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只有一个陶渊明
“不为五斗米折腰”，是陶渊明公开的辞官理由。一个不为蝇头小利而委曲求全的孤傲人格，也因此被放大和定格。
然而，这只能是陶渊明辞官的一个“借口”，而非真实的原因。即便有人格高洁的因素，也并非主要原因。
01
陶渊明家世
陶渊明曾祖为东晋名将陶侃，其父任江西安成太守，是名副其实世代官宦、官N代。
曾祖陶侃出身贫寒，初任县令，后任郡守，再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
在门阀影响巨大的东晋时期，陶侃凭借自身能力和战功，从寒门跻身朝堂，被名门大族视为异类，不得已陷入望族与寒门政争的漩涡。贵族琅琊王氏家族中的大将军王敦主政其间，陶侃从中央被排挤到边陲广州担任刺史。
后来王敦叛乱被平，陶侃被起用为征西大将军，但陶王两家的宿怨却难以弥合，这为陶渊明第一次辞官埋下伏笔。
02
第一次辞官
陶渊明有政治抱负，也有政治才华。他二十九岁被任命为江州祭酒。《宋书·百官志》：“江州自晋成帝咸康中始置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在这个有实权的任上，陶渊明却说“不堪吏事”，其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当时的江州刺史，也就是陶渊明的顶头上司正是贵族琅琊王家族的子孙王凝之。并且王凝之才具颇为不堪，却因为家族显贵的原因娶了贵族门第的咏絮才女谢道韫，连谢道韫自己都无奈地说：“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意思是没想到天下竟然有王凝之这样的货色。
这种情况下，陶渊明自然不肯与平庸无能的世仇同僚，更何况做其下属了。这才是陶渊明第一次辞官的真实原因。
这个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所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可能并非只俸禄多寡，更多是专指王凝之的。
03
时仕时隐
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恰逢东晋末的权臣争位篡晋的当口。晋末的主要权臣是桓玄和刘裕，最终的结果是刘裕胜利，并篡晋建立了刘宋，南朝时代由此开始。
陶渊明第二次出仕，就是在桓玄手下做参军，一年后因母丧回浔阳居丧。三年丁忧期满，桓玄已死，刘裕当权，于是出任刘裕的参军。后又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在权臣争势、动乱不已的时代，陶渊明时仕时隐，表现出内心极大的矛盾，终于厌倦了官场。
04
最后辞官
在刘敬宣的参军任上，奉命至建康，经人推荐任命为彭泽令。三个月不到，解印辞官。
这次辞职被《秀溪陶氏族谱·靖节公家传》和文学界做了渲染，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名言放到此时，“五斗米”成为俸禄的代称，把陶渊明塑造成一个高洁孤傲的文人形象。
这次归隐期间，官方多次征召都被陶渊明拒绝。一方面体现了陶渊明无意仕途的坚定念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刘裕已经篡位，作为世代晋臣家族出身的陶渊明以不仕做出的姿态。
05
不能仕与不肯仕
陶渊明在政治上是有才干的，在世代为官的家庭里，也有出仕的职业惯性，有宏大的政治抱负也并不偶然。如果环境允许，陶渊明会是一位不错的官员。然而，陶渊明没有那么“幸运”。
第一次出仕就落到世仇手下，贵族寒门之争让他“不能仕”。
后来的几次出仕，东晋政治环境已经非常混乱，面对“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众多权臣，陶渊明深感无力，他的出仕在他自己看来已经毫无济世报国的价值。于是，他“不肯仕”。
最后，作为前朝遗老的陶渊明不肯出仕新朝，这种“不肯”更是为了家族的荣耀的“不能”。
但是，如果认为陶渊明身不逢时“无奈”归隐，其实并不全面。他的个人性格，也是重要原因。
“性本爱丘山”，不是文人的矫情，而是陶渊明性格的真实写照。二十九岁前的陶渊明就多在南山居住，并与僧道往还。
所以，如果说陶渊明前期的归隐多有“不能仕”的无奈，那么后期的归隐则完全是“不肯仕”的主动了。
06
归隐生活
陶渊明算不算隐居？从事实来看，其实陶渊明只是从此过起了普通农民的生活。或许世代为官的家庭里一个半辈子为官的人突然淡出官场，在很多人看来算作一种隐居吧。
