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唯一一次春运挤火车的经历

*        距年关越来越近了，春运的高峰如期而至。此时，在祖国南来北往的列车上，都载满了匆匆归乡的人们。

        春运一词最早出现在1980年的人民日报上，是随着改革开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放宽后，中国出现的特有的社会现象。据今天的新闻报道说，广州南站昨天客流达到30万人，预计深圳北站今天也将突破30万人。为此，两地都采取了紧急措施，对蜂拥而至的旅客/实行限时进站，否则车站的候车厅会被那些不断涌入的人群挤爆棚。望着电视上那些拖家带口、肩扛手提行李焦急等候回家的人们画面，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为他们担心，也为他们祈福，期盼他们都能早日平安返乡。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我也曾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春运乘车经历，也有过他们一样的感受。

        那是在1982年的春节前夕，远在广州的父亲来电，让我速速赶往深圳的新单位报到。看完电报，我马上直奔火车站买票。新乡火车站是京广线上的一个中等车站，但由于不是始发站，所以没有座位的车票可售，卧铺也少的可怜。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临急临忙买了两张当晚去广州的无座票（另一张票是买给新婚的妻子）。好不容易从拥挤的购票人群中突围出来，突然想到进深圳的边防证还没办哪！这才又赶忙骑上车去了市公安局。弟弟的好朋友在公安局工作，他领着我直接去了办证科。办证科的科长见局长的公子领人过来，他满脸堆笑，对我们很是热情。我告知了要办边防证的来意，他问我要不要过桥？我一怔，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又问要不要过罗湖桥？这下我明白了，忙说不要不要。科长说不过桥就好办了，接下来他告知了办证的程序。他说，要你们单位的保卫科拿上你的档案，到办证科审批，最后局长签字就可以了，时间要一个星期。听了科长的一番话，就好像一瓢凉水从头浇到了脚，当时心里真是拔凉拔凉的。不过桥的证件要一个星期，那过桥的证还不得猴年马月？可见过去的工作效率是多么低下，程序是多么繁琐？而且那时我的档案早已调往深圳，看来在市局办证是彻底无望了。

        告别了公安局的朋友，手捏了捏兜里两张硬硬的车票，心一横，心想不管他，边防证的事到了广州再说！

        当天夜里，我和妻子在亲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挤上了南下的列车。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可车厢内却一片热气升腾。烟味、汗味、个别人脱了鞋子散发的臭袜子味等味道混合一起，令人窒息。再加上人们的吵闹声，孩子们的哭叫声以及列车上的广播声，合成了一曲曲杂乱无章的交响乐，吵的人头皮发麻。过道上挤满了旅客，座位下也躺满了人。由于大件行李前期已托运，所以我们随身携带的行李并不多。换洗的衣服和食品就背在身上，可是手里的另一行李却犯了难。由于那时还是紧缺经济的年代，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掉，临走时把家里厨房的锅碗瓢盆用一个线织网兜统统装了起来。最吓人的是网兜的最外面是一把明亮亮的菜刀（那时进站是不需要安检的，现时你若拎着一把菜刀上街，警察叔叔分分钟会过来关照你），有一位好心人看到我行李无处安放，便将我那个装着菜刀的网兜摞在了行李架上他的包裹上。列车一路向南，摇摇晃晃。那把悬在人们头上的菜刀也随着车厢的摆动一摇一晃，随时会有割破网兜掉下来的可能。我被挤在过道中，准确一点的说应该是悬在过道中。因为人们拥挤在一起，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我时常把站酸了站麻了的双腿抬起来活动活动，没想到竟然掉不下去。我一边活动着双腿，一边紧盯着行李架上的那把菜刀，生怕有什么闪失。心里还直后悔，干嘛带上一把刀啊？让我这一路担惊受怕的。好在车上的旅客没人在乎悬在头上的这把达摩克利斯剑，大家都归乡心切，或许也是因为坐车的辛苦，多数人都已昏昏欲睡。后来妻和别人挤在了一个座位上，我才稍微有了一些舒展的空间。当时火车还没有提速，摇晃了近20个小时才到了长沙。此时我们已是饥肠辘辘，嗓子冒烟，双腿麻木，腰肩酸痛，而且双眼皮直打架。长沙车站下车的旅客比较多，我最终补到了两张上铺票。逃出了似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硬座车厢，夫妻二人赶忙爬上卧铺，顿时感觉像获得大赦一样。一夜无言，一直睡到广州。到了广州，我被告知，深圳单位已经放假，不用去报到了。听到这个消息，紧绷的神经一下松弛了下来，在家里不吃不喝睡了一整天。

        那时人年轻，身体很快就恢复了。若是现在这老胳膊老腿的，恐怕真遭不起那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