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是预言，还是历史？
最近读的几本书里，印象最深的是一本《使女的故事》，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创作于1984年的幻想小说。
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同名美剧，去年夺得艾美奖五项大奖，今年第二季的豆瓣评分又达到了9.1分。原著小说也随之大热，在出版三十年后登顶美国亚马逊畅销书榜单。
这足以证明这本小说的前瞻性。
小说讲述了公元22世纪末，在美国的一处城市遗址上，发掘出一只铁皮柜，柜子里藏有30盒卡式磁带。文物专家组装恢复了一台古老的录放机，于是，历史学家们得以把磁带上的录音转述成文字。在这批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磁带上，一个女声讲述了她的亲身经历。
她的名字叫琼（June）。
她生活在21世纪初的美国波士顿，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一个美满的家庭。一直以来，她和丈夫卢克、女儿汉娜一起，过着忙碌、幸福而又平凡无奇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剧变发生。
那天早晨，她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接着，她的雇主开除了所有女性职员。一个宗教极端组织接管了一切，在美国领土上建立起男权的、政教合一的“基列国”。他们试图按照《圣经》的字面意思管理社会，解决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
一夜之间，女性失去了财产权，而成为男性的财产。
她们被划分为穿绿色衣裙的夫人（上层男性的妻子），穿红裙、戴白色头巾的使女（上层男性的生育工具），穿灰衣、系围裙的马大（负责家务的女仆），穿棕色衣裙的嬷嬷（负责训练、管教使女）和穿条纹衣裙的经济太太（中下层男性的妻子）。
按照基列国的道德标准，所有被认为“有罪”的男性，包括通奸者、同性恋者、做堕胎手术的医生、开明的神父等等，都被吊死示众。
而那些“存在道德瑕疵”的女性，若尚有生育能力，就被迫成为使女；若没有生育能力，就被流放到殖民地，清理核废料。
琼和卢克试图带着女儿逃走，但他们失败了——卢克生死不明，汉娜被抢走，琼被送进了专门训练使女的红色感化中心。
在感化中心里，嬷嬷们对使女进行虐待和洗脑。若有人胆敢反抗，就会遭受酷刑。
受训之后，琼被派往大主教弗雷德家，她有了一个新名字：奥芙弗雷德（Offred——of Fred，属于弗雷德的）。
每到排卵日，她必须和主教弗雷德、主教夫人赛丽娜·乔伊一起，举行所谓的“受精仪式”。塞丽娜坐在床上，紧紧抓住琼的胳膊，而琼则躺在赛丽娜的两腿之间，静静忍受弗雷德的强奸。她别无选择，她只是一个工具，一个通道——主教和主教夫人之间的生育通道。
而这个仪式，是完全遵照《圣经·旧约》的记载，拉结曾对雅各说：
“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如果使女怀孕产子，那她在短暂的哺乳期后，就会被派往另一个家庭。如果使女被分配到三个家庭都未能怀孕，那她就丧失了机会——将被流放到殖民地，等待她的，只有核辐射和死亡。
使女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控。她出门采购，必须与另一名使女同行，两人互相监视。在那所房子里，秘密指派的眼目随时可能告密，黑色篷车将呼啸而至，把她带走。
漂亮的房子，精致的花园，整洁的社区，就是囚禁她的监狱……
这个故事如此荒诞，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却说：
“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曾真实地发生过。”
是的，她在小说里刻画的每一个细节，全都取材于历史。
这也是为什么，读这本小说，让我感受到初读《1984》时的惊心动魄——每读几段，就停下来，倒吸一口凉气：天哪，这是真的，这真的发生过。
譬如，琼成为使女之后，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她被派驻弗雷德家，就叫“奥芙弗雷德”；被派驻史密斯家，就叫“奥芙史密斯”；被派驻约翰逊家，就叫“奥芙约翰逊”……
一个使女代替了另一个使女，她们都叫“奥芙格伦”——没有人会注意到，某一个“奥芙格伦”消失了。她们不过是打着相同标签的罐头，是主教格伦的随意更换的微不足道的所有物。
