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
《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
1.“流氓”最开始并不是指街头混混，而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土地，流动的无业者。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依附于贵族，成为侠客；大部分人因为没有特别的生存手段，成了游荡在城镇、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游民。
2.宋朝以后，流氓开始进入职业化阶段。不择手段帮人打官司的讼鬼，在宋代最典型。到明清时期，这批职业化的流氓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主要依靠暴力手段的早期黑社会组织打行。
3.明清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维系地方运转的士绅阶层出于对暴力的需求，开始主动与流氓阶层合作。在互相控制、渗透的过程中，士绅与流氓逐渐成为控制地方社会运转的核心力量。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流氓”怎样诞生和发展的？这些“流氓群体”，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乍一听“流氓”这个词，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街头混混，他们靠着暴力和坑蒙拐骗等勾当来牟利。但在中国古代，“流氓”的含义和现在的印象并不相同。
“流氓”的“流”是流动、不稳定的意思。“流氓”的“氓”，在古代汉语里最初的读音是méng，本义是“外来的百姓”，也有“草野之民”的意思，可以简单理解为普通老百姓。比如《诗经·卫风·氓》中就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意思是老实忠厚的男子，怀抱着布匹来换取丝织品
“流”和“氓”这两个词合在一起，最开始说的并不是街头混混，而是那些生活流动的普通百姓。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脱离了自己的土地，无法继续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变成了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当这部分人数量少的时候，尚且不会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影响。但随着古代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他们的规模不断扩大，开始流入到城镇中，由此，中国古代的“流氓群体”也开始逐渐形成了。到了明清时期，这些所谓的“流氓群体”，变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甚至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冲击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据史书记载，明代江南地区的一伙流氓团体，甚至到了“阴握朝廷之政，明操生死之权”的地步。地方的官员都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普通人的生命，更是常常掌握在他们手中。
从最初的“流动之民”，到后来的专职流氓团伙，是怎么一步步发展的？这些专职流氓，都从事了哪些勾当，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流氓”都是坏人吗？
这本书的价值，并不仅仅是科普“古代流氓”的发展史。它还能让我们透过古代“流氓群体”，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运转方式，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生活情况。除此之外，还能看到，今天很多人喜爱的“武侠文化”，源头也在于这些流动的“无籍之徒”。
《无籍之徒》。先从战国到秦汉“初代流氓”的形成阶段，那些“流亡之民”为什么会脱离土地，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他们中的一类特殊人群“游侠”，又是如何催生出中国的武侠文化？随后是魏晋到宋元时期，这是流氓团体的职业化和规模化阶段，古代流氓团体都主要从事哪些职业，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都有哪些。最后是明清时期，流氓群体发展出了终极形态，成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这时他们如何与士绅集团共同影响着地方社会运转的。
1.“惰民”：初代流氓集团
