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战争：一百年前的广州为何会被上海取代？
文：刀背藏身
1906年，有人在一篇演中讲到上海滩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上海一地竟然聚集了二十万广东人，这些广东人拖家带口、聚族而居，扎根到上海。再者，民国时期大上海最摩登的几家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永安公司，他们的老板都是以前广州府香山县人。
为什么一百多年前，几十万的广东人要跑到上海安家落户呢？省城广州留不住人才了吗？
这要从一百多年前，上海与广州之间的一场城市暗战说起。从秦代建城开始，广州20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在清朝前期达到鼎盛，汇集天下珍宝，外联东西两洋，当时中国经济的霸主非广州莫属。广州有“天子南库”之称，是清朝皇帝的钱袋子。1842年，上海开埠，不足二十年的时间，上海这个不知名的渔村就将广州从霸主的位置挑落下马，改写了中国城市的新格局。
那么，为何在一百多年前的那场城市战争中，广州为何会被上海打败了呢？
首先，广州能延续2000多年的商业繁荣，自然有它的优势所在。广州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它地处中国大陆南端，毗邻南海，是中西海洋交流的前线；广州又是东江、西江、北江三条内河水系的出海口，拥有较为广阔的腹地；受惠于季风气候，每年3、4月有大批外国商船靠着西南季风来到广州，每年9、10月份依靠东北季风回到自己国家。所以，广州从秦汉朝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是从西太平洋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然而，广州的海外贸易优势只是相对突出，在清朝以前并没有取得独领风骚的地位。宁波、泉州、杭州等沿海城市，长期与广州分割海外贸易，互有消长。直到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政府宣布取消其它贸易口岸的沿海贸易，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广州成了中国沿海唯一一个国家允许的“贸易特区”，大批的福建商人涌入广州成为“十三行”行商，清朝的“国有企业”总部也云集广州。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进入航海时代的时候，西方一度只知canton，不知广东。canton也就成了西方人眼中中国的象征。
广州在在清代保持了100多年的经济霸主地位，完全来自于清代“一口通商”政策的馈赠，原本可以从上海、宁波、福州等地出口的货物，全都被限制在广州出口，一张看不见的管控之手，硬生生给广州送来了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将广州推上了中西贸易的枢纽地位，广州经济焉能不发达？
只是这样的霸主地位得益于政府干预，也会因为政策红利的消失，陷入结构性的困难。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一口通商”政策被强制性取消，厦门、宁波、福州、上海也获得了对外贸易的权力，被政策压制的竞争对手迅速崛起。
这批开放城市以上海为代表。上海的地理位置优越，它位于长江出海口，拥有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一大批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作为腹地，有巨大的物资出口需求；且依靠长江水系的密集水网，这些地方的物资可以顺流而下，汇聚到上海一地，进入到东部更为广阔的太平洋海域。长江内河段的汉口、九江等城市陆续被辟为通商口岸，这些口岸城市的出口经济又因为航运的关系，与上海发生紧密联系，上海如众星拱月般成为长江流域城市群的龙头。
此时，广州港口经济的一些弱点开始暴露了。广州的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够优厚，广州所处的岭南地区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理单元，岭南地区本身的物资、技术、人才在全国来说并不算特别突出。尤其是广州的经济腹地主要是两广地区，西江上游的广西地区手工业、经济作物种植都不算发达，出口经济的需求并不强烈。广州外贸出口主要依托的茶叶、丝绸、瓷器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的物资要进入珠江水系，并没有通航条件良好的内河水系，陆路则需翻山越岭，运输成本颇高。长江流域的物资需要走珠江水系出口，这显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广州不仅与上海存在着全国性的竞争关系，在狭小的岭南地域单元元，广州还面临着强劲的敌人，分割本已经日渐狭小的出口市场。
广州在岭南地域内的竞争对手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同位于珠三角的香港，一个是位于粤东的汕头。香港一地被划割给英国后，英国将香港视为亚洲贸易的重要枢纽，积极扶持香港的港口贸易，东莞、惠州乃至广州附近地区的货物就会选择从香港出口；汕头位于粤东，它是韩江、榕江、练江三江出海口，粤东、闽西南、赣南地区均为汕头的经济腹地，素有岭东门户之称。汕头背靠潮汕地区众多的华侨资源，在东南亚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也削弱了广州在岭南地区的辐射力。20世纪初由于潮汕铁路通车，以汕头为中心的公路网能够联系闽粤，汕头的区域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对外贸易更为活跃。1936年，汕头港的货物吞吐量仅次于上海和广州，位居全国第三。
由此，广州的对外贸易额一落千丈，19世纪50年代对外贸易被上海超过，20世纪初被天津超越，甚至还一度被汉口、大连、青岛等港口超越，从中国对外贸易的霸主沦为二流港口，失去了昔日辐射全中国的对外贸易垄断地位。
除了自然环境、交通区位的影响之外，人才也对一个城市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强调不同地域人才秉性不同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留意到人才的流动性。尤其是金融、工商业领域的人才，对于市场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商业的嗅觉往往牵引着他们脱离地域的羁绊，寻找市场更广阔的地方。乾隆年间，原籍于福建的“十三行”行商因为“一口通商”政策的红利来到广州；上海开埠后，熟悉海外贸易的广东籍洋行买办们也蜂拥来到上海。
据统计，1857年已经有数万粤人在上海，开展上海与华南、上海与香港、上海与南洋、上海与欧美之间的贸易，广东商人利用自己多年从事对外贸易积累的经验，帮助上海嫁接起上海沟通海内外的桥梁。
无怪乎民国时期的人就观察到，对于近代上海发展影响最大的两种人，其一是宁波人，他们把持了上海的银行界；其二就是广东人，他们操控着上海的工商界。比如创办先施等四大公司的郭乐、郭标、郭泉、郭葵（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创始家族）、马应彪（中国第一家现代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创始人）、蔡昌（大新公司创始人）、方举赞（上海第一家机器厂发昌厂的创办人）、郑伯昭（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这些数以万计的广东商界精英扎根到上海经商，在英国、法国的庇护下大展宏图，而广州则在一波一波的革命运动中步履维艰。
一百年多年前，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击碎了清朝政府给予广州的“贸易垄断权”，习惯了在政策庇护下安稳做生意的广州，一不留神，就发现形势大变。无论是腹地经济，还是区位交通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力，广州较之于上海都有先天的不足，在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近代，广州的地位被上海取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政策是不牢靠的，依靠政策给予的红利，能够让一个城市迅速起飞，也能让城市莫名其妙摔个大跟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政策不可能总一成不变。广州一百年前的失败，有些被注定的味道。
还好广州是座有韧性，做了两千多年的外贸生意，商业底蕴深厚。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来，广州憋足的能量开始释放。国内生产总值1980年全国第七，到了1990年就奋起直追，稳坐第三城的交椅。广州既不是直辖市，也不是中央直属的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的地位优势并不明显，依靠自己的实力，能入中国一线城市的行列。或许广州难回昔日独领风骚的地位，但依靠自己的努力挣回来的地位，让人由衷敬佩。
参考材料：
1、李孝聪，《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