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31天《山国轨 第七十四》第一部分
《管子》学习第231天《山国轨 第七十四》第一部分
原文阅读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官国轨。”管子对曰：“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桓公曰：“行轨数奈何？”对曰：“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曰：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曰：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櫎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
桓公曰：“何谓别群轨，相壤宜？”管子对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亩十鼓之壤，君不以轨守，则民且守之。民有过移长力，不以本为得，此君失也。”
桓公曰：“轨意安出？”管子对曰：“不阴据其轨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某乡田若干？食者若干？ 某乡之女事若干？ 余衣若干？ 谨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众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余食若干。’必得轨程，此谓之泰轨也。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櫎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不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未淫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櫎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环谷而应策，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廪，重有加十。谓大家委赀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币。’谓邻县曰：‘有实者皆勿左右。不赡，则且为人马假其食民。’邻县四面皆櫎，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
字词注释
[1]轨：车辙，法度。此文引申为以会计的方式加以管制，以便生财。故直接翻译为“统计管制”。
[2]轨数：管理财政的方法。
[3]人事之准：民生食用所需的平均数。准，标准。
[4]谷重：粮价。
[6]中币：合乎货币流通的数量。中，适合，合于。
[7]櫎（kòu）：以时价计算价钱。
[8]群：众，诸。
[9]莞（ɡuān）蒲：即蒲草，一种植物。可用于织席。
[10]竹箭檀柘：均为植物名。竹箭，即竹子。檀柘，檀树和柘树，是贵重的木材。
[11]氾（fàn）下渐（jiān）泽：水下低湿之地。氾下，低下。渐泽，低湿之地。渐，淹没。
[12]水潦：因降雨过多而在地面上形成的积水。
[13]鼓：古代计量单位，以十六斗为一鼓。
[14]过：多。移：指财富转移。力：指财力。
[15]阴据其轨：秘密掌握统计数据。下制其上：指国君将被下层富商巨贾所控制。下，此特指富商。
[16]行：巡视。
[17]轨程：统计得出的标准数据。
[18]谓：底本作“调”，意不顺。从猪饲彦博、李哲明说改。泰轨：即整体统计。泰，大。
[19]调立：统筹安排。环乘之币：即统筹所得之货币数据。这里指合全国之情况计算出的流通总量。
[20]置：预置，寄放。公币：政府发放的货币。其目的既可以为收购粮食之用，也可做赈济贫穷之需。
[21]间田：中等水平的田地。
[22]重岁：第二年。
[23]萌：通“氓”。种田的农民。
[24]什减三：即贷款七成用粮食还，三成仍用货币还。
[25]谷为上，币为下：因七成的粮食被国家收购，民间粮少，故粮价上升，货币贬值。
[26]高田抚间田山不被，谷十倍：意谓上等田的余粮被用来补充间田、山田的不足，粮价上升十倍。抚，补充，补齐。山，山田。不被，不足。
[27]淫：过分。失：通“佚”。散失。
[28]置而券之：指购买后先不支付，而是订立一个债务契约。券，订立契约文书。
[29]环谷：粮食的流通。策：契约。
[30]决：解决。
[31]赋轨币：发放与统计过的数据相应的贷款。
[32]有：通“又”。再次。
[33]委赀家：即有财富积累的富人。
[34]修游：巡狩治军。
[35]实：指粮食。左右：支配。此指擅自买卖。
[36]假：借。
[37]赀家假币：即富人放货。
[38]庚：偿还。
[39]隆：数量充足。
译文参考
齐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国家统计管制财政工作。”管仲回答说：“土地有统计，人口有统计，需用有统计，乡里有统计，民事有统计，钱财有统计，县里有统计，国家有统计。不懂得财政统计方法而想要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
齐桓公说：“实行管理财政统计的方法应该怎么办？”回答说：“一个乡有土地多少？民生费用的标准是多少？粮食价格是多少？还有一个县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货币多少才合乎该县需要？粮价多高才合乎货币流通之数？计算全年供应民众口粮之后，余粮还有多少？还有一乡的女劳力全年进行纺织，其成品有多少？把成品按时价算出总值，供全年全部人口穿用后，余布有多少？还要区别各项统计项目，另外调查土地的情况。”
