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提升创新能力？还是得学习以色列

以色列是一个人口仅仅710万、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小国，却拥有全世界难以企及的创新能力——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余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以色列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数量比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加拿大和整个欧洲大陆在此上市的公司数量还要多！

这究竟是如何达成的？

很多人脱口而出：这是因为以色列人聪明啊。却很少有人能够深度思考背后的原因。

事实上，所谓的基因决定论并不能站住脚。以色列人口虽少，但人口成分之复杂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这个国家有70多个不同的民族，他们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教育文化背景，很难用一个简单的人种，就能解释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创新体系的形成。

迈克·利《两千年》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文字：

四个男人站在街角……

一个美国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以色列人

一名记者走到他们面前说：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对肉类短缺有什么看法？”

美国人说：什么是短缺？

俄罗斯人说：什么是肉类？

中国人说：什么是看法？

以色列人说：什么是打扰一下？

以色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了与其他国家显著不同的特点。

在以色列人看来，“肆无忌惮”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诸如学生挑战教授，雇员质问老板——以色列觉得这种自信是极其普通的，沉默寡言或者言不尽意或许反而会使你落于人后。

以色列文化非常鼓励持有异议，非常反对繁文缛节，缺乏纪律意识，从小就被教育：要挑战一切，多问问题，大胆创新。“两个犹太人往往有三种不同意见”。在很多时候，以色列的公司并不是要消灭阻力，反而是把阻力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公司目标，把所有异议都摆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解决之道。

以色列人表面上热衷争论，实际上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专注于需要解决的问题。英特尔一位高管曾说：管理5个犹太人比管理50个美国人还要费劲，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会一直不停的提问——往往都从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开始：为什么你是我的经理？为什么不是我来做经理？

类似于这样“无惧权威、扁平化领导”的社会状态，是以色列拥有超强创新能力第一个重要原因。

以色列创新能力的第二个原因，可能与其全民兵役制度有关。

每个以色列人年满18岁都要去部队至少服役两到三年；兵役结束后，他们大多数都会去上大学。

相比其他国家的大学生，以色列的大学生心智成熟度明显高出一大截。而当这种成熟与那种接近孩子气的冲动结合在一起时，他所产生的能力是不可估量的。

在以色列的军队，底层士兵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授权，很多时候需要自主做出判断，这对服兵役的年轻人（孩子）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锻炼。

在以色列军队，当一个出租车司机能指挥百万富翁、23岁的年轻人训练自己的叔叔时，等级制度就消失了。受此影响，反等级的理念随处可见，从作战室到教室，再到董事会会议室，无处不在。

第三个原因，就是以色列的移民政策所形成的民族大融合。

不同于世界上很多国家，以色列移民局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接纳移民。在以色列，每年大选期间，每个政党的总理候选人都宣传要在他们任期期间再引进几百万移民。

1948年，以色列的人口是80.6万，60年后人口是710万，增长了10倍。

20世纪60年代，由于罗马尼亚政府要求必须提供现金才能允许犹太人离开这个国家，以色列甚至为此支付了112498800美元，引进了40577名犹太人。

在所有移民中，有俄罗斯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赤脚穷人。为了让移民融入当地生活，以色列至今都在举办免费的希伯来语培训。

移民的加入，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经济力量，也为更多思想的碰撞提供了土壤。

第四个原因，是以色列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支持。

以色列为了支持创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了Yozma项目，政府出资1亿美元用来创建10个风险资本资金，用于跟投国内的创业项目，就是说如果合作方能否筹集到1200万美元的资金投资于以色列科技公司，那么政府将出资800万美元资助这家公司。如果失败了，你一分不用还给政府，如果成功了，你只需要把最初的投资再加上每年的利息还给政府即可。

Yozma项目在设立之初，引起了风投界的巨大轰动，消除了国际投资机构对投资以色列企业的各种忧虑和担心。以色列的这种做法后来被各国广泛学习，深度影响了各国的风投政策。

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以色列在风投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成功——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以色列风险投资占世界风险投资的比例，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从15%增加到了30%。

当然，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有各类因素的促成，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从规律上看，无论触发的初始原因是什么，最终形成的集群效应是以色列创新成功的直接原因——即大量的名牌大学、大型企业、创业公司、各类风险资本的集成，所形成的创新要素高“浓度”。在以色列，平均每1800人，就有一人创业。

谈到以色列经验对我们的启示，我想无论是以色列的建国特殊历程或者全民兵役制等各种“特殊”因素，具有很大偶然性而难以效仿。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素，最终触发的创新基础无非是以下两个：

对一个人的创新能力来讲，就是充分自由带来的人性的释放。条条框框禁锢的大脑，很难会迸发创新的火花。以色列的创新工程师看起来如此的“桀骜不驯、自信与傲慢、挑剔、雄心勃勃、独立思考与不肯服从”，无论你用哪个词来形容，对我们大多数组织来说，都不是好词，但这却正是以色列人的真实写照。

对一个组织的创新能力来讲，就是反等级的自由碰撞带来的人力最大化发挥。这是非常拗口的一句话，是因为同时要表达三个因素：第一是反等级强调的组织扁平化和人的平等化，第二是自由碰撞强调的不同学科、不同种族、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带来的不确定因素的大融合，第三是人力最大化发挥强调组织的效用，不是来自于领导者一人的效用，而是来自组织内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限。

英特尔的以色列团队有这样一个故事，当一个美国来的同事来到以色列公司，第一次看到以色列的工作状态感到非常惊讶。“当我们都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个个都因为激烈争吵而面红耳赤。美国同事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没事，我们一些想法上达成了一致，效果不错”。

这就是以色列的创新文化的常态——虽然对大多数商业文化来说难以置信，但是，当你接受它，会觉得非常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