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不论是写作者还是译者，此书都值得反复看。它名义上是谈翻译，实际上是在谈如何从外语翻译中汲取营养，革除白话文的弊病。我们要学习：“措词简洁、语法对称、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这些都是中文生命的常态。”

译者

译者未必有学者的权威，或是作家的声誉，但其影响未必较小，甚或更大。译者与伟大的心灵为伍，见贤思齐，当其意会笔到，每能超凡入圣，成为神之巫师，天才之代言人。此乃寂寞之译者独享之特权。——余光中

书摘 - 《余光中谈翻译》

名家点评

余兄说的话无不中肯，如译者要他说的条件，就必须是学者。他本人中西学都扎实，不是空头文学家。（看他谈中西文学，尤其是诗，多么在行！）他连德、法、西（班牙）、意文都知道不少。他的英文修养很深，中文不用说，这种人才能翻译。外文理解有问题，中文表达情意不高明，就不必翻译了。
——　思果，《翻译研究》、《翻译新究》的作者

书摘 - 《余光中谈翻译》

翻译是一种很苦的工作，也是一种很难的艺术。大翻译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他得具有一种能力，将两种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对佳偶。

翻译原是一种“必要之恶”，一种无可奈何的代用品。好的翻译已经不能充分表现原作，坏的翻译在曲解原作之余，往往还会腐蚀本国文学的文体。三流以下的作家，或是初习创作的青年，对于那些生硬、拙劣，甚至不通的“翻译体”，往往没有抗拒的能力，濡染既久，自己的“创作”就会像这种翻译体看齐。

什么才是现代中文呢？所谓现代中文，应该是写给现代中国人看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必须干净，因为不干净就不可能客观，同时必须平易，因为不平易就不可能普及。一篇报道的文字，既不客观，又不普及，怎能忠实反映现代人的生活？

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读者只能面对译者，透过译者的口吻，去想象原作者的意境。翻译，实在是一种信不信由你的“一面之词”。

不纯的中文，在文白夹杂的大难之外，更面临西化的浩劫。西化的原因有二，一为直接，一为间接，其间的界限已难于划分。直接的原因，是读英文。英文愈读愈多，中文愈读愈少，表现的方式甚至思考的方式，都不免渐受英文意识的侵略。

如果六十年来的新文学，在排除文言之余，只能向现代的口语、地方的戏曲歌谣、古典的白话小说之中，去吸收语言的养分——如果只能这样，而不曾同时向西方借镜，则今日的白话文面貌一定大不相同，说不定文体仍近于《老残游记》。

我想，未来白话文的发展，一方面是少数人的“善性西化”愈演愈精进，一方面却是多数人的“恶性西化”愈演愈堕落，势不可遏。颇有不少人认为，语言是活的，大势所趋，可以积非成是，习惯成自然，一士谔谔，怎么抵得过万口嗫嗫，不如算了吧。一个人抱持这种观念，自然比较省力，但是我并不甘心。一个民族的语言自然要变，但是不可以变得太快，太多，太不自然，尤其不可以变得失尽了原有的特性与美质。我们的教育界、文化界、和各种传播机构，必须及时警惕，预为良谋。否则有一天“恶性西化”的狂潮真的吞没了白话文，则不但好作品再无知音，连整个民族的文化生命都面临威胁了。

大学教师申请升等，规定不得提交翻译。这规定当然有理，可是千万教师里面，对本行真有创见的人并不很多，结果所提论文往往东抄西袭，或改头换面，或移植器官，对作者和审查者真是一大浪费。其实踏踏实实地翻译远胜于拼拼凑凑的创作。如果玄奘、鸠摩罗什、圣吉洛姆、马丁﹒路德等译家来求教授之职，我会毫不犹豫地优先录用，而把可疑的二流学者压在后面。我甚至主张：助教升讲师，不妨径以翻译代替创作。

（...）这些当然都是可羡的罕例，不过翻译这一行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例如印度小说家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引起轩然大波，其日文版的译者竟遭杀害，而意大利文版的译者亦遭殴打。“翻译即叛逆”之说，遂有了新的诠释。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要有进展，得靠一群专业读者来领导广大的普通读者。

其中译者之为专业读者，意义尤为重大。译者对待自己要译的书，读法当然有异于学者或教师，但由译者读来，一字一句，甚至一个标点也不能放松，应该是再彻底不过的了。我们可以说，读一本书最彻底的办法，便是翻译。

成就一位称职的译者，该有三个条件。首先当然是对于“施语”（source language）的体贴入微，还包括了解施语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同样必要的，是对于“受语”（target language）的运用自如，还得包括各种文体的掌握。这题一个条件近于学者，而第二个条件便近于作家了。至于第三个条件，则是在一般常识之外，对于“施语”原文所涉的学问，要有相当的熟悉，至少不能外行。这就更近于学者了。

翻译，对于作家是绝对有益的锻炼：它不仅是最彻底的精读方式，也是最直接的“临帖”功夫。我出身外文系，英美诗读了一辈子，也教了半生，对我写诗当然大有启发，可是从自己译过的三百首诗中，短兵相接学来的各派招式，恐怕才是更扎实更管用的功夫。

在“作者、学者、译者”一文中，我曾经指出：“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擅于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要能尽窥其妙，其二要能运用自如。”

书摘 - 《余光中谈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