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余秋雨《泥步修行》之“潮之惑”
一
在地位、名声、财富的诱惑之后，人生还会遇到一个大诱惑，那就是潮流。
到了今天，此惑尤甚，常常赶过了前面几惑。
潮流之惑，也可以衍伸为时尚之惑、趋势之惑、信息之惑、网络之惑、传媒之惑。一看便知，此惑大矣，此惑盛矣，此惑难逃矣。
为了说明“潮之惑”，我还要说说那段已经说过的往事。
那年我考察人类古文明遗址，大半年时间天天寻路，又天天逃奔，看不到电视和报纸，与现代文明完全脱节了。我想把句号划在北极，因此有一位当代亚洲传媒界的领袖特地从香港赶来为我开车，以示隆重。这天正下大雪，从赫尔辛基开车到北极要十七个小时，我希望他趁这个机会把半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一告诉我，为我补课。这对他来说一点也不难，因为他天天泡在传媒堆里。
他开始给我讲这半年来国际间所发生的大事，但从表情看，似乎从兴奋转向了迷惘。他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几件，然后就沉默了，好像还在挑选，但挑选得非常艰难。我一看手表，他只用了十分钟。然后，他笑着说：“就讲国内的吧。”遗憾的是，他只讲了五分钟，就摇头说：“没了。”
“没了？”我非常吃惊。整整半年，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只够讲十五分钟？
他知道我在疑惑地看他，便说：“当事情过去之后，连再说一遍的动力也没有了，因为已经一点也不重要。”
但在我听来，他选出来的这几项，也都不重要。
这事对我们两个都产生了震动。彼此好一阵不说话，只让车在大雪中静静地走着。
他，天天与新闻打交道，却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他捡拾在刚刚过去的半年中值得私下再讲一遍的事情。如果我此刻不问，他明天又会投入新闻的滚滚洪流之中，辨别、估量、判断、评论，充满了专业激情。我此刻一问，他蒙了。我快速地瞟了他一眼，估计他在想着有关自己职业的悖论。
他或许在想，自己从事的传媒事业就像眼前雪路中的车辙，刚刚留下，立即就被大雪淹没，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也在想自己的事。原先我有点可怜自己，那么长时间独自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漂泊。但现在我却可怜起一直生活在“文明圈”中的朋友来了。他们每时每刻都把自己捆扎在信息堆里，忙不堪言，但结果，“连再说一遍的动力也没有了”，这话是最彻底的反讽。
这件事，我曾在《君子之道》一书中提到过。据说很多年轻朋友读到后，把手机上的网络圈子重新删削了一番，然后反复向我表示感谢。因此我要在这里再说一遍，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读到。
二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聪明人，都避不开这样严重的生命浪费？从浅里看，是出于日新月异的技术诱惑；往深里看，是出于人类在本性上的“软肋”。
人类在本性上有一种很不自信的“大雁心理”。怕脱群，怕掉队，怕看不到同类的翅脖，怕一旦独自栖息后不知道明天飞翔的方向。
因此，他们不能不天天追赶。时间一长，对追赶这件事产生了依赖，对于追赶之外的一切，已经不再思考。
新闻和信息，就是一种似实似虚、似真似幻、似有似无的追赶目标。
当然，新闻、信息、传媒、网络在当代社会，具有不少正面意义。但是，它们变成了一股强大的气旋，把太多的东西旋转进去了。旋转进去草木泥石倒也罢了，问题是，旋转进去的是无数有独立智慧、独立品格、独立创造力的生命，让他们天天在极快的滚动中同质化、异己化、平庸化，直到衰老。
无数美若秋水的眼波，在阅读着一则则充满套话的低劣报道；千万冰雪聪明的头脑，在面对着一则则故弄玄虚的愚蠢笑话……我们天天以极度的珍贵，兑换着极度的无聊。
当大家身处无聊而不感到无聊，这场极不公平的兑换已经完成。
三
据我长期观察，在“潮之惑”中，传媒的责任极大。
很多人认为，传媒也就是刊登新闻信息而已，是被动的载体。其实，事情严重得多。
如果要在整体上把传媒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作一个比较，我以切身体验作出判断：正面作用三成，负面作用七成。近二十年来，如果着眼于文化领域，那么，负面作用至少已上升到八成。
传媒从业者，多数是好人，但为什么整体作用会是这样呢？
为了说明这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我且先打一个通俗的比喻。
早年农村，封闭保守，一切传闻都来自桥边凉亭上几个每天都在闲聊的“话佬”，边上总会聚集不少旁听的村民。这几个“话佬”不是坏人，但是，几年来不断用前辈恩怨、邻里老账、儿孙褒贬埋下裂隙的，正是他们。他们的闲聊，滋生了村里的大半纠纷。
村里的族长、保长昏聩无知，大家都把公正交付给凉亭。但是，多年来发生那么多卖婚、虐媳、逼债事件，几个“话佬”闭口不提，这也就容忍了这类事件。从长远看，容忍也就是怂恿。
这些“话佬”，相当于村庄间的传媒集团。
这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由多数好人组成的传媒，在整体上会起到那么大的负面作用。这中间，隐藏着一系列机制性的原因。
第一个机制性原因，是对于利益身份的掩饰。
对传媒来说，拥有利益背景，占取权力身份，是它们立足的根基、工作的动力，否则无法进行长期的团队化运行。这是无可奈何、也无可厚非的事。但是，它们又必须面对广大民众，因此还需要打扮成客观、公正。民众总是匆忙和粗心的，不可能去辨识真伪，也就相信了它们。即使心里常有怀疑，也只能勉强相信。时间一长，勉强相信变成了自然相信，渐渐丧失了怀疑功能。
