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浩然之气（四）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一、应结合“恒”与“时”，来领会“守约”
孔子以“一以贯之”论“道”，也以“一以贯之”论“学”，此“学”唯有实现“一贯”，才能成其“大”。孟子在“养浩然之气”章点出“守约”，正是承接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
对于“一贯”与“守约”体会得真切，才能契入孔门成德之学。其实，后世学者仅从义理上把“一贯”与“守约”理解得透彻，也不太容易，往往把“一”与“约”抽象化。古人用一根绳子把多枚铜钱穿起来，方便携带，也算是“一贯”。这虽然有助于理解学之“一贯”，但这层意象仅仅落在空间上，还不到位。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点出一个“反”来论学问功夫，须注意，“自反”不是通常所谓自外而内，不能局限在空间意义上，而是反于“本”，或反于“中”。《系辞》曰：“变而通之以尽利”；“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莫大乎四时”。对于“自反”，须落在“恒”与“时”上来体会，功夫是连绵不断的，内外是通达的。
孔子常常点出“恒”来论“学”。如：“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称颂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圣之时”与“集大成”殊途同归。何谓“集大成者”，孟子又以“终”“始”来阐发“集大成”，其实又落在“时”上。所谓“一贯”，既是“本末一贯”，也是“终始一贯”。
“恒”、“时”与“久”通德性，《大学》除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一句外，对于“时”阐发得不够。《中庸》阐幽显微，“尽精微”正是落在“时”与“久”上，如“君子时中”“时措之宜也”“至诚无息，不息则久”。
孟子在“养浩然之气”章先引出北宫黝、孟施舍作为配角，但对北宫黝、孟施舍两人养勇之道阐发得非常具体，其中蕴含着某种意象。“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似”，体现在哪里？读者应以北宫黝、孟施舍二人养勇之道所蕴含的意象为中介，分别领会子夏之“学”与曾子之“学”。
二、北宫黝与孟施舍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
“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北宫黝能泯灭不同对象之间的差别，不论对方地位尊卑贵贱，或势力强弱大小，只要是冒犯了他，必然予以猛烈回击，这也算是“守约”。其养勇之道是“恶声至，必反之”，本质上是一种应激反应，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迅猛反击逐渐锻炼出无所畏惧的勇气，以至于能够做到“不肤桡，不目逃”。
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
孟施舍养勇之道为“视不胜犹胜也”，从来不考虑战争的结果，无论是胜还是败，均冲锋陷阵，主动出击。常言道：“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头青，愣头青怕不要命的”。孟施舍这一招非常管用，猜测他应该常打胜仗，他打仗取胜的秘诀就是一个字：冲！
一般将领带兵打仗，“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能打赢才打，打不赢就跑。孟施舍对此嗤之以鼻，曰：“是畏三军者也”。两军对阵勇者胜，如果预想未来的战争结局，当下此心就被“利”与“害”所牵制，做不到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了。“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承认自己达不到攻必克，战必胜，只是能够无所畏惧。此心永远安放在“当下”，不瞻前顾后，不左顾右盼，聚精会神，不将不迎，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不计较利害得失，将胜败置之度外，视死如归，这就是孟施舍“不动心之道”。不论敌方军队战斗力多么强大，孟施舍不仅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把敌人看得渺小了，而是能把敌方当作一团空气，给彻底看“空”了，在两军阵前视有若无，故其带兵冲杀如入无人之境。
朱子注：“黝盖刺客之流，以必胜为主，而不动心者也”；“舍盖力战之士，以无惧为主，而不动心者也。”朱子如此注解，似乎没有把“不动心”与“不动心之道”区别开，而且没有把其中蕴含的意象给指出来，无法说明孟施舍养勇之道比北宫黝更能“守约”。
孟子曰：“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未知其孰贤”，只是一个婉转的说法，因为前面说“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涉及间接评价两位儒学前辈，孟子小心翼翼。但读者即使不考虑后一句“然而孟施舍守约也”，仅根据前文孟子对二人养勇之道的阐发，也不难分出伯仲。今天不用避讳，可以模仿下文说：“北宫黝之守气，不如孟施舍之守约也”
对比分析一下北宫黝与孟施舍。北宫黝“恶声至，必反之”，其养勇之道是被动的，属于应激反应，犹如“来而不往，非礼也”。孟施舍“视不胜犹胜也”，不以成败论英雄，只管向前冲，其养勇之道更具有主动性。此外，北宫黝与人私斗，属于意气之争，孟施舍带兵打仗奋不顾身，为国家尽忠，公与私也是一考量因素。
三、曾子与子夏
孟子论述北宫黝、孟施舍养勇之道，本意是要映射子夏与曾子之学。北宫黝之养勇落在空间上，一般人欺软怕硬，对于有权有势的人越是逢迎谄媚，在弱势群体面前越是趾高气扬。北宫黝这个人很特别，“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对待达官贵族与庶民一个样，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北宫黝的“守约”。
孟施舍之养勇落在时间上，不以未来战争的结局影响当下拼杀的士气。时间高于空间，在“时”上能“守约”，自然也体现在空间上。孟施舍之所以不计较战争的胜负成败，在于能把自己给“舍”了，把自己看“空”了，同时也就把敌方给看“空”了，人我双遣，内外两忘，这是孟施舍之勇。而北宫黝这个人“我执”非常严重，不然就不会睚眦必报了，只是对于贵族与平民能够同样对待。显然，孟施舍相对北宫黝更为守约。