追溯中国流氓史的源头，就不得不提到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时期广泛存在的“惰民”。惰民，顾名思义就是懒惰的民众。惰民具体是在说哪些人呢？早在先秦时期，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士、农、工、商，也就是做官、务农、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才算是有职业的正经人。除此之外，都叫“惰民”。
尽管统治者叫他们“惰民”，一口咬定他们从不劳动，是社会寄生虫，但“惰民”的日子并不比辛勤劳作者要好过。几乎历朝历代都会对这种没有正经职业的群体，进行各种制裁和惩罚。比如说，在先秦时期，惰民会受到经济上的处罚。《周礼》明确规定，如果你有田地、有房子，却拒绝种植桑麻、开垦土地，你就要比别人缴纳更加繁重的赋税，而且还要去服徭役。要知道，当时的赋税和徭役，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是相当繁重了，何况还要继续加重，怎么受得了呢。
除了经济负担，还有精神上的打击。先秦时期，祭祀祖先可以说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了。而《周礼》中就有规定：凡是不养殖牲畜的人，祭祀祖先的时候不能用牲畜来作为祭品；凡是不在农田里耕作劳动的人，祭祀祖先的时候不能用稻子、小米这样的五谷当作祭品等等。这是从一系列社会规约的角度，来限制“惰民”的规模，逼迫民众从事统治者需要的工作，多干活，少偷懒。
尽管有这么多政策、经济和文化上的制约，但是从战国后期开始一直到秦汉，惰民的规模还是在不断地扩张，甚至中国古代最初的流氓团体就是在这个时候趋于成熟的。
国家政策不提倡，普通人自己也不乐意，那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那些无籍之徒，一步步脱离土地，成为流动的无业之人呢？
第一个原因，逃不开的天灾人祸。比如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水灾，土地勉强产出的粮食，已经不够人们生存了，没办法只好脱离这片土地去别处逃荒。同时还有一些贪官污吏、豪强大族，在不断地贪污、兼并普通百姓的土地。再加上严重的赋税、徭役的压力，或是遇上盗匪劫掠，人们同样无法生存下去，走投无路，只好变成流民。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自主的选择，自我放逐为“流氓”。
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出于战争和集权的需要，出现了一次城市建设高潮，随之产生了一批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比如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楚国的郢都、赵国的邯郸等等，都是工商业极为繁荣的天下名都。
商业繁华使得大型城市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老百姓们的娱乐活动非常丰富，“滥竽充数”中的吹竽正是风靡齐国的娱乐活动。除了吹竽，临淄还流行弹琴、斗鸡、投壶、击剑等等。
商业的繁荣，也促使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时间，追求富贵和名利，成了普通百姓的目标之一。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看过都市繁华，再也不甘心被束缚在土地上，去辛勤劳作一辈子了。
到了汉代，这种情况愈发明显。在汉代初期，惰民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因为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加上赋税不轻，如果成为游民，自己养活自己尚且相当艰难，更不用说追求富贵了。但是，自从汉武帝之后，国家和社会都累积了不少财富，国家政策也变了，富商大贾们的生活“骄奢似王侯”，这也影响了普通百姓，对于财富的渴望，最终导致一部分农民主动放弃自己的土地，要去到城市中搏上一搏。可以说，除了无可奈何的天灾人祸之外，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同样为当时惰民的大量涌现奠定了基础。
一时冲动离开熟悉的土地，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有些人身体素质比较好，擅长舞刀弄枪，就成了依附于贵族的平民“侠客”。还有一些人，靠着手艺做些小本买卖。当然，大多数人没什么特殊本领，到了城市里，就会变成赌徒、骗子之流，这些人是初代流氓团体的主力军。
2.游侠：武侠文化源头
初代流氓中有一类人是先秦到汉代的“游侠”们。不仅因为他们是武侠文化的源头，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比重不大，但影响很深，无论是行事风格，还是精神内核，要理解后续的流氓群体，“游侠”绝对绕不开。
