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高山巅之四

文生隔壁许家，其子世英算是我关系一般、但名分可说的“发小儿”。我俩小学同年，初中同班，待我高中毕业，他已混迹江湖多年。世英小时候，常被误认为是“天份了得”的人物；我自然识趣地响应母亲的观点——大概是母亲一向不喜欢世英母亲自吹自擂的缘故——后者曾在打工场合，多次不厌其烦地表彰自己儿子如之何地“绝顶聪明”。

在母亲朴素的区分中，世英自小顽劣，远非“聪明”可言，不过是一胎品质粗糙的瓦罐，自然与静若处子的我，有云泥之别；不过依着母亲性格，一向不好与人口头争执，唯有嘴角上斜挂着一弯不置可否的笑，来回应世英母亲，对儿子极不负责的谬赞。然母亲表面潇洒，回家时却大不以为然，与父亲将此事翻绕几个来回方肯罢休，耿耿于怀之心，溢于言表。

后来世英初次订婚，佯装阔气，昂然排出十万大洋彩礼，却口惠而实不至地隐去密码，自称是“代为托管”，后来女方家认为此举毫无诚意，婚事遂告吹——这几乎成了母亲茶余饭后最为得意的笑料。后来世英负气伤心出走，一个人，似游魂一般，飘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常年在外包揽施工营生，摸爬滚打，焚膏继晷，打落槽牙和血吞，在横蛮粗犷的工地上，世英熟练地招揽生意，俨然已是干练从容的民营企业家。

待我研究生毕业时，世英与人野合，和一异乡女子先上车后买票，同居不过半载，那女子业已肚腹膨胀，可见世英，创业劲头是何等强悍。这几年更是混得风生水起，逢年过节，常拎着收电费的劣质皮包，悠然穿梭于邻里之家，一派衣锦还乡的得意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