与之前几次中小地主式的隐居生活不同，这一次陶渊明要亲自劳作，用土地的收获养家糊口。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好像家庭并不缺劳动力，然而事实并非这样。从陶渊明的诗作里来看，他这五个儿子都多多少少有点智障。这可能和陶渊明痴迷于饮酒有关。
看起来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不轻松。“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偶尔的劳作是一种消遣，但对农民而言则只能用辛苦来形容。即便如此，“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对一个依靠土地过活的大家庭来说，绝对谈不上诗意。
不像王维身居宰相之位而在辋川参禅修道那么惬意，也不像梅妻鹤子的林逋日日有达官贵人的造访，陶渊明把自己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们实在不能只看到陶渊明隐逸豁达的闲情逸致，而忽略了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辛苦。
何况，在不久之后一场大火将浔阳旧宅焚烧殆尽，全家不得已移居船上。陶渊明一家的生活陷于更大的窘迫之中。
然而，陶渊明宁可忍受这种辛苦，也要放弃身在官场的另一种辛苦。劳作之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在不经意之间享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恬淡。
07
两种价值观
其实，归隐后的陶渊明略显自私。他为了自己的心灵释放，而置家庭于困苦。陶渊明从来就不缺从仕为官的机会，即便隐居后多年仍有表奏召幕，均辞不就。
只要他稍微松懈，看在钱的面子上委屈一下自己，家庭生活即可确保无虞。至今，现代人在对职业发几句牢骚后会以“养家糊口”为自己完美解脱。甚至大批有思想的公务员，面对官场的腐朽会选择继续，而舍不得放弃“五斗米”和卑微的职位而选择另谋生路。
陶渊明没有这些人的“聪明”，他选择了放弃。“少无适俗韵”，他从小就看不上世俗社会的尔虞我诈，不会与这些人同流合污，甚至连相提为伍都不愿意。
其实，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对比。对比之下，我们才能认识到陶渊明人格的纯正和伟岸。也正因此，才成为受人敬仰的异类而名垂青史，成为世代达官闻人的精神楷模。
如果陶渊明“聪明”，他必然泯然众人而不为人所知，因为历史会忘记历史长河中一批又一批的聪明人。
08
陶渊明和庄子
陶渊明没有隐居，他只是成为世俗生活中一个农民。庄子也没有隐居，庄子一直是世俗生活一个浪人。他们都是与我们一样生活在世俗中，只不过都采用了一种与我们不同的生活方式。
陶渊明是有高境界的人，在他面前至少有两条路选择。一种是入仕，这很容易；一种是田居，也很容易。但这两种“容易”如果真的需要选择的时候，就显得不那么容易了。
田居前的陶渊明一直处于这种艰难选择的焦虑之中。时而为稻粱而入仕、时而为心灵而归隐的生活轨迹，显示了这种焦灼。
选择，就意味着有所放弃，当放弃的东西关乎身家性命的时候尤其难为，尤其陶渊明要放弃唾手可得的优裕生活，选择后半生以一人之力养家糊口的辛苦劳作。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种选择的艰难，也能想象得到选择后的释然。最终，陶渊明服从了自己的内心，承认了从仕的收益和因此而付出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悠然见南山”，是不经意的欣赏，这是陶渊明把自己融入了大自然之中。“悠然望南山”，是有意的寻找，这是旅游者暂时的心灵释放。陶渊明与我们的游山玩景和租一块地种种菜完全不是一个境界。
庄子是另一种境界。在庄子那里，连从仕和归隐的选择都没有，甚至也没有田居的选项。
庄子就是大自然中的草木虫鱼，以本来的面目而生活。庄子的生活不是悠闲，也不是焦虑。悠闲和焦虑都是在各种选项下的自主选择的结果。对庄子而言，任何选项都不存在。
陶渊明的生活是选择的结果，庄子的生活就是生活本身。
09
陶渊明与苏轼
选择了悠闲，说明还有焦虑的存在。所以在田居的若干年里，陶渊明并没有放下对社会时局的关注与挂心。
骨子里，陶渊明是有儒家情怀的人，只不过风云际会、阴差阳错而选择了貌似道家的生活。他的悠闲是焦虑的，他的焦虑也是悠闲的。因此，陶渊明比超脱万物又融于万物的庄子更加接地气，尤其成为后世士大夫失意时的精神寄托。