第二个机制性原因，是对于社会热点的牵引。
社会热点的形成，由事情的性质决定，但也需要有人牵引。牵引者，应该是具有人文良知和科学精神的社会精英。传媒，本应是这些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媒介。传媒之“媒”，正是由此得义。但是，事情有时会发生戏剧性的翻转。大家有没有听到过社会上有些“媒人”做着做着突然眼睛一亮，忍不住“反媒为主”，自己做起了新娘或新郎？传媒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比媒人还高，他们刚刚做了几次媒介，就把自己当做了专家学者、言论领袖、思想精英，还信心满满。
不错，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传媒人士通过多年悉心学习也具备了专家学者的资格，但那在比例上只是极少数。我所见到的那些信心满满的传媒人士基本上还不是，他们一般总是太热闹、太繁忙、太装扮、太浮滑，没有用功学习的时间和心境。其中有些人已经在传媒上侃侃而谈十来年，一直信息灵通、反应机灵，但在思维等级和审美悟性上，几乎毫无进步可言。对于一个普通的个人，十来年没有进步不算什么大问题，但他们却占据着这么大的视听窗口，这似乎不太合适了吧？
也有一些学者，本应成为传媒采访的对象，但由于传媒太容易出名和得利，他们也渐渐“传媒化”了，慢慢熟习了传媒间一切表演、作态、造势、夸张、寻衅的手段，由他们来牵引热点，同样堪忧。
一个理想社会的公民，应该拥有不被牵引、不被骚扰的独立性。但是我回顾自己的一生，青年时代是满耳满眼的阶级斗争宣传，中年时代是满耳满眼的输赢竞争故事，现在是满耳满眼的低级民粹笑闹。这一切都是强加的，直接的强加者，就是传媒。
久而久之，传媒所制造的一个个社会热点，成了民众的一所所学校、一门门课程。结果如何，自不待言。
第三个机制性原因，是对舆论道义的包揽。
这就碰撞到精神价值层面了，其间的负面作用更为显著。
传媒很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亚法庭”、“亚教堂”、“亚裁判”，被广大民众企盼、等待。有些传媒为了显示这种功能，还会随意寻找批判目标，而受害者永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传媒当然也有可能遭到法律起诉或同行异议，但那只是偶尔受挫，他们会以更密集的言论、更持久的背向，让受害者永远是受害者。
多数传媒人士即使没有害人的故意，却也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品德修炼，更没有思考过如何避免传媒“轻于大道，重于大声”的恶习。因此，他们大多随波逐流、同声附和。尤其是现代，传媒获得了新技术的强大支撑，带动着以前无法想象的巨额资金和权势博弈，更容易失去道义底线。在很多传媒人士看来，舆论道义全在手上，升沉荣辱只凭操作，左右逢源皆是生意，推波助澜即成潮流。
四
面对这种潮流，我知之颇深却无力改变，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距离。而且，随着年龄增长，离得越来越远，现在已明确决定“阻隔”。
我不管在海内外哪个地方演讲，总是告诉邀请者，不必考虑报酬，但绝对不能让传媒报道。传媒本身也不断地在邀请我，但是，在我决定“阻隔”后，不管他们托请了我的生死之交，还是许诺每次出场都愿意支付高出我十年薪水的巨额报酬，我也没有点头。
这对我很不容易，因为我本来极有可能成为“传媒达人”。
大家记得，过去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的相关节目只要由我主导，总能创造令人满意的收视率；我由于始终担任每一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现场总讲评”，被海外传媒人称为“最善于在传媒讲话的华人”。
为此，我曾一次次自问：如果我进得传媒呼风唤雨，能不能争取到一些比较乐观的可能？
结论是：不可能。
改变潮流需要具备足够的“对冲”力量，我尚未看到。如果仅仅在个别节目里改变了一些观众的思路，那实在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既然于事无补还参与其中，客观上也就成了喧嚣势头的一部分。
因此，退避是唯一的选择，不能“犹抱琵琶半遮面”。
现在，传媒潮流已经凭借着网络高科技囊括了整个社会，因此，从潮流退避，也就是从社会视野中退避，从信息海洋中退避。
下这么大的决心，只想获得一种重要的体验：在现代社会的滚滚潮流中，是否还隐潜着一种千年不疲的精神境界，足以让我孤守，让我消融？
我所获得的体验，无与伦比。因此直到今天，我没有丝毫后悔。
五
远离潮流，阻隔传媒，只是我个人的选择，在现代，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别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通过对现代社会顽疾的长期观察，我坚信，让更多的现代公民不在乎、或不太在乎潮流和传媒，是人类的一条自救之路。
说到底，人们只想好好地过日子，既希望自己的起居不被别人窥探，也希望自己的耳目不被浊霾充斥。但是，传媒剥夺了这两种权利，使人们再无隐私，也再不清洁。
更严重的是，传媒还会鼓动民族纷争、国家对立、金融恐慌、核武竞赛。这一切在以前是由权势力量来策动的，但现代不同了，传媒已经作了浓重的民间铺垫，使权势力量也难于后退。至于传媒对于恐怖主义的普及和教诲，更是成了一个沉重的当代灾难。
本来，传媒既有可能做好事，也有可能做坏事。但是，由于人们对它们太关注、太依赖、太冀求、太放任，又太缺少谴责和惩罚，做坏事的频率越来越高。
经常有青年学生问我：“如果远离潮流和传媒，怎么可能接触和创造当代的好作品呢？”
“当代的好作品”？好到什么程度？我在《中国文脉》一书的开头就阐明，凡是关及“文脉