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未必如烟
按现在的说法，我大哥二哥三哥都属50后，我和弟弟大妹属60后，小妹属70后。
父亲五十年代初就离开老家分乡那个地名叫十字沟的小山村去一个叫雾渡河的区上工作了，大哥和二哥出生在十字沟，父亲在雾渡河稍事妥当，便安排人把我母亲大哥二哥接了过去。据说，年龄尚小的大哥二哥是被一个叫刘家田的大汉用两只箩筐挑去雾渡河的。
母亲作为一个家庭妇女，父亲的安排是让她学一门做衣服的手艺，无论怎么说，父亲这点是做对了，事后证明，如果没有母亲的这门手艺，如果没有那台无敌牌老式缝纫机不分昼夜的“扎扎”响，面对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些饥饿的岁月，我们兄弟姐妹七个，说不定就有饿死的。
我是六一年生人，据说生身地小地名叫王家包，我三哥小名茅坪，雾渡河区的区委区政府所在地茅坪河，正是父亲工作的地方。我们两兄弟差三岁不到为什么不是一个地方出生呢？我想主要可能是没有自己的房吧？
我能清晰地记事大概是三岁，我把搁在高处的六六六粉弄泼了，给自己洒了一脸，便大人般的对母亲说，你做的腊八豆豉我也吃不了了。
其实，那时候我己经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了，我己经残疾了。致残的原因是小儿麻痹症，即西医说的脊髓灰质炎。
对于致残的情况我是半点都记不得了，据父亲说，我当时都可以从小椅子上爬到板凳上再爬到饭桌上了。父亲说这些的时候什么心情对于当时的我确实不甚明了，但若干年后，我终于明白，他是父亲，我是他的儿子，他的心里一定是酸楚的。据说，父亲背着我从王家包到茅坪河，来来回回跑了一个月，我至今记得那个常常被父亲提起给我打了一个月“封闭”的医生的名字，他叫易卓然。
我们在雾渡河住得最久的地方是一个叫桥下队的地方，桥下队那桩房是属于自己的房，似乎听父亲说过白粘土三个字，我们的房应该是白粘土夯成的。有次不知什么原因，我哭着，用一块小石头拚命朝堂屋里墙上砸，后来墙上被砸出一个窝来。我想，如果那房子如今仍在，那个窝肯定还在。
那桩房子的邻居之一是一个姓姜的人家，那是一个已近风烛年之年的老妇人，着一身黑裤褂且行动迟缓，不过她家的兔子却行动迅捷，常常窜入我家，害得姜婆婆满街找。姜婆婆家有个女子，叫姜阳，我至今不知道那是她女儿还是她孙女，或者是她别的什么亲戚，总之姜阳是个梳着两条又粗又长辫子的女人，脸盘儿大而白净，颧骨呈两片若有若无的红，似淡淡的霞色。姜阳平日不大在家，但一旦着家，找兔子似乎就是她的必备的功课。有趣的是，当姜婆婆和姜阳寻遍整条街而一无所获的时候，她们家的大白兔却蹲在我家床下，黑暗里闪着两只红亮的眼睛。我便为没把真相告诉她们而窃喜不巳。
我的另一个邻居坏了一只眼睛的裴爷爷，裴爷爷靠剃头维持生计，每次见他似乎都在磨刀，磨刀石已磨得象把梳子一般细而窄，剃刀也磨得象弦月一般瘦。
裴爷爷有个孙子，叫小毛子，每到天黑时分，裴爷爷就站在门口大喊，小毛子，回来啰！小毛子就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
小毛子和我大哥二哥年龄相仿，我大哥二哥上山砍柴，小毛子也跟着去，，柴砍少了，裴爷爷就打骂他，后来我从大人口里得知，小毛子本不该爷爷的负担的，他有自己的父母，只是父母离异了，他断给了父亲，他父亲就把他放他爷爷这里。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小毛子的父亲原来是我们县财政局裴局长。
桥下队之上，自然有个桥上队，桥上队桥下队都是以两排民居而自然形成的对河街。
我家的对面，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做芝麻馍馍的老头，短胡子短头发一皆花白，腰间的围裙似乎从没取下来过，所有人都叫他孙家老头，从口音判断，孙家老头应该不是雾渡河本地人。据父亲说，孙家老头是随部队开拔到雾渡河时，与另一支队伍遭遇，驳火之际腿部重伤，不能随队继续前进而留下的。所有这些，是给我打“封闭”的易卓然告诉父亲的，而当初给孙家老头医治腿伤的正是易卓然。由此我想，这些应该假不了。