桓公说：“什么叫区别各项统计项目，另外调查土地情况呢？”管仲回答说：“有生长莞蒲的沼泽地，有生长竹箭檀柘的山地，有低下潮湿的低洼地，有鱼鳖生长的水塘地。这四种土地，君主都善加管理和控制，就可以从财物上征税，而不必向人们征税。至于亩产十鼓的土地，君主不纳入统计来控制掌握，富民商人就会来控制。他们有充足的财力，不以务农为重，这就是君主的失策了。”
桓公说：“统计管制的计划怎样做？”管仲回答说：“不能暗地统计管制，下层富民商人就会制约政府。”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一乡土地多少？需要口粮的人口有多少？一乡从事纺织的妇女有多少？可剩余的衣料有多少？认真巡视各州各里后，得到情况是：‘土地有多少，人口有多少，人口众多粮食不足的亏空有多少。’有的情况是：‘土地有多少，粮食剩余的量有多少。’必须调查得到标准数据。这叫整体统计。然后整合全国的统计情况来确定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对于统计出的那些土地收成超过口粮消费的农户，就郑重地将国家的货币寄放在他们那里。大户放得多，小户放得少。山田和中等田地的农户，是全年粮食产量不够口粮消费的，也要给予他们钱款，来满足其基本生活保障。次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就对拥有上等土地的农户说：‘我所给予你们的钱数有多少，乡中粮食的时价是多少，请将公币的七成折成粮食数量归还政府，其余三成还款。’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上等土地的余粮用来补充中等土地和山田的缺口，粮价因此上涨十倍。山田农户凭借君主给予的财物，来接济其不足的部分，也不至于过分损失。上等土地的余粮按照时令被国家掌握，使粮价因而上涨了十倍。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用的，都先加以收购并订立契约。按乡市的粮价折算说：‘官府无钱，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通过粮食流通来给付契约，国家需用的布帛得到了解决。粮价又降回原来水平，贷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囤积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通告豪门之家和财主们说：‘国君将要巡狩治军，每人各应出钱若干。’还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狩用粮不够，国君将为解决人马食用向民间借粮。’邻县四周粮价都受到影响，粮价又因而上涨十倍。国君再下令说：‘向富家借贷的钱款，都要以粮食价格为标准，以粮食折价偿还。’粮食的市价又会降下来，币值又要上升了。全国百都百县，其统计管理货币与粮食的交换，都可按此法行事，粮价因而上涨十倍。再利用粮食流通支付借款。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官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各种物资价格低，便收购物资而投放货币。货币投放在民间，物资都集中在官府，各种物资价格上涨十倍，府官便按照市价抛售物资，直到政府掌握的资产充足才停止。这样的国家统计理财工作，在未成形之前做布置，掌握其已成的物资，运用国家号令收放进退，不必向民间直接求索。这就叫国家的统计理财之道。”
核心内容解读
对于篇名“山国轨”的解释，诸家说法不一。马非百云：“轨与会通。本篇共有三十个轨字，而所言皆属于会计之事。而在《山至数篇》则直谓之 ‘会’。……梁启超所谓 ‘轨即统计’，最为近之。”据此，“国轨”当指国家的统计工作而言。“山”字在此当为衍文，《山国轨》及以下《山权数》 《山至数》三篇名中，“山”字均无义。
本篇阐述运用国家统计的手段，实现轻重之权的主张。文章首先指出“国轨”的重要性，即“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并举例说明了实行统计的内容和方法。文中主张，在调查统计田亩、人口、粮食、布帛等基本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国家依次运用发放农业贷款、收购女工织帛、向富家高利贷者借款、收购抛售万物等方法，使市场谷价、物价和币值之间的轻重关系不断变化，并从中获取十倍以至数十倍之利；国家控制自然资源，囤积生活和生产资料向农民发贷，以免被富商乘机牟利；实行森林国营政策，使木材“非山无所仰”，进而用价格调节社会的贫富。文章还谈到货币回笼问题：政府用价格上升十倍的粮食偿还向大家、富家所借之币，因而全国货币的十分之九又为政府掌握，并由此造成币重物轻的局面。利用这样的局面，政府收购万物。万物因而贵重，政府再抛售万物。
“国轨”是指国家治理的轨道或规范，是“轻重之术”的一项具体内容，统计工作是调控经济的具体手段之一。管子认为，国家治理必须有一套系统的统计和管理方法，这些方法涵盖了土地、人口、财用、货币等各个方面。根据统计结果进行各方面的决策，同时进行下一个年度的预测。
管子在这段对话中提到的“不阴据其轨皆下制其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治理策略，即不要暗中操控权力，而是要通过公开、公正的手段来管理国家。这种思想体现了管仲对权力运作的深刻理解，强调了透明和公正的重要性。
