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在改革的丰碑上(一)

生猪经营与改革的拓荒者

三十四年前的一九八四年，我们家乡扶余，不仅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而且是生猪主产区，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脱离计划经济模式，我当时在县商业局工作，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总结了扶余县食品公司在生猪经营与结算的经验，撰写了《生猪经营与结算的一项重要改革》这篇文章，在吉林省会计学界的权威刊物《吉林会计》杂志上发表后。对全省食品行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全省商业工作会议上，厅领导对这项改革给予很高评价，指出，“建国三十五年来，在生猪收购环节上一直很难解决的公平交易的问题，扶余县解决了。”《吉林日報》也刊发了扶余经验的摘要和评论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省内各生猪主产区通榆、柳河、敦化等县的食品公司组团到我县来学习、考察……。一时间，使我们食品公司的领导应接不暇，局长笑着“批评"我，都是你大薛写这篇文章惹的祸。

当年生猪经营改革的帶头人苏凤臣

这位是当年的商业局局长苏凤臣，统领当时商业系统八大公司，在改革中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坚持服从、服务改革大局，努力探索和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83年春，他亲自帅领各公司老总、局调研班子到北京天桥商店、昌平县（区）商业局学习、考察商业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为了给国家节约经费，考察团不坐飞机坐火车；住宿不住星级宾馆住最便宜的地下室、不坐出租车坐公交车，大家揍钱吃了一顿《全聚德烤鸭》(当时叫大家抬，现在叫AA制)。为了抓紧工作，大家晓行夜宿，风雨兼程，没有时间游花逛景。那个时代的官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是这样，朴实的冒着傻气，寒酸的让人可笑，但苦中有乐，大家都觉得很满足。最让人兴奋的是，离京前一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警戒线外，看见了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迎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仪式；弄到参观中南海的团体票，(当时开放，现在不开放）参观了丰泽园、瀛台；瞻仰了毛主席、周总理工作、生活的地方；这里的警卫战士真好，由于团体票总人数差了一个人，我和糖酒公司陈东旭经理最年轻，争着不进去，留在大门外面看包，警卫战士看到我们谦让，连忙说，你们都是一块来的，那就都进去吧，我高兴的向他敬了一个礼。现在，我每年从北京回来，苏局长都把老商业找到一起聚会，品尝这改革三十年的苦辣酸甜。每当谈起生猪生产、收购、销售，他都侃侃而谈，提起从收购一条线到一条鞭；从外销白条，到出肉率定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话匣子打开，说不完，唠不完，有时还能流露出他巧妙地与上级官僚主义作风进行周旋的小故事。

生猪经营改革的拓荒者

二十六年后的今天，时过境迁、物似人非。当年奋斗在生猪生产、收购、供应第一线的县食品公司经理郭增才（前第一幅集体照片后排中）、郭永新、王世英、张柏华、张越已经长眠在这片土地上，为了纪念他们的辛勤劳动，缅怀他们对食品行业矢志不移的执著精神，把这篇既没有现实意义、又没有指导作用，仅有一点点历史意义的文章复制下来，让我们这代人乃至下代人品味那个年代创业的艰辛，了解那一代人的聪明睿智。可以说，这篇文章的理论、方法没有一项是我发明的，都是根据他们的实践总结出来的。每个工作细节、每个测算数据，都渗透着他们辛勤汗水，表现出他们对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和对当时如何摆脱计划经济的羁绊，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进行的大胆和不懈地探索。

现在，全国人民都尝到市场经济的甜头，谁也不能否认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但，对于我这个长期搞计划经济的人来说，还得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总觉得搞市场经济在于“赌”；搞计划经济在于“导”，到底是“赌”好，还是“导”好，还要靠以后长期的实践来检验和证明。

养猪基地

（附）：生猪经营与结算的一项重要改革

                    (发表于1984年《吉林会计》第五期)

扶余县食品公司所经营的生猪，实行购、销价格倒挂，国家财政实行定额补贴，年经营量在七万头左右。一九八二年亏损六十七万五千元，一九八三年亏损九十八万元。是左右商业系统经济效益的重点品种。