雾渡河这块不见经传的山野之地曾经被战火洗礼过，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这确实不是危言耸听，我大哥二哥上学的岔路口小学一侧就有一个碉堡，钢筋混凝土结构，虽已掩入地下大半，但内部却完好无损，我大哥二哥和他的同学们把它作为战争游戏的道具时，也真的从它周围的地里挖出过已不具杀伤力的木柄手榴弹和步枪的撞针。
孙家老头是因为哪次驳火而滞留在雾渡河的已不得而知，他究竟隶属于共军还是国军也一样不得而知。我记得他同大人们说，饥荒，没饭吃，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有过路的部队缺人，看到大锅里河水熬的稀饭稠稠的，就随人家走了。
他讲这些话时，是一个大雪覆盖的冬天，山上的花梨树被雪压断了树枝，栖息在树枝上的斑鸠已和树枝冻在一起，躲在墙洞里的麻雀因觅不到食物加上寒冷巳没有力气飞翔，于是孙家老头就搭了梯子去墙洞里掏它们出来，扔进火塘里烧了吃。
“香的嘞！香的嘞！”孙家老头不停地说。若干年后我回想起来他的口音，我想他大概是河南什么地方人。
孙家老头的馍是我记忆里的一道美食，皮脆里软，皮上一层薄薄的芝麻，出锅时整个草帽一般大，拿玻璃框子罩着慢慢卖，我和弟弟（我又有弟弟了，弟弟是64年的吧）时不时就从母亲那里讨得一毛两毛钱去买馍，孙家老头就把馍从玻璃框里拿出来，拿菜刀砍了放入小杆儿称里称，够了，再送小小的一块，无论付过钱的大块和他送的小块，都破他切成三角形，以至于我后来见到老师在黑板上画的三角形尤其是锐角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它们和记忆中的馍联系在一起。
孙家老头罩馍的玻璃框破了一块，刚好够一个小孩子的拳头伸进去，所以，我和弟弟从母亲那里讨不到钱时，就自己去那里揪一小块，不过，毕竟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揪出的馍远没刀切的馍那么规则。
孙家老头有个独子，叫孙大海，比我大哥二哥大好几岁。据说他是后来从老家寻父寻到雾渡河的。印象中最深的是他总端了肉骨头拌饭的碗，到我家边吃边聊，吃完了回去再装一碗回来，又边吃边聊，他的穿着也很不错，那时候就穿毛呢大衣。
我这一辈子，从没相信过怪力乱神，但有一件事我至今无解。那是一个冬天的夜里，我们几兄弟和孙大海一起围着火笼取暖，火笼是设在用板壁隔断的堂屋的里面的，孙大海正在讲鬼故事，听得所有人都毫毛竖起，突然，从板壁的外面响起了拍打声，“啪啪啪”三下，象极了人拍的声音，哥哥们立即举着油灯去外面看，大门已早早栓上，等于说堂屋的外面一半是不可能有人进来的，根本设有恶作剧的可能，那么，那奇怪的拍打声是怎么回事呢？我至今都没弄明白。
孙大海若干年后被枪毙了，他的事，放在今天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无非就是仗着年轻，干了些偷鸡摸狗的事，被抓了关在县看守所还不知道服软，充豪杰，和办案的警察顶牛，扬言，有本事把老子毙了，若不毙了老子，老子出去了就把公安局炸了。他后来就真的没出去，并且真的被毙了。
当然，这是后话，怪谁呢？怪他自己不识时务，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候，一个特殊的行动，加上一个特殊的罪名。
现在，流氓罪这个名词都已经被取消了，但是，那些为这个罪名付出了青春和生命代价的人们，姑且算是为我们的法律在完善的过程中作了贡献吧！
年龄稍大一点的人，应该还记得这个叫孙大海的雾渡河人吧？
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至今仍然无法解释。
我模糊记得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我母亲将我放在她裁衣服的裁板上，象是在逗我玩吧，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冲她叫道：“幺姑儿”。
