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幸福并感激着 | 第三章 走出来的精神-1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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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走出来的精神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灵魂的歌者，每个民族都有一批优秀的年轻人，铁骨铮铮。
年轻人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新鲜血液，往往具有其他群体所缺乏的品质和精神。他们激进，他们热血，面对压迫他们不屈不挠；面对黑暗，他们敢于发声。而这种精神，每每会成为拯救我们民族的一道闪电，于暗夜降临之际，瞬亮苍穹。
在那段苦难的岁月，那批优秀的年轻人属于人民军队，那道惊然乍现的闪电属于长征。
（一）
1930年，距1927仅仅过去了三年。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这三年，中共建立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全国的红军已遍及十余省一百余县，发展到十多万人。
对于蒋介石来说，红军的快速成长当然是无法容忍的。
所以，蒋在“中原大战”刚刚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大业”后，就迅速调兵遣将，开始了对红军的“围剿”，誓要“6个月肃清红军”。其中，尤其以对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围剿”为甚。
第一次“围剿”：鲁涤平为“剿匪”总司令，率兵10万，作战方针八个字：长驱直入，分进合击。
第二次“围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南昌行营主任”，率兵20万，作战方针也是八个字：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率军30万，方针还是八个字：分路围攻，长驱直入。
第四次“围剿”：蒋亲自坐镇南昌指挥，何应钦为总司令，率军40万，方针前期为：分进合击，后期变为：中间突破。
蒋军四次的作战方针都在变化，可红军四次都是四个字：诱敌深入。
四次蒋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有压倒性优势，可四战皆败。
第一战，被歼1.5万余人。红军缴获各类武器1.2万余件，并巩固和扩大了“苏区”。
第二战，被歼3万余人。红军缴枪2万余支，占领了闽西、闽西北、赣东、赣南广大地区。
第三战，被歼3万余人。红军缴枪3万余支，赣南与闽西连成一片，中央根据地发展至全盛时期。
第四战，被歼三个主力师。红军缴枪万余支。
在北伐之战纵横捭阖，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蒋何”四次完败于“朱毛”，颇有些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
何应钦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悲叹曰：“唯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事实上，这四次“围剿”，哪一次不是他一生的隐痛？
既是隐痛，也是疑惑。
为什么四次“剿匪”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可“共匪”却越“剿”越多？
蒋一直都搞不明白，直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对他说了一句话：
“共产党你也剿不了，因为共产党人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二）
此时，连破四次围剿的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如一艘劈波斩浪，直挂云帆的巨轮，浩浩荡荡的行驶在历史的峡口。只要不出意外，这艘巨轮将会在人民的簇拥下，一往无前，直达胜利的彼岸。
可偏偏就出了意外。
1931年，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愈发在党内弥散开来。年仅24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与此同时，作为深受博古信任的的李德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而且竟渐渐成了主角。
中央领导人中，博古的年龄最小，革命经验最少，职位却最高。
来自德国的李德对中国革命不了解，对工农红军也不了解，在军事上却拥有绝对的领导权。
这便是两个大大的意外。
意外如果处理不好，后果将是无法挽回的。
1933年5月，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大幕徐徐拉开。
这是蒋耗费精力最多，投入兵力最多，目标期望最大的一次“围剿”。
顾祝同任北路军总司令，下辖33个师又3个旅，担任对中央红军的主攻；陈济棠任南路军总司令，下辖11个师又1个旅，负责红军向南发展的阻击；蔡廷锴第十九路军和福建驻军10余个师防堵红军南撤或东进；15个师用于防守策应主战场；5个空军队用于协同步兵作战。
总计约一百万人。
国民党的精锐尽数出洞，俨然一派不死不休的架势。
甚至在“围剿”之前，蒋还专门向美、英、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借款购买飞机、大炮和其他先进武器装备；专门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研究战略战术；专门举办军官训练团，编印《剿“匪”手册》，制定剿“匪”计划。
面对国民党的改变，中共的第五次反“围剿”也在变。“朱毛”变成了“博李”，“诱敌深入”变成了“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和“御敌于国门之外”。
从领导人和其口号可以清楚的感觉到，我们的确变了。
改变后的中共到底如何？
“博李”组合到底如何？
博古
博古，原名秦邦宪。
1933年初，在上海无法立足的博古迁至中央苏区，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也一并迁来。年轻气盛的博古一味强调“进攻路线”，认为当今的主要任务应是“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
面对这不合实际的路线，许多中共“老人”扑下身来，虚心的向“后来居上”的博古提出自己的建议。
可他们小看了这位年轻总负责人的手段。
1月，时任中共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致信中央，提出不同看法，被批评为“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
2月，撤销罗明职务，在全党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3月，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批判为“江西罗明路线”。
之后，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被批判为“军内罗明路线”。
暴风雨般的强势让众人猝不及防。
后来，博古自己一个人终究感到孤单，于是他又找来了李德。
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莱恩。
在摇身一变成为中共的军事顾问之前，他的履历是这样的：刚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
三个“刚刚”道尽他对中国的陌生，对共产党的陌生，对红军的陌生。而第五次反“围剿”的绝大多数命令，竟都是由“陌生”的李德和经验缺乏的博古所下达。
其后果的灾难性可想而知。
在“博李”的指挥下，机动灵活、敢打敢拼善于运动中歼敌的红军，却被拉到敌人炮火密集的正面战场用“堡垒对堡垒，集中对集中，阵地对阵地”。
用己之短克彼之长，得到的只有失败。
9月25日，国民党“围剿”军以北路军第三路军第八纵队3个师进攻黎川，黎川失守。10月9日为了收复黎川，中革军委命令东方军进攻黎川以北的硝石。在五天的连续进攻后不仅没有得手，反而面临被国民党的重兵包围的危险，最后不得不放弃。之后中革军委又命令红一方面军集中主力进攻硝石东南的资溪桥，连续进攻四天未果，伤亡惨重。
1934年1月至3月底，国民党北路军再次发动进攻，与红军多次激战后，泰宁至德胜关一线阵地全部收入囊中。4月10日，国民党北路军与东路军相互联合，开始对中共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发动进攻。
“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军轰炸下支持着，以便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
广昌保卫战中，这道晦涩难懂的命令是以博古、朱德、顾作霖的名义签发的。可每一位接到命令的指战员心里都清楚：下达如此拗口命令的一定不是博、朱、顾，一定是李德。
命令的语言组织到如此地步，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
战至5月中旬，中央苏区西起龙岗，中经广昌，东起建宁、泰宁、归化、连城，南至均门岭等大片地区全部沦陷。
如此密集的失败在中共的党史和军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而且还没有结束。
9月26日，国民党“围剿”军对中央苏区发起总攻。
10月6日，“围剿”军占领“闽粤通衢”——石城。
7日，中革军委决定由红24师和地方武装接替防御任务，中央红军各军团准备战略转移。
持续了一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宣布失败。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根据地几近全失。
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评价这段历史：“政治上既犯错误，军事上势必犯错误。没有好久，洋教条来了。他们是主张打大城市的，还有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把坛坛罐罐打烂，两个拳头打人，以后又变成什么‘短促突击’。搞短促突击的总司令是谁？此人姓李名德，是个德国人，跑到我们这里当太上皇，什么人也得听他的命令。结果就把根据地送掉，来了个很好的‘工作’，叫做‘走路搬家’。”
就这样，被国民党追的“无家可归”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从此踏上了漫漫的“走路搬家”之路。
可家在何方？
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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