今年以来，这个公司为了扭转经营生猪亏损的被动局面，认真学习、贯彻全省食品工作会议精神，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对生猪经营体制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在收购环节上根据本县生猪内销量小、外调量大的特点，实行“活猪进城，宰后定等，宰后验痘，毛斤结算”的办法；在核算方法上，改变过去那种分环节核算，最后由中心站统算的办法，实行以率计价，各计盈亏，分灶吃饭为内容的“一磅三清，三角结算”，收到了比较明显的经济效果。从四月初开始试行，到五月末，采取“宰后定等、宰后验痘”的生猪2,654头，实现了正等收购（等差为0），痘猪检出率为100%。两项加一起，平均每头生猪减亏6,50元，共减少亏损17,000元。预计全年可减少亏损30万元左右。

在生猪收购环节，由于多年一直实行宰前定等验痘的老办法，始终存在验等不准和痘猪漏检的弊病，卖猪群众有怀疑，国家还吃亏。随着改革的需要和企业经营责任制的落实，这个公司感到，不仅在收购方式上要进行改革，还必须有一个相适应的核算办法，来解决企业内部分灶吃饭、各计盈亏的问题。

去年三月份，洮安县食品公司实行了“出肉率计价，毛斤结算”的内部核算办法，使他们开了眼界，有了借鉴。于是，他们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对公司和各站（厂）实行两级目标管理；对公司、各站（厂）和班组（车间）实行三级核算。按照目标管理和上级有关部门对等差（0.5等）、宰后出痘率（50%）的要求，参照收购价格、收购税金、费用和经营利润，确定了收购站与屠宰厂的结算价格。其理论公式为：

这个公式适用于每头猪或每批猪的结算，其中：

①结算系数的确定，根据：

结算系数在平均单价不变、税率和费用固定的情况下，主要受计划利润的影响（扶余县结算系数为1：1，洮安县为1：14）。

②扶余县痘猪付价为四、六开，即按好猪价60%付给交售者，因此在理论公式中扣除痘猪价部分按60%恢复好猪价；按40%计算痘猪少付款；按省规定50%出痘率扣价。这种结算公式的确定，客观上起到了鼓励收购部门提高验等、验痘技术的作用。出肉率和验痘率越高，收购部门收入（分成）越多。

实行这种结算方法以后，收购部门开始探索如何从旧的经营模式中解脱出来，“活猪进城，宰后验等，宰后验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搞起来的。

实施这种办法后，他们做到快收、快运、快宰，当日上午收下午宰，下午收、次日上午宰。屠宰时，由代表、核算员、收购员在场监督，宰后检斤时，收购站、屠宰厂、冷库（批发部）三家一秤清；二是宰后认定卖主时，采取用元钉在活猪硬助上划号（这种痕迹一般能保留三至四天）；三是群众选派代表，由收购站付给车、宿、工费；四是根据宰后等级，按毛斤结算，由收购员登门送款或交售者就地近自取。

实践证明，开展“活猪进城，宰后定等，宰后验痘，”的收购方式，不仅解决了等级误差、验痘误差，杜绝了“人情猪”，防止贪污盗窃，而且也扭转了群众的认识，改善了农商关系，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也使收购环节经营责任制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具体，更加简便易行。过去规定的正等率、验痘率、死亡率、掉膘减量率，以及宰前检斤都可以取消了，只要在屠宰后按省规定5.5%的比例卸猪头就行了（按毛斤计算）。

省商业厅和省食品公司的领导同志对这项改革评价很高。指出：“建国三十五年来，我省在生猪收购环节上一直很难解决的公平交易的问题，扶余县解决了。”

实行这项改革以后，生猪进厂即宰后，收购站、屠宰厂、冷库三家一秤清，不仅适应内部结算，而且也据此与交售者进行结算。这种结算方法，称为“一磅三清一结，内部三角结算”。收购站以出肉率，按毛斤与交售者结算；以宰后白条重量与屠宰厂结算；屠宰厂做加工收回以后，分等与冷库结算。

扶余县食品公司实行“宰后定等，宰后验痘”的生猪经营方式虽然刚刚开始，却为我省生猪经营的改革展示出广阔的前景。一是宰后定等、宰后验痘，就有条件合理作价，取信于民。可以按实际出肉率计价，出多少肉就给多少钱；痘猪按轻、重痘分别作价，出什么样痘就给什么样价。二是要坚持计划收购、及时屠宰，否则就会半途而废。

三十年后的苏凤臣(右为商业局会计科长李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