女人失去名字，成为男人的所有物，这件事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曾祖母叫什么名字，她被称为“董文氏”——一个夫姓、一个父姓就代表了她，注明了她从属于谁。
在小说里，奥芙弗雷德说：
“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
把女人当作生育工具和孕育孩子的容器，这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
作家柔石在《为奴隶的母亲》里，反思了他老家浙江的一种习俗：“典妻”。丈夫可以把妻子典给别人生孩子，以获取租金。
柔石笔下的母亲，不得不和大儿子春宝分离，去秀才家充当生育工具。租期届满，她又不得不和嗷嗷待哺的小儿子秋宝分离。她是可以典当、出租的孵化器，根本不是人。
到今天，典妻的恶俗消失了，但拐卖妇女的恶行何曾有一刻停止？
电影《盲山》里，被拐卖的女大学生白春梅，被数人摁住手脚，遭受所谓“丈夫”的强奸。囚禁、毒打、强奸，日复一日，直到她生出儿子。这样的案件数以万计，甚至都不够格成为新闻。
使女奥芙弗雷德的脚踝上，被打上了四个数字的纹身，那是她的编号。她说：
“我太重要太稀罕了，不能让我枯萎凋零。我是国有资产。”
女人是国有资产，要充分发挥其效用，不容浪费——这样的方针，历史上曾不止一次施行。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按照所谓“种族优生理论”，实施“生命之泉”计划。
他们在德国、法国、奥地利、波兰、挪威等国，建立了多个“生育农场”，迫使金发碧眼的女人与德国军官交配，生产所谓“纯种雅利安婴儿”。婴儿出生后，就被送给德国家庭收养。而一旦出现“次品”，护士会立刻将其毒死。
1966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颁布“770号法令”，强制妇女“为国生育”。
法令规定：禁止堕胎，禁止避孕，禁止绝育，禁止离婚，每对夫妻至少生育4个孩子（后来增加为5个），不生育者必须缴纳税金。国家派出“月经警察”，对所有育龄妇女进行检查和监控。避孕者、堕胎者一经查出，即被判刑。
在小说里，琼的小女儿汉娜被抢走，送给上层家庭收养。这在历史中，也曾真实地发生过。
二战时，纳粹一度嫌批量生产“雅利安婴儿”的速度太慢，干脆直接绑架各国的金发儿童，送给德国家庭抚养。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至少有25万名儿童被绑架，其中许多孩子因营养不良而死亡。
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上台，以魏地拉为首的军政府首脑大肆迫害反对者，连怀孕的妇女也不能幸免。军政府会等到婴儿出生后，就杀死他们的母亲，再把他们交给军人家庭收养。前后共有500多名婴儿被军政府偷窃，由“仇人”抚养长大。
2012年，魏地拉因为“制定并实施了偷窃婴儿的系统性计划”，被判处50年监禁。
还记得小说的开头部分吗？在红色感化中心里，嬷嬷们强迫珍妮忏悔——忏悔什么呢？忏悔她十四岁那年曾遭人轮奸。
“大家来说说，这是谁的错？海伦娜嬷嬷问，举起一根胖胖的手指。
“她的错，她的错，她的错。我们异口同声地反复高喊。
“是谁引诱他们的？海伦娜嬷嬷满意地微笑着。
“是她，是她，是她。
“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为了教训她，为了教训她，为了教训她。”
……
“那是上星期的事。 这个星期珍妮没有坐等让我们讥笑。是我的错，她先开了口。是我自己的错。是我引诱了他们的。我罪有应得。
“很好，珍妮，丽迪亚嬷嬷说。你为大家作出了榜样。”
一个女人被强奸了，那是她自己的错——是她自己穿太少，是她太风骚，是她故意勾引男人。这样的“荡妇羞辱”，过去常见，今天也没有停止。
伴随着纪录片《二十二》的拍摄、公映，曾经的慰安妇幸存者不断故去。令人最心痛的是，她们的悲剧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逃离了日军的魔窟，等待她们的是漫长的羞辱和歧视。
2016年，上海一座名叫“海乃家”的慰安所遗址面临拆迁，引发争议。一墙之隔是一所中学，竟有学生家长站出来说，保留这种地方“影响不好”，因为学生需要“正能量的教育”。
有人在为保护受害者、讨回公道正义而奔走，也有人在大言不惭地宣扬“受害者有罪论”，对那些不幸的女人进行“二次伤害”。
“男女平权”讲了很多很多年，但这个社会仍然缺少对女性最基本的尊重。