“游侠”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是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后来班固的《汉书》也有《游侠传》。
什么是“游侠”？“游”是交游往来的意思，“侠”最初意思是发号施令的人。所以，“游侠”的原始意义是交游圈中的意见领袖，可以理解为今天常说的“KOL”。这个时候的“游侠”，必须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必须维护这个社会网络中其他人的利益。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其他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武士、游民，才会来纷纷投靠。
而这些投靠的人，就成了“侠客”，不少人会把侠客等同于武侠、大侠。其实“侠客”的“客”就是门客的意思，就是依附于贵族世家的这部分人。他们的职责是保护主人的人身安全；替主人争夺政治地位，除掉政敌或者仇人；凭借武力壮大主人的声势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侠文化：一诺千金、快意恩仇、替人排忧解难，为欣赏自己的人赴汤蹈火，不惜违背法律或牺牲自己。
比如像汉高祖时期的朱家，把全部家产都用来搭救别人，而当对方想要报答时，他却避而不见。而这种文化精神，在当时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也得到社会的普遍称颂。汉景帝时期，太尉周亚夫带兵平定七国之乱时，听说游侠剧孟没有和叛军合作，高兴地说：“吴楚等国不知道求助剧孟，看来是成不了事。”反过来说，朝廷平定叛乱这件事情，如果大侠剧孟不点头，朝廷军队就会腹背受敌，甚至周亚夫本人也会有生命危险。
这些所谓的侠客，虽有快意恩仇、讲究信誉的一面，但是也有好勇斗狠、依靠残酷暴力解决问题的一面。比如有一次，齐国公子孟尝君到了赵国，赵国人听说孟尝君名声很好，是个贤人，就出来围观。这一看不打紧，有显眼包竟然笑话孟尝君，说：“原来以为孟尝君是个身材魁梧的人。今天看了才知道，长得这么小啊。”这是在笑孟尝君身材矮小。没想到，这一笑，让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作为游侠首领的孟尝君听后非常生气，于是他门下的侠客们就开始大开杀戒，斩杀了数百人，几乎灭绝了整个县才离开。
最初的“游侠”文化是组矛盾体。一方面，游侠们有操守、有血性，言行坦荡，为世人所称快。而另一方面，这些“游侠”为了自己的价值与尊严，就任意破坏法律，肆意杀人，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现在所熟悉的这些武侠形象，像是郭靖、乔峰、令狐冲这些大侠，和秦汉时期的“游侠”们，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那就是从“游侠”到“武侠”文化的转变，历史记录转向了文学创作。后世文学创作保留了游侠们快意恩仇、讲究信义的精神内核，但有两个方面做出了改变：第一，大侠们不是像早期“游侠”那样，依靠广结宾客、招贤纳士来壮大力量，而是依靠自己出众的武艺解决问题；第二，大侠们做事的出发点，不再是为了维护某个人的利益，而是有了更高级的价值追求，比如伸张正义、忠君报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金庸笔下，大侠郭靖对后辈杨过的教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然，其中经历了像是唐代传奇、宋代小说话本、清代侠义公案类小说，一直到近现代武侠小说的一系列发展。
3.讼鬼：流氓职业化的初级形态
游侠是早期流氓群体中比较特殊的一类，无论他们影响多大，毕竟数量不多，占绝大多数的还是普通人，他们中相当一批人在城镇中靠着欺骗、勒索、暴力等手段谋生。只是零星事件还好，如果一部分流氓开始聚集在一起，入侵甚至垄断某个行业，这可就不是小事了。在古代，这个事情一直让官府非常头疼。
中国古代的流氓聚集在一起，会入侵什么行业呢？
流氓职业化是在宋代形成的。他们从事的职业是讼师，帮别人诉讼打官司。宋代的讼师，跟现代的律师完全不一样。他们除了参与公堂辩论，熟悉官府办案流程，而且为了打赢官司，还要不择手段，比如在背地里教唆自己的客户，把小事说成大事，有的客户可能原本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经过这些人的教唆，甚至会把自己说成是几乎丢掉了性命。所以，当时诉讼行业的从业者多是流氓无赖，讼师也被称为“讼鬼”，鬼怪的鬼。
他们还形成了自己的行业组织，叫作“业觜社”，这个“觜”，是嘴巴的嘴去掉口字旁，但仍然是嘴巴的意思。“业觜社”顾名思义就是以嘴为业的社团，不但有联络同行的作用，还有专人开辅导培训班，教人怎么不择手段打赢官司。
为了进一步提高打赢官司的概率，讼鬼们还发展出了自己的下游业务，他们雇佣一大批同党，专门替自己呐喊助威，壮大声势。这些人被称为“哗鬼”，喧哗的讼鬼。在宋代，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流氓，靠着自己的口才挣钱，而没有文化的流氓呢，也可以在这找到工作，不会打官司，跟着起哄总会吧。