苏轼，是陶渊明的超级粉丝和最大推手，这显然缘于苏轼被贬后的处境和对陶渊明的理解。
苏轼知道陶渊明有政治抱负，如同自己一样；苏轼也知道陶渊明追求精神的释放，也如同自己一样；苏轼还知道陶渊明在种豆采菊的时候挂心时局，也如同自己一样。
这些公约数让苏轼在历史上找到了知音。
但苏轼做不到陶渊明彻底的田居，他一直在等待机会。一旦机会到来，什么田园生活的惬意、什么“日啖荔枝三百颗”都不再提起，立马变回功名中人了。
田居，对陶渊明而言是精神的回归，对苏轼而言则只不过是精神的安慰。
10
陶渊明与两谢
钟嵘在《诗品》里说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所谓隐逸诗，其本质是将对世俗生活的解脱寄托于某种事物。寄情田园与寄情山水、寄情芳草美女并无本质的不同。
钟嵘的判断是有力的，陶渊明给诗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隐逸诗在之后的文化长廊里俨然成为特别引人注目的流派。
稍后的谢灵运和谢眺，就是寄情山水的隐逸诗派中的佼佼者。然而，两谢的山水诗更多体现为清明净爽的风格，而没有陶渊明的恬淡随性和深沉。
两谢为什么写不出陶渊明？个中原因并不复杂。
两谢生活在世俗，沉湎于俗务，对偶尔的景物表现出极大的赞赏，只是远远地欣赏和艳羡，并没有因此而计划放弃什么。如同我们周末去山水丰饶之地稍事游览，感叹美景如画，甚至发出长居于此的愿望，但没有谁真心想留下来。那一刻的心境不是悠闲，只是休闲。
现代人喜欢休闲，在有用诗词描述这种心境而自比陶渊明的，但真的相差甚远。其心境与两谢类似，但并没有两谢的才情。
对两谢而言，陶渊明只能用于远观，而不可效仿。没有真正的放下，哪里来的放下后的释然和充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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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和孟浩然
两谢没有放下过，所以难以领略陶渊明的悠闲。而另一位田园诗人孟浩然，则是因为没有得到过，也无法领略陶渊明的悠闲。
孟浩然是一位庄园主，生活在农村。孟浩然对田园的描写所表现出的喜爱，甚至会超过陶渊明，因为那本来就是他原本的生活。
孟浩然喜欢田园，是因为身在田园，他对田园的喜爱其实是对自我喜爱的折射。他的田园诗是真实的，但与陶渊明相比则是肤浅的。
很多人谈淡泊名利，其实并不曾获得过名利；很多人谈放下，其实并不曾得到过什么；很多人谈宽容，其实并没有真的遇见过什么纠结。
所以，孟浩然并没有用田园诗来表达归隐之心或对世俗的对抗，因为他没有从仕的经历，也一直是世俗中人。
一个农民表达庄稼长势的喜悦，并不说明他对官场的排斥，也不代表他对现实社会的其他方面有任何的厌烦。
孟浩然，就是那个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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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和王安石
晚年的王安石写过很多优美的田园诗，表达对致仕归隐生活的闲情。
但王安石的归园田居，是一个政治失败者的无奈之举，内心保留着深深的不甘。陶渊明归园田居是自主的选择，王安石则是被动的无可选择。
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对王安石热爱田居山水的真情表示任何怀疑，一个政治失意的老人，在再无东山再起的机会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对功名德业的热衷。
王安石也是真实的，但他的心境与陶渊明完全不同。陶渊明是能要而不要了，王安石是不能要而不要了。
王安石也不同于被贬时期的苏轼。被贬的苏轼内心一直存有希望，不管这种希望多么渺茫。王安石步入晚年，已经不存在这种希望了。
田居的陶渊明、致仕的王安石、被贬的苏轼，都享受着田居的乐趣，也都牵挂着时局。
但这种享受和牵挂，却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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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诗人很多，但世上只有一个陶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