很可贵的是作者提出，“布于未形，据其已成”，是指在事物尚未成形时就要进行规划和布置，并根据已经形成的情况进行调整和管理。“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则强调了治理过程中要顺应时势，灵活应对，而不应过多地向民众索取，通过有效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可见，管子的治国理念是通过科学的管理和统计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他认为，只有掌握了详细的统计数据，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有效地治理国家。最早把统计学原理应用在政府管理中的，应该就是管仲了。“轨数”思想在后世的治国理政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也是现代会计学预算和决算的来源。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二）治国理财的艺术手段：货币、无形之税、侈靡之术
管仲在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功绩，令后世治国者艳羡不已。《管子》一书中表述的治国理财思想，也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重视。在管仲学派的治国理财手段中，值得后世关注的，除了与其他学派学者相同的地方，如要重视土地问题（“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乘马》〕）、强调财政征收要有节制（“取于民有度”，“不夺民财”〔《五辅》〕；“富上而足下”〔《小问》〕）外，最为重要的是提倡用艺术性手段来从事治国理财活动，这在其他学者的著作中非常少见。接下来，本章将对《管子》一书中提及的三个治国理财的艺术手段做一些探讨。
1．货币艺术
在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的经典著作中，《管子》一书也许不是最早但却是最为详细、最为完备地提出货币理论并倡导以此实现国家治理的著作。正如张友直指出的，《管子》一书事实上完整地提出了货币起源与本质、货币种类与本位、货币职能与作用以及货币数量价值论等货币思想。接下来本章将不对这些货币思想予以讨论，而只是看看管仲学派提出的运用货币艺术于治国理财过程之中。
对于货币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管子》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国蓄》）。事实上，在《管子》看来，货币就是为治国而兴起的。比如说，为了赈灾，“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饘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山权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通过发行货币来获取债务性收入，以赈济民众、赎回人口。还有，《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为了方便民众交换而指定或制造的：“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国蓄》）
当然，更为后世学者珍视的就是《管子》一书所表达的用货币手段来调控经济的艺术，“人君操谷、币、准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这一艺术被《管子》表达为轻重之术，前文已有涉及。大致上，运用货币艺术治理国家，至少可以达到以下目的：调动民众生产的积极性（“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蓄》〕）；调节市场均衡关系，平抑物价（“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山至数》〕）；将粮食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并借此增加财政收入（“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国蓄》〕）。
管仲学派还主张，应将俸禄和赋税全部货币化。“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赀在下。”（《山至数》）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不用再实行土地分封制度，以避免分封制下的争夺乃至战争，“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二使得货币铸造和发行的权力掌握在国家手中，而各级官吏与民众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使用货币，实质上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认可与服从，从而实现秩序，“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山至数》）。
2．无形之税艺术
在财政征收无可避免的前提下，怎样有效地获取财政收入以“取民不怨”？这是征税艺术的问题，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著名的财政大臣科尔贝尔的话来说，就是做到“拔鹅毛让鹅尽可能地少叫”。
在税收方面，管仲学派首先不赞成君主的横征暴敛，认为它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正世》）。《管子》主张，民富是国富的前提和保证，“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山至数》），因此在财政征收方面主张“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形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霸形》）。他们尤为反对临时性的税收，认为危害极大，“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国蓄》）。不过，如前所述，管仲学派并不一味地支持轻税政策。征税尤其是从农业方面征税，管仲学派建议的是，要适合农民的负担能力，“案亩而税”（《大匡》），“相地而衰征”（《霸形》）。