这样的行业，真的让一批职业流氓发家致富了。甚至到后来，有些讼鬼开始主动把钱借给当地的官员，以便自己能够更加无视规则，操纵司法。这些没有什么底线的讼鬼，在中国古代一直都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是流氓团体职业化的早期代表。
4.打行：流氓职业化的高级形态
如果说“讼鬼”这个职业团体，虽然常用不光彩的手段，但毕竟还是靠手艺吃饭，相对文明。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职业团伙，对社会的破坏力就要大得多了。这就是明代后期，产生于江南地区的“打行”，武打的打，行业的行。
打行是靠暴力手段生存的流氓团伙，可以看作是明代的黑社会组织。他们结党成群，欺压弱小。打行的活动，还曾经一度震惊了朝廷，将这个现象看作是与地方兵变程度相当的大事。这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有多大呢？
《皇明大事记》中有个案例：明朝嘉靖年间，江南地区的各个州县，总受到打行的骚扰。于是，当地的巡抚翁大立下令，各个州县都要开始对这些流氓进行搜捕。当年十月，翁大立来到苏州巡视。没想到，打行的人为了给这个巡抚点颜色瞧瞧，就埋伏在小巷，等着翁大立的车经过，快速跳出来击打他的脸颊，然后立刻撤退，就像飞鸟一样不见了踪迹。翁大立非常生气地说：“鼠辈竟敢做这样的事，必须对他们赶尽杀绝！”加上当时的官员也想戴罪立功，就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人的搜捕工作。这个举动，显然惹怒了打行。于是他们在额头上缠上白布，手持长刀巨斧，连夜攻入了城中，一直打到了都察院。翁大立带着妻子和孩子翻墙逃走，险些丧命。随后，打行开始放火焚烧官府。好在知府及时带兵赶到，列队战斗，最终使用了火炮才打退这些打行的流氓。
这个流氓团体在严重的时候，已经到了攻陷官府的地步，可见在当时有多么猖獗。
刚才讲的是比较极端的情况，打行的活动，一般来说有这么几个：最常见的是受人雇佣，充当打手。比如受到雇主的指示去代人寻仇、绑架等。当然，也有受雇替别人挨打这项业务。明代江南地区赋税繁重，很多人交不上税，没办法，挨板子呗。有的人不愿意受到这种皮肉之苦，于是就花点小钱请打行的人来，代替自己挨板子。这种消费在当时称为“打钱”。根据史料记载，江南地区，一般每挨揍一板付银二钱。其实这个价不低，但人们仍然愿意出打钱，而不是缴税，可以想到当时的赋税有多么繁重。
打行还从事抢夺财物、诈骗等各种不法行径。说到这，就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在晚明的江南地区，会出现这样成规模的黑社会团体呢？
这和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变化，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首先是晚明江南地区的人口激增。就拿南京来说，明初只有27000户。而到万历年间，仅仅是南京十三门内外的人户，就有“几十余万”之多。加上当时严重的赋税，使得江南地区的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动。那么，这些流失的人口到底流到哪里去了呢？一部分人在城市找到正经职业，找到了安身之所，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了社会盲流，有记载说，当时城镇中一时“袖手游闲者”摩肩接踵，数量非常多。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江南地区，开始出现了繁荣的商品经济，这就导致了城市化的进一步扩大。城镇不仅是城乡交流的纽带，而且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更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在这里，商旅云集，店铺林立，人口流动频繁。这就为打行提供了活动空间和业务来源。所以有研究者说，江南的流民，最差的归宿是充当流氓，而那些没有饭吃的北方流民，由于没有发达的城镇将他们吸纳，不得已，最终只能走上了造反之路。
除人口激增、商业发展这两个客观因素外，当时有一项政策也催生出了打行这个职业犯罪团伙。明朝初年的时候，实行兵农合一的卫所制度。没有战争的时候，士兵们种地，一旦有战事，马上变成军人开赴前线。到了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开始出现倭寇作乱的现象，再加上当时卫所的士兵流失严重，朝廷只得开始实行效率更高的募兵制。募兵制就是朝廷发军饷，征召职业军人。当时江南地区，毕竟富贵人多，他们大多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儿子上前线。所以花点钱，让一些无赖、流氓，加入军队，甚至还占据了不小的比例。加入过军队的流氓，就成了打行成员的主力来源。
可以说，江南地区的打行，是古代流氓职业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当然，这种社会的阴暗现象，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副产品。
