与简联系紧密，册即是用简写成的书籍。“典”字在金文中字形的上部是“册”，下部表示书架，“典”即为摆在书架上的册，进一步证实了简在商代以用作书写工具。春秋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简牍帛书无疑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书写材料。直至纸张得到普遍应用的东晋时代，简牍才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

甲骨文中的"册"与"典"  

“盖简牍时代，肇于缣素之先，而尚延于谷网等纸之后，至南北朝之终，始全废矣”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

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

1925年，王国维先生提倡用“地下新材料”与古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 王国维《古史新证》

将考古实物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的方法古已有之，宋代金石学、乾嘉考据学均是其源流。王国维将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与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和“审查史料”的观念和方法加以融合，创立“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突破了传统金石学主要运用传世文献进行考证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文史考证的史料学范围和来源，完成了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的转变。

陈寅恪曾经概括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后来又有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证据法。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简牍之学

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出大量的简牍材料，为我们研究古史增添了丰富翔实的素材。当历史走进21世纪，中国出土的简牍超过30万片，简牍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简牍的研究一直遵循着静安先生所倡导了“二重证据法”，将出土材料和文献材料相互对照和印证，尽力做到准确客观。同时，刘国忠先生在《走近清华简》中提到，我们还需要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简牍研究与文献学、古文字学、学术史、科技史等领域的交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刘国忠《走近清华简》

简牍上所书写的文字，记载了造纸术普遍应用以前的人类历史。我们阅读简牍上的文字、研究简牍，从中撷取吉光片羽，获得先民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教训，继承其智慧和成就，触摸他们的心灵，感受亘古不改的人类情感。简牍所书的历史，是古代人们的集体记忆，透过简牍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解构过去的历史，也为我们的时代积累经验，更好地建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记忆。由此观之，在新时代积极推进简牍研究亦不失为对于时代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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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拜读民国大师的作品，都有一种仰止弥高、景行行止的感觉。其源深的国学功底与高瞻远瞩的洞察力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读来尽是珠玉之论，足解丝棼。本人学力有限，纤悉之处未能尽览，悬置书中许多精赅之言，也是对神圣学术的亵渎吧。才疏学浅，敬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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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个人公众号【晨未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