我之前也是一直叫妈的，不知道为什么，自那一声幺姑儿之后就改不了口了，就那么叫了好久，所有人劝我不要这么叫了，要叫妈妈，我就是改不了口。人们都觉得奇怪，觉得无法理解。
我袓母给出的解释是，这个娃子养不得。所以，我记忆里的祖母对我很不好，不是不喜欢而是很不好，平时看我的眼神都象看一个怪物。
但是，我毕竟在慢慢成长。
我家的后面是一条公路，连接着大哥二哥读书的岔路口小学与父亲上班的茅坪河，路边有一棵石榴树，母亲时常将晒席铺在路边晒谷子，将我放在一张小椅子上嘱我驱赶鸡和麻雀，然后，她自己回家做那永远也做不完的衣服。
那时候，麻雀特别多，不象现在零零星星的，那时候的麻雀常常是一团一团的从空中落下来抢啄谷子，我便挥了前端剖开成几瓣的响竹杆，驱赶它们，它们便带着一股风声向远处飞去。小椅子是松树的，松树育的脚和松树做的板，板上有一个枝结脱落后留下的洞，于是我便不时朝那洞尿尿，觉得好玩。
随着太阳偏西，慢慢朝茅坪河方向坠下去，岔路口方向的来路上三三两两有了放学孩子们的身影，母亲就来收谷子了。
那棵石榴树，枝条纤长又柔软，红彤彤的小石榴缀满枝头，可以直接碰到我的脑袋，我便把小石榴摘下掰了前端的瓣，留下光秃秃的身子欣赏个没完没了，母亲就说，还小呐，还没长大呐。
但在我心里，那棵石榴树上的石榴从来没有长大过，我也从来没有真正吃过它的果实。
除了腿残了，小时候困扰我的就是肚子里的蛔虫，父亲掌握了一个规律，只要我有气无力地趴在门槛上，便知道我又闹蛔虫了，于是便给我吃宝塔糖驱虫，宝塔糖形似宝塔，绿的黄的红的各种颜色都有，味道就是普通糖的味道，我觉的挺好吃的，但蛔虫怕它，它是蛔虫的克星。
肚子不疼了，我便用大哥二哥带回的粉笔在板壁上，门槛上到处画，我画的最多的是人，圆的头和方的身子，头发直直地向上指着，手臂是一条直线，手指是五条短的直线。
父亲回来，就给我带了铅笔和本子，还有一个铅笔刀，白色塑料鸭子的造型，红眼睛黄嘴，屁股上的小孔是插铅笔的，第一支铅笔好象什么字都没写会，就被我削得比父亲指间的烟还短了。
桥下队和桥梁上队之间确实有一道桥，为什么不说一座桥而说一道桥昵？是因为桥太小太不起眼。桥下面的水来自马草峪，顺桥下干涸的河床往上走不了多久就是马草峪，那是两山之间夹着的一个山谷，极窄，太阳一天之中给它的光照差不多就是一晃而过，阴森而引人许多不安的联想。
马草峪大多是时候是安详的，但是，当它怀里的马辫草静悄悄的长得粗壮而曼长的时候，偶尔也会发一次山洪，那浑浊汹湧的水简直就是脱缰的野马，不是一两匹，也不是是七八匹，直接是整个山谷里都是马，被关了太久了，陡然被打开了谷口的栅栏，倾刻间万马奔腾而出。
那声音，惊天动地，特别是夜里，伴着电闪雷鸣，更加令人惊骇！
桥下队的人是不敢睡觉的，他们最担心的是洪水漫过桥面，于是就将家里老㓜及财物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密切注视着水面的水势。
我的大哥二哥也会去看水势的，不能打火把和手电，只能借着闪电冲进雨里，小心翼翼向桥的方向摸去。大人们和孙大海都说，龙起蛟了，看见光亮就追来了，那就更加不得了了。
马草峪的水，最终的归宿是与它呈丁字形的清溪沟，清溪沟其实不是一条沟，清溪沟是一条十分壮观的河，河滩上遍布着巴茅草，夏天青昂昂的一望无尽，冬天也是萧瑟瑟的一望无尽。马莫峪狂躁不安的时候就是清溪镇沟暴跳如雷的时候，水把巴茅草淹没了踪影，水面和两岸的农田已浑然一体，水面飘着牛羊猪鸡和衣柜碗橱以及长长短短的圆木，于是就有人穿了雨衣，手持杆头装了铁爪的长杆去打捞这些不知道主人的物资。
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问过自己母亲这样的问题：
---妈妈，我是你亲生的吗？
母亲的回答是，你是我是捡的，涨大水时捡的。
于是我小小的心里便常常浮现出这样一幕：母亲也曾站在清溪沟的一岸，手持长杆打捞飘在水面的东西，因为她是女人，胆小又没力气，所有东西都让别人捞去了，她一样也设捞着，这时一个小小的箱子顺河面飘来，别人都不屑于去捞这只箱子，母亲向这只箱子伸出了竹杆，母亲杆头的抓钉一下落在了箱子上，抓住了，她一下一下地收着竹杆，近了，终于近了，母亲一下看见了坐在木箱里的孩子…
