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第八张面孔---徐光启
徐光启
张宏志在他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写了这么七个人：
一个流氓出身的皇帝 ：白手起家的朱元璋，
一个犯上篡位的子孙：凭借人脉设计和高超政治手腕成功篡位的朱棣，
一个过份偏执的清官：无视官场潜规则注定只能被摆上神台的海瑞，
一个爬上权力顶峰的太监：呼风唤雨却高处不胜寒的傻子魏忠贤，
一个嗜杀成狂的造反者：身兼政治墙头草和变态杀人狂双重身份的张献忠，
一个首鼠两端的叛徒：凭两面三刀在险恶政局中始终屹立不倒的吴三桂，
一个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的忠臣：用非常手段一举收复台湾的郑成功。
借这独特的七个人，作者还原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76年的庞大帝国的面目。
可是我觉得张宏志忽略了另一张独特的面孔----一个开中西交流风气之先的能臣：徐光启。
（一）生不逢时的治世能臣
徐光启（1562－1633），官历明朝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官至崇祯年间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去世时崇祯帝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
历史给了他这样的评价：
“徐光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近代科學技術事業的先驅之一。在明末天下危亡之際，他憂國愛民、清廉勤政，傾心竭力以實學救國利民，在西學東漸，引進西式火器和發展明軍炮兵抵禦後金，引種和推廣番薯、良種水稻等高產抗逆作物等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维基百科）
他是上海市最早的一位天主教徒（上海“徐家汇”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儿是徐光启的出生地，而且又曾是三条河流的交汇处而得名），也是明朝时中国最著名的天主教徒。对近代中国影响巨大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就是徐光启的后裔（其母倪徐氏是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孙女）。
他还是大明难得一见的“盖棺之日，囊无余赀”的清官（《明史·列传一百三十九·徐光启传》：“御史言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赀，请优恤以愧贪墨者。”）。
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
徐光启的军事专著《徐氏庖言》
徐光启学贯中西，儒学、天文学、数学、水利、农学、化学、军事学等领域尽皆擅长，他倾尽毕生心血的集中国古代农学大成的《农政全书》和系统介紹西方古典天文学理论和方法的《崇祯历书》、他的中国最早的记述无机酸的作品----关于硝酸制法的手稿《造强水法》，他的军事专著《徐氏庖言》还有数量可观的天主教传道护教文章都永留史册。在他身后，同道李之藻还编辑了他的西学译著《天学初函》丛书……在他死后人们给他戴上“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等华丽冠冕，他也确实当得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中国的达芬奇”这些称号。
当代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就曾于1933年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徐光启逝世300周年时，發表《纪念明末先哲徐文定公》一文；又于1934年發表《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将徐光启和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倡导者弗兰西斯·培根做了比较，竺可桢认为作为同时代的高官学者，徐光启在科学思想、科研实践、科研组织、品行声誉、政绩效果等方面均胜过培根。
（二）徐光启的一生做过要事：
其一，提倡农学
徐光启农学方面的著作颇多，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等，其中最重要的要数他组织编纂的《农政全书》了。这是一本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的书，对于以农立国的大明帝国来说意义非凡。他的《除蝗疏》共计24章，3万多字，也是一部统计中国蝗灾史、总结治蝗方法的学术专著。
他不是空谈家，更是践行者，万历41年（1613年）初冬，徐光启告病去职赴天津在房山、涞水两个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为其后《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基础。
其二，引进番薯
1608年徐光启著《甘薯疏》，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甘薯种植和加工利用的专著，他建议在各地推广甘薯。读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一章的书友都该知道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技术比较发达，粮食亩产较高，但同时国人的繁殖热情也导致了庞大人口给封建帝国带来的压力，人均耕地面积远不如欧洲，那么引进、提倡、推广番薯这一高产粮食作物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其三，编译西学文献
他不仅组织人员还亲身参与“汉文西书”的编译工作，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前6卷，其中译定的一些重要术语沿用至今。
其四，推广现代天文学
徐光启主持编修《崇祯历书》（共46種、137卷），系统介绍了当时西方的天文学、历法和三角学，堪稱“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并成为此后清朝官方天学的理论基础。
其五，练兵和造炮
徐光启强调用管仲“八无敌”（材料、工艺、武器、选兵、军队的政教素质、练兵、情报、指挥）和晁错的“四预敌”（器械不利、选兵不当、将不知兵、君不择将”）思想练兵；他还注重武器特别是火炮的制造，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个提出战争中运用火炮理论的人。1627年，徐光启完成军事学著作《徐氏庖言》5卷。
其六，发展现代科技的梦想
1628年（崇祯元年），徐天启在他的《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写道：“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与度数故耳”，他提出“度数旁通十事”也就是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等十个方面，建议在“历局”內开展以数为基础的多学科研究工作，该设想近似于开办现代的“科学院”了。
而当时崇祯皇帝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该衙知道。”
