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灰色年代》第十二章、乡愁（4）/作者:邵明

——第十二章、乡愁（4）

讲完泰州史讲家史：我邵氏家族谱在2006年由本家长辈邵寿颐重新修谱完成。邵寿颐比我母亲略小几岁，生于民国15年，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毕业，历任公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煤气公司高级工程师，上海工业大学模糊工程研究室教授。

据族谱记载我家祖上是浙江余姚人，明朝晚年做官北上到泰州。邵家在泰州根深枝茂族群兴旺，听我三舅说：“小时候过年给长辈拜年，初一拜到初七也拜不过来。”

祖上主要是做漕运的官员兼管盐税，从上面所述泰州历史来看，运河和盐业与泰州的兴衰有密切关系，与邵家的兴衰也有密不可分。到民国以政府职员、搞教育、经商、收租为主（典型的乡绅家族），家道逐渐衰弱。但祖训不敢违，在族谱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望子孙牢记我家大门口屏门上的八个大字，‘瓜锦世泽，棠荫家声’。同时为了敬仰先祖太子丹洞察暴秦无道，有使荆轲刺秦王虽败犹荣的佳话，先祖雍公知宋室之将乱，推官不赴，退居於洛的清高作风，及泰州邵家七世孙克勤（我三舅）先生忠孝双全，有助人济世为乐的优良传统。”

下面这段引自记录我外婆高寿的《六世孙杏楼公夫人王英高寿传记》：王英生于光绪十五年（1890）六月一日，卒于民国75年（1986）3月12日，无疾而终，享年97岁。考泰州始迁祖光朝公夫人享年96岁无疾而终，这可能是当时康乾盛世国泰民安有关，而王英是吾宗200多年来唯一的高寿者，值得在家谱中撰写传记传世。但又与过去的寿考有异，王英一生处于动乱之世，能够深明大义，可与岳母齐名，幼子克勤忠孝双全，父早逝奉母克守孝道，此乃王英长寿之基础。回顾时代背景，自古改朝换代，除受战祸之害，皆与百姓无关，即使处于日军侵华期间，尚可以逃亡香港或内地，不能离开日伪统制区的，只要做良民亦可安生，可在文革时期，长子克刚，次子克柔，女克美与月兰均遭不同程度的冤屈和迫害。焉有处于逆境的母亲有高寿之理。

回忆1949年，服务军旅的幼子克勤，在撤离上海围城紧急之际，趋车至上海绍兴路98号，探望一下住在胞妹克美家的慈母王英。王英知情后，命克勤稍待片刻，自己上楼整理了一个随身内衣小包，对克勤说：“我跟随你一起去台湾。”在此关键时刻，王英做出可敬可佩的果断决定，这是她长寿的必由之路。在台期间，媳妇邵钟知行，在台北创建了清华幼儿园，王英协助管理，运行得井井有条，成为台湾最知名的幼儿园，在家中教育孙辈成长，均取得可喜的成功。

自克美1978年10月在上海逝世，举家总是编造故事来隐瞒克美的逝世，目的是为了不使老人伤感。后又随克勤移民美国，克勤在美经商有成。王英乐善好施，儿孙四世同堂，丰衣足食，度过了欢乐的晚年，墓葬德州休斯敦森林公园公墓邵氏莹地，谨此为记。

族谱是历史的细胞，也是历史考证的依据。从族谱来看，我三舅不顾九十高龄再次要我陪他去泰州寻亲访友就不难理解了，叶落归根，水深回流，老人对故乡的思念是难以释怀的。

这是余秋雨《乡关何处》的一段话：“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带来许多人的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但最终都会进入这首无言的史诗，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你看现在中国各地哪怕是再僻远角落，也会有远道赶来的白发华侨怆然饮泣，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不会不来又不会把家搬回来，他们不说理由也不向自己追问理由，抹干眼泪又须发飘飘地走向远方。”

这就是对我舅舅这一代人的描述。而阿拉这一代“文革产”的初中生，是否还有阿拉长辈们儒家的宗族观念;是否还有血浓于水的骨肉兄弟姐妹之情，我看难。我看“文革产”只有“各自为安”；父母在是一家，父母不在各自为家，同处一城也难得一聚。这让我想起在美国旅游时，地陪的一句话：“在美国有事求助找警察，要想借钱找银行。”这种儒家宗族观和亲情淡化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需要专家来解读。

岸人为阻隔，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思乡情怀。乡愁，在当下的中国被重新唤起，并引起大家的心理共鸣。乡愁，是现代人对传统的眷顾，是对本宗族亲人的思念。记起“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社会行为的基本要求。通过乡愁，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也就找到了自我。在对乡愁的感知中，感受到了本宗族的文化传承;感受到了在历史的长河中本宗族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并渐渐涵养出我们走向未来的勇气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