这一幕，后来就伴了我许多年许多年，并且经常在梦里重复这样的情景，按说，这是一个悲伤的剧情，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见到母亲向箱子里伸来抱我的手，我都在笑着，并且不住地又含糊不清地一个劲重复着两个字：
--- 妈妈
---妈妈
清溪沟安静的时候，父亲就会去钓鱼，父亲钓鱼起得特别早，往往是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孙家老头馍馍铺的板缝间偶尔有一两道灯光，戴草帽的父亲就挎着蛆盒子扛着鱼杆从街上走过去了，父亲喜欢选一块水里的大石头，蹲在那里静静的抽烟静静的守候前来咬钩的鱼儿…
父亲一般是太阳没正式露面之前就收杆回家的。清溪沟的鱼种类比较单一，父亲一般钓到的是红翅膀和岔口白居多。
父亲一生也就只有这一个爱好，他有一个小木箱，里面有一架蔡司望远镜和有几发步枪子弹，有一个记录我们全家成员出生年月日的红壳小抄本，还有就是一个手帕包着的型号不同的鱼钩。
我绑钩的技术其实是跟父亲学的，多年后我和朋友心血来潮突然想去钓鱼，我三下两下把前期工作都做了，朋友还夸我聪明，意思是说我无师自通。其实，他哪里知道！
在我的记忆里，外祖母什么样，似乎毫无印象，我究竟见未见过她老人家似乎也记不起来了，但是外祖母去逝时的情景我却永远记得。
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母亲娘家来人告诉母亲，外祖母去世了。奔丧的事，母亲是断断不能成行的，那时母亲身边已经有了我们兄弟姐妹6个孩子，别说几天，半天都离不开她。父亲单位更是脱不了身。无奈之下，母亲只能安排大哥替她随来人回老家给外祖母尽孝。
送走了大哥和送信的人，屋里只剩下我和母亲，母亲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一个劲的哭，那时候的我，确实不懂什么叫悲伤，不知道什么是生离死别，只是觉得母亲好可怜…
那个下午，阳光依然是那么明媚，透过亮瓦落在母亲和我身上，让我有了一种想躲开它的厌恶感。
带大哥回去的人，就是当年用箩筐挑大哥二哥到雾渡河的刘家田。这个时候的大哥，已经可以自己翻山越岭了。据说，大哥和刘家田行至一处叫老林坡的地方，照路的火把突然熄灭了，周围一片黑暗，老林坡历来是老坟地，新旧坟㙇一层叠一层，刘家田为给自己壮胆，叫着外祖母，大声道，您别嚇我啊，别嚇您的外甥啊…
大哥虽然紧张，但还是掏出一本随身的小人书撕开当引火，两个人把火把重新点燃，继续赶路。
大哥作为长子，小小年纪便开始替父母分担家庭的重担了。一个弟妹众多的哥哥，又是处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岁月，大哥的付出其实不是一时半时的。大哥的天份并不低，他日后当过县人大代表，任过县级公司的经理，做过新闻单位的特约通讯员。这在有些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我大哥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从这点来说，大哥为弟妹们能活下去，提前预支了他的未来。
我记忆里，总有大哥冒着大雪上山拖回来那一棵一棵花梨树的情景，总忘不了他背我下河游泳的那份温暖，及至后来我们全家都搬离了雾渡河，大哥对我们这个家的奉献依然如故。
我们全家搬离雾渡河回到分乡十字沟是1967年。之前没有预兆，可能是年龄的原因我感觉不到预兆吧？
那些日子，从全国各地串连回来的学生给我们带回来各种大小不一各种样式的像章，大哥和他的同学便砍了枇杷树在火笼里烘干了贴上主席像，拿自制的刻刀把主席像的空白处刻掉，就成了一枚主席像印章，沾上印泥在纸上一盖就是一个主席的头像。
父亲从区里回来，再也不去钓鱼了，而是有意背着我们和母亲商量什么事情。
终于，我们全家被一辆墨绿色的卡车载着离开了雾渡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