我不禁要感慨一声，这是徐天启在将近四百年前开办“科学院”的设想，也己经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批准，如果不是改朝换代，一切政治力量重新洗牌，中国近代历史会否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历史永远没有如果，徐天启以一人之力如何改变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的轨迹？他发展科技富国强兵的梦想在他死后11年，在他的主子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那棵树下的一刻彻底破灭。
（三）开中西交流风气的先驱
徐光启才是真正的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我关注徐光启，是因为利玛窦与澳门的不解之缘，由于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外国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门，这位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1582年8月来到澳门，对与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汉字很感兴趣，于是他脫下洋裝，换上汉服，学习粤语、北京话，还阅读大量中文书籍，后来成为了杰出的汉学家，一边传教一边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纪念他，澳门至今仍有以“利玛窦”命名的街道和中学，在大三巴斜巷澳门圣保祿学院遗址旁还设有利玛窦铜像，衣饰为中国明朝士大夫服饰，右手执毛笔，左手提古籍，作思考状，突显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卓越成就。而徐光启正是这位比他年长十岁的传教士的学生，后来也因为倾慕他的博学而在1603年受洗成为天主教徒。
位于澳门大三巴斜巷的利玛窦铜像
身穿大明官服手执毛笔书简的利玛窦
澳门利玛窦中学
在我初中读史的时候，教科书上提到清朝对西洋文化进行介绍和推广的中国士大夫是魏源和林则徐，尤其是给积极搜罗人才翻译外国书刊的林则徐戴上了“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桂冠。实际上，开中西交流风气之先的是徐光启，早在四百多年前的公元1600年，徐光启就是大明王朝少数几个了解世界局势大格局的士大夫之一，他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他能够正视中国学术的弱点，却不认为学习西方的长处会毁灭自己的文化，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是具有相当自信的，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优劣短长，徐光启的著名主张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比清末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冯桂芬的“中体西用”要早二百多年。
“翻译、会通、超胜”体现了徐光启学习西方文化，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先通过翻译文献了解西方文化的底细，然后加以消化吸收，最后才是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东西方文化的新文化。比之林则徐的网罗人才从事外国文献的翻译，徐光启是身体力行去践行的，例如他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他还和毕方济合译过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译名为《灵言蠡勺》，后收入李之藻所揖《天学初函》）
在2007年于上海召开的“徐光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在他的论文中列出了一组历史数据：徐光启时代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29.6%，欧洲十四国的GDP仅占19.6%，朱教授以这些数据来说明国力强大是中国士大夫在与西方文化交流时展示文化自信的底气（当然，朱教授的国民生产总值忽略了大明王朝庞大的人口基数）。徐光启时代的中国的综合国力和西方的差距还不大，西方愿意赞美东方（象利玛窦、汤若望那样的西方学者是真诚的尊崇和赞美着儒家，认为那是一种值得西方人学习的“东方人文主义”），东方开始学习西方（象徐光启这样的中国士大夫，倾慕西方学者的见识和博学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受洗”成为正式的天主教徒），这时候的中国人见了西洋人至少不怕，不象清末鸦片战争战败之后，中国打不过洋人，见了西洋人，优越感、自卑感、羞辱感交融在一起，“师夷长技”的目的在于“制夷”，“制”之一字所暴露的悲愤交加的心态远比不上两百多年前的徐光启式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从容、自信和温和。
（四）终被承认的天主教徒
徐光启的另一重要身份是“天主教徒”，他是罗马教廷认可的“中国天主教四贤”和“圣教三柱石”。
明朝后期，因钦慕西学而受洗信教的高官不只徐光启一人，有崇祯十一年至十二年（1638年－1639年）的內阁首辅刘宇亮，他就是受徐光启影响后在家乡率众领洗奉教；有徐光启的好友李之藻（与徐共任历局監督）、杨廷筠、王征（科学家，历任直隶广平府推官、辽海监军道等职，著有《奇器图说》、《西洋音诀》、和不少天主教教义著作）；还有徐的门生孙元化（数学家、火器家，官至登莱巡抚）、李天经（数学家、天文学家，接替徐光启主持历局参与制造象限仪、纪限仪、天球仪、黃赤全仪、日晷、望远镜等十几种欧式天文仪器）、韩霖（学兵法于徐光启而于崇祯九年编出明末重要军事著作《守圉全书》）。
这是明后期官场的一个现象，大批科技官僚皆是天主教徒，不少士大夫入教前为尊重教会的婚姻观先安置遣散家中妾室后受洗奉教，对于极端不尊重并残害女性的大明王朝来说总归是种新气象。
新中国建国以后，由于执政党的无神论立场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中学乃至大学的历史教科书均讳言徐光启的天主教徒身份，直至今日，百度百科“徐光启”词条亦仅有“天主教圣名保禄”和“宗教信仰：天主教”等极之简单的介绍，反观维基百科中该词条特辟“天主教信仰及宗教问题”专目对徐的信仰、信教过程，他写过的与宗教内容相关的著作等做详细介绍。
所幸在2007年纪念《几何原本》翻译出版400周年纪念活动暨“徐光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政府终于承认了徐光启的另一重要身份----天主教徒，修复文革时被毁坏的徐光启墓时也复原了1903年时墓碑前的十字架。宗教信仰自由终于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这是一个不能不说的时代的进步。
徐光启，
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成功爬上高位的科学家；
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与利玛窦的惺惺相惜，使他在十七世纪全球性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洪流中及时把住西学东渐的时代脉博；
他的特别之处在于编译“汉文西学”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可服务于大明帝国的“科学思维”；
他的特别之处在于接触西洋文化时的不憎不怒，亦不阿不谀的文化大国士大夫阶层的自信和温和的心态；
他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皈依天主教带着以“儒家”之道德观诠释西教教义，尝试补充传统文化不足的目的……
所以，这，也是一张不能不说的大明王朝的面孔。
2017/03/16
徐光启与利玛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