5.流氓阶层：古代流氓的终极形态
到了明清时期，流氓群体渐渐演化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对地方的社会运转，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流氓群体要上桌面，参与社会治理了。
流氓阶层如何影响明清地方政治呢？
由于古代的技术条件有限，朝廷对民众的日常生活管理很难面面俱到，经常抓大放小，表现出无为而治的管理风格。有句话叫作“皇权不下县”，最低一层的官府就是县衙门，县老爷是当地百姓的父母官。但是，县官做的事情却很有限，除了收税和审案，几乎没有别的了。乡村里的其他事务，该如何管理呢？
得靠地方自治团体，地方上的自治团体有很多，一般来说，乡村自治权掌握在士绅家族的手中。所谓士绅家族，就是地方上有势力的望族。他们在当地人心中有权威，同时家族中也可能有人在京城或外地做官。所以，本地官员很依赖他们配合。地方官会就把一些基层公共事务委托给这些大家族来做，比如兴修水利、调解纠纷、组织娱乐等等。就像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的，士绅家族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器，在乡民和政府之间，起到上传下达，反映民意的桥梁作用。
在实际情况下，士绅家族中的大多数，往往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土豪劣绅”，和流氓阶层合作，走向堕落。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商品化和城市化的共同推动下，赚了钱的明清士绅不想在村里生活，更愿意搬到城镇生活，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乡间农田。这就导致一系列新问题出现了。
比如，士绅作为地主原来生活在农村，租种土地的佃户跟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很多事情有商量的余地。现在士绅都搬去城镇，佃户对自己的东家并不熟悉。遇上地租矛盾，士绅解决的速度变慢了，佃户闹起事来也没什么顾忌了。还有，士绅搬去城镇住，的确这里的物资丰富、交通便捷，但城镇里的不稳定因素也更大，家中的钱粮随时都有可能被饥民流民抢劫一空。当时的社会治安体制，还不能妥善预防。士绅家族不得不靠自己维持生命财产安全，具体说，就是要掌握一定的“暴力”手段。靠谁呢？这便是以打行为代表的流氓阶层。于是，士绅家族与流氓阶层开始不断相互渗透，有士绅亲自加入打行，也有乡绅子弟与打行结交，或者养一帮打手，专门为自己提供暴力服务。
士绅对流氓势力的渗透和控制，必然强化士绅的社会控制力。而流氓势力的不断扩大，也使他们可以更多地参与地方的事务。到了这个阶段，流氓已经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古代的影响力和规模，都达到了顶峰。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清时期的地方社会，不只是士绅家族独自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而是士绅阶层与流氓阶层相互妥协、相互渗透，共同管理和控制着地方社会。
结语：古代底层人的生活状况
所谓流氓，最开始并不是现在所说的街头混混，而是那些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自己所在土地，流动的无业者。他们中的一部分流入城市，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生存手段，无奈成了游离于法律之外的一些城市游民，或是依附于贵族的侠客。
到了宋朝以后，流氓开始进入职业化阶段。不择手段帮人打官司的讼鬼，在宋代最典型。到明清时期，这批职业化的流氓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主要依靠暴力手段的早期黑社会组织打行。
明清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维系地方运转的士绅阶层，出于对暴力的需求，开始主动与流氓阶层合作。在互相控制、渗透的过程中，士绅与流氓逐渐成为控制地方社会运转的核心力量。
如果穿越回古代社会，你最希望去到哪个朝代？有人说唐朝包容开放，万国来朝，想穿越过去，一睹盛唐风采。还有人说宋朝对文人最为友好，文化繁荣，娱乐业发达，咱们都读过书，跟苏轼一样，都算文人，回宋朝潇洒一下挺好。但话说回来，如果你穿越回去成了贵族，生活是美好的。如果以普通人身份回到古时候生活，很大程度上，你可能会经历前所未有的艰辛。你会面临朝廷繁重的赋税、贪官污吏的盘剥。你还可能遇到自然灾害，自己的农田颗粒无收。当然，还有流氓团体的侵扰。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在现代社会待着，哪也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