《大学》点出格物功夫，须知，格物不是格空间中的物，“物犹事也”，要落在“时”上。阳明先生年轻时格竹子，格空间中的物体，实则是“逐物”。物体在空间中延伸，事情在时间中展现。孔子开示子路“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在事上磨练，这才是真正做格物功夫。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对比分析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有助于领会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差别。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但一段时期只有一个霸主假借周天子名义维护天下秩序，各个霸主轮流坐庄，如齐桓公之后是晋文公。虽然是个乱世，但名义上周天子还是天下共主，仁义的假面具各诸侯国还不敢公然抛弃，天下还能勉强“定于一”。到了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没有一个带头大哥维持秩序，只剩下武力征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主导着整个战国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危机感，要么是变法图强，侵略或灭亡他国，要么是衰败下去，被侵略、被消灭。至圣孔子与亚圣孟子分别生于春秋与战国，孔孟之道，一以贯之。孔子温文尔雅、中正平和，孟子大义凛然，气象如泰山岩岩。但展现出来的性情，却是触机而显的“迹”，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
孟子指出“然而孟施舍守约也”，再结合“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孟子隐而未发的这层意思就是：曾子之学比子夏之学更为“守约”。
从《论语•子张》篇记载子游与子夏之间的一段隔空对话，就可以看出子夏之学只是博学多识，没有真正在“守约”上用功夫。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游认为子夏之门人小子只适宜学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枝末细节，“抑末也，本之则无”，实则是批评子夏之学舍本逐末。子夏为自己辩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子夏认为学习是一个过程，自己传授弟子不是舍本逐末，而是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先易后难、由浅入深。
“孰先传焉？孰后倦焉”，其中，“孰后倦焉”出自孔子所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子夏以为，“学”只要永不停息，有始有终，就能积小成大，最终成就圣人之德，如荀子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子夏与荀子之学务外而遗内，博而寡要，与子贡一开始所犯的错误一样，把“圣”等价于“多学而识”。
《大学》曰“事有终始”，《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儒家经典均说“终始”，不说“始终”。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须注意，先“始”而后“终”，此“学”在开端处就失却了本原，自“始”而“终”，只是量的积累，乃孔子所谓“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曾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区分内外本末与先后终始，只是“近道”，这是提醒学者：须在区分本末的基础上再贯通本末，在区分终始的基础上再贯通终始。子夏说“孰先传焉？孰后倦焉”以及“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也点出“先后”“终始”，但与曾子只是在言辞上近似。
子夏之学舍本逐末，在于没有贯通先后终始，没有在“恒”与“时”上做心性功夫，“守约”的层次太浅，犹如北宫黝养勇落在空间上。曾子曰“事有终始”，“始”与“终”是一贯功夫：一方面，“始”指向“终”，才成其为“始”；另一方面，“终”作为集大成者，只是复其初，“终”又合于“始”。
孟子说“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与孟施舍只是在某些方面近似，曾子之学与孟施舍养勇之道均落在“时”上，但一个是德性意义上的“时”，一个是物理意义上的“时”。
四、曾子与孟施舍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子所谓“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前面已经指出，养勇之道实则是论孔门之学。
“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孟施舍相对于北宫黝为“守约”，但与曾子相比，就从“守约”下降到“守气”。“守约”具有相对性，如《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守约”功夫进展到更高一境界，回头看自己以前的“守约”功夫，便是“守气”。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见”。阳明先生曰：“使善有尽时，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见’？”又曰：“颜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见意。望道未见，乃是真见”。可以结合亚里斯多德的形式质料学说来体会“守约”之相对性。
孔子表扬颜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在旁边听了很不服气，问：“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答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孟施舍之“视不胜犹胜也”，与“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近似，属于血气之勇这一类型。
孟施舍瞧不起“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此类似于孟子所谓“求在外者也”。“视不胜犹胜也”，胜败一如，做到“守约”，好像是“求在我者也”。孟施舍“视不胜犹胜也”，无论胜负，均向前冲。如果仅从数量上考察，曾子区分“自反而不缩”与“自反而缩”两种情况，反而不如孟施舍守约。而且一自反，就有内外之分，自反的结果也是两个：或反身而诚，或反诸身不诚；或自反而缩，或自反而不缩。