就像最近，“刘强东涉嫌性侵”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这个案子的真伪尚未定论，但意味深长的是——那么多人的第一反应，竟然集中在两点：一是品评他妻子的胸围；二是质疑受害女生的品行。
对这些看客而言，男人犯错不足为奇，女人才是话题焦点——你说她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算什么呀，他们会说，不存在的。
在小说《使女的故事》里，琼的母亲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曾对琼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得珍惜生活，不知道我们吃了多少苦，才换来你们今天的一切。你看他削萝卜的样子。知道吗，就为了争取到男人下厨房削萝卜，有多少女人的生命，多少女人的身体，被坦克碾成了肉泥？”
是的，这是虚构的故事，但让我回想起了小时候——母亲下班回来手忙脚乱张罗午餐，父亲闲坐在沙发上，举着一张报纸遮住整张脸。为此，家里常常爆发争吵。
母亲抱怨说，女人解放了，女人能顶半边天了——原来只负责家务，现在忙完工作回来，还要负责全部家务。
这样的抱怨，可能不止她一个人有过吧。
女人的地位提升了很多吗？应聘时被歧视，职场上被骚扰，回归家庭怕被抛弃，兼顾事业和家庭，却还要被批评：不是完美的妻子和母亲。
我常听人说，在中国，女性地位算高的了。好吧，算是吧。
我们生在今日之中国，但别忘了：历史上多少女婴被溺毙、被遗弃。多少胎儿，仅仅因为性别为女，而没能来到人世。
印度人拍摄《真相访谈》，揭露了印度社会残杀女婴的恶俗。高知阶层的妇女竟然会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麻醉，被流产，只因为她腹中怀的是个女儿。
我们生在今日之中国，但别忘了：全球有一亿以上女性曾接受“女性割礼”——她们在缺少麻醉和消毒措施的条件下，被割除外生殖器并进行缝合，仅仅是为了所谓的“贞洁”。
如今，每年还有200多万名非洲女童遭受这一酷刑。其中很多人因失血、感染而死亡。即使幸存下来，她们也将终身遭受疼痛的折磨。
出生于索马里的世界名模华莉斯·迪里，3岁时就被施行了割礼。她把这段惨痛往事写进了自传《沙漠之花》，而她自己也成了反割礼运动的斗士。
我们生在今日之中国，但别忘了：历史从来不是线性进步的，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女人已经获得了选举权，她们可以穿短裙、泳衣。而今天，她们只能穿长衣长裤，戴上头巾。她们想进入体育场看一场足球比赛，也得经过重重斗争。
这天翻地覆的变化，只用了短短三十年而已。
我们生在今日之中国，但别忘了：还有丁璇之流，在宣扬所谓“中华女德”。可笑的是，假如她们的洗脑成功了，假如她们所盼望的世界建成了，还有哪个女人能够公开演讲呢？
在《使女的故事》里，赛丽娜·乔伊曾经撰写书籍，发表演说，宣扬女人对家庭的“神圣义务”，宣扬女人该如何安于家中，相夫教子。可是，在她的基列国里，她甚至不能阅读她自己写的书——因为女人失去了阅读的权利，若被发现一次，切断一根手指。
这些禁锢、伤害、歧视和不平等，都是男权社会的产物。但归根结底，没有人是受益者。
甚至故事里的大主教弗雷德，他也失去了正常的爱，正常的性和正常的家庭。
就像中国古代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娶妻只为传宗接代、操持家务。文人们想要一点异性的理解，一点高品质的爱情，只能向青楼妓女去寻觅。
世间的事总是联系在一起，没有人能全身而退。杀死女婴，就会有男人打光棍。剥夺女人受教育的权利，男人们就很难找到与其相当的伴侣。
梁思成常有，而林徽因不常有；钱钟书常有，而杨绛不常有。女人被贬抑得越是厉害，相知相惜的爱情，就只能是少数男人的幸运。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警醒的，又何止是女人？
在小说里，琼曾反思过去：
“一切都不是瞬间改变的：就像躺在逐渐加热的浴缸里，你就是被煮死了自己也不会察觉。”
那么，当我们的浴缸热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察觉到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描绘的世界，究竟是预言，还是历史？抑或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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