不过，管仲学派提出的且为后世推崇的征税艺术，是他们对无形之税的主张，即让民众“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国蓄》）。是否可能获取一种无形之税？管仲学派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想法在《盐铁论》中被桑弘羊等汉代治国者进一步表达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在《国蓄》篇中，管仲学派发现传统的五种征税方式（房屋税、牲口税、土地税、人头税和户税），都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因此，他们主张运用商业手段来获取财政收入，因为这样可以获取无形税收。在《国蓄》篇中，管仲学派设想，国家先在丰年以低价大量收购粮食，之后于平年将每石粮加价十钱，于荒年每石加价二十钱，这样从一个三口之家，平年每月可获得九十钱收入，荒年每月一百八十钱。这样的财政收入方式，寓于商品买卖之中，自然是无形的。前文也说过，国家可以利用粮食、货币、货物三者间的关系，通过市场买卖或者货币借贷来获取财政收入。在粮食与货币两种形式之间进行灵活的切换，国家就能掌控国内的大部分财富。
最为后世学者重视且在中华帝国时期广泛采用的无形之税，是盐和铁的某种专卖措施。在《海王》篇中，管仲学派提倡计口授盐，通过加盐价来获利。当然，在春秋战国诸国林立的时代，全面垄断的盐专卖政策事实上很难行得通。在现实历史中，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真正能够实施全面垄断性质的盐专卖制度。
3．侈靡之术
在春秋战国乃至后世很长一段时间，农业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量入为出、勤俭节约既是家庭财务原则（秋收粮食在交完租税、留够第二年种粮后才能用于消费），也是国家财政的运行原则（以收入有限性控制君主开支的权力）。特别地，兼具公、私二重性的君主，若私人消费过于奢侈往往会损及公共的利益，“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国，小者以危身”（《禁藏》），甚至因此败坏社会的道德，“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八观》）。《管子》强调，君主、大臣及民众如果能够节约不奢侈，就可以将剩余储蓄起来防备饥荒（“纤啬省用，以备饥馑”〔《五辅》〕），甚至防祸得福（“故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禁藏》〕）。因此，君主的私人消费一定要节制，“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八观》）。
不过，与儒家学派一味主张节俭的意见不同，管仲学派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侈靡并非坏事，侈靡之术甚至可以成为国家治理的艺术。他们认为，一味地节俭会使事情办不成或者公共目的无法达成，“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费”（《版法解》），“简则伤事，侈则伤货”（《乘马》）。这是因为，施政办事要从民所欲，“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侈靡》）。为此，《管子》中辟出专门一篇《侈靡》来加以讨论。在该篇中，管仲学者认为，侈靡消费可以促进生产，在饮食、车马、游乐、丧葬等方面的奢侈行为可以带动生产，“不侈，本事不得立”（《侈靡》），甚至可以“雕卵然后瀹（瀹yuè，煮）之，雕橑（橑liáo，屋椽）然后爨（爨cuàn，烧火做饭）之”（《侈靡》）。他们还认为，侈靡可以促进就业，“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这大致相当于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言“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特别是在遇到水旱等自然灾害、百姓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君主的侈靡消费与侈靡品生产可为贫苦百姓提供谋生机会，“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乘马数》）。
对于《管子》运用侈靡之术于国家治理之中，章太炎先生称赞道：“《管子》之言，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斯可谓知天地之际会，而为《轻重》诸篇之本，亦泰西商务所自出矣。”管仲学派的这一观点，在中国古代治国理财思想中是非常突出的。在《盐铁论》中，桑弘羊对此加以特别的肯定，并发挥道：“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无所出；无黼黻（黼fǔ黻fú，礼服上所绣的华美花纹），则女工不施。”（《盐铁论·通有》）不过桑弘羊的这一观点，也遭到了参加“盐铁会议”的文学贤良猛烈批评，并在后世帝国国家治理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刘守刚 编著；林矗 编著；宋浩天 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