从“时”上考察孟施舍之守约，胜或不胜，都是指向战争的结局，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丝毫不会影响当下作出抉择。时间分一个“始”与“终”，孟施舍不让未来的“终”影响当下的“始”，这就是“不动心”，主动意味浓厚。做到这一点非常难，不考虑战争胜败，只管向前冲，在两军阵前能够把敌人彻底看“空”，其实也是把自己看“空”，内外人我两忘，才能视不胜犹胜，视死如归。
孔子曰：“下学而上达”。基于“学知”基础上的“生知”，才不会凌空蹈虚。先要区分内本外末，在此基础上打通内外，贯通本末，此学成其大，才能真正泯灭内外人我之间的差别。直接说内外两忘、无内无外，或无人相、无我相，只是虚说光景。所以，从境界上考察孟施舍与曾子之“不动心”，前者无本而后者有本，孟施舍之内外两忘，远不及曾子之内外二分。
“内外两忘”“一念不起”，阳明先生界定这种虚静状态为“养得气宁静”，不是“未发之中”，也不是“求中”功夫，犹如孟子说“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阳明先生又说“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如果以“未发之中”为参照审视“气宁静”，也是处于放溺状态。孟施舍凭着这股奋不顾身的血气之勇，在敌我双方力量差距不太大的情况下好使，如果双方军事实力悬殊过大，就是以卵击石了，比“掩耳盗铃”实在高明不了多少。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反而缩”近似于孟子所谓“反身而诚”，先自反其心，叩其良知，觉得如此做，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再去做的时候，就显得理直气壮。“虽千万人，吾往矣”，大勇合于道义，由内而外、势不可挡。但是，对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理解，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好像说的是气势，其实是说德性之感而遂通、化育流行。应结合“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以及“仁者无敌于天下”来领会其义。
曾子之“不动心”，体现为“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似乎没有点出“时”。须知，“反”，不是反于“内”，而是反于“本”，反于“中”。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贯通内外本末的同时，先后终始也得以打通。孟施舍“视不胜犹胜也”，其“不动心”虽然落在“时”上，但此是物理意义上的“时”，“始”在“终”前，且“终”与“始”相决裂，没有贯通。落在空间上，对应的是内外两忘，而不是致广大，不是“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五、曾子与北宫黝
北宫黝之养勇落在空间上，能泯灭不同对象之间的差别：“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褐夫与诸侯在北宫黝面前体现不出尊卑贵贱的差别来，不管谁冒犯了他，均睚眦必报。表面上看，北宫黝似乎比曾子更为“守约”。
孔子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惧，不是惧怕，决不是遇到一件事情产生畏难情绪，而是收敛其心，小心谨慎，慎重对待，勇于担当，这才是做格物功夫。再看北宫黝养勇，“恶声至，必反之”，这是情绪的发作，发泄私愤，此心向外放溺了。所以，北宫黝这个“守约”，层次远远不够。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稍微侵犯他，就作出反击，侵犯自外面来，反击也落在外面，被动地作出反应，好比是“逐物”。
北宫黝虽然通过一次次的应激反应而实现了内心无所畏惧，但这是被动的、消极的，也是外放的，勇气的增加以损害内在的良知与恻隐之心为代价，得不偿失。“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这确实是勇敢，但弱势的民众如果不小心触犯了他，也予以反击，就显得刻薄或者说残忍了。
有的人一生经历挫折，逐渐磨灭了善良的天性，内心变得阴暗，成了“土豪”以后盛气凌人，觉得别人都对不起他，好像要把失去的尊严给追讨回来，甚至无比仇恨社会。有的人穷且益坚，备尝生活的艰辛但仍然乐观向上，保持一颗仁民爱物之心，富贵以后会尽力提携他人。孟子曰：“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敢于直面磨难，此心向内收敛，做“动心忍性”的功夫，那么，磨难不但不能把人击垮，反而是进德之资粮。孟子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北宫黝睚眦必报，不懂得做“自反”功夫，增加了勇气，丧失了天良。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作为老师，对于子夏能耳提面命，但子夏对于孔子的忠告似乎并没有听进去。孔子逝世以后，子夏到魏国讲学，门下出了李悝、吴起等法家代表人物。荀子也是子夏这一支脉的门弟子，荀子门下有韩非、李斯。儒家守不住学之“大本”，就会涌现出一批法家败类。儒家忠君，事之以礼，忠君为了安天下之民。法家无条件忠于君主个人，长君之恶甚至逢君之恶，眼中只有君主，不知有天下。
孟子作为子夏的晚辈，只是说“北宫黝似子夏”。体会孟子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对于子夏的批评不亚于孔子所言“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子夏及其门弟子只注重博学多识，德性修养跟不上，此是《中庸》所谓“知者过之”，或如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点出一个“反”来论学问功夫，须注意，前面有个前提：“万物皆备于我矣”。吾心本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向内自反的同时也向外扩充，一开一阖，往来出入，没有止息。为什么要结合“恒”与“时”来体会孔门之学？因为“自反”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且不是空间意义上的由外而入于内。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这正对应“学知利行”，“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对应“生知安行”。体会“朋从尔思”，分一个“感”与“应”，有内外人我，虽开阖出入，但有个本原在内。北宫黝通过“恶声至，必反之”锻炼出“不动心”，冒犯自外面来，北宫黝的反击也落在外面，似乎也有个往来出入，考察其心却是向外放逐的。这层意思落在“学”上说，正是“义袭而取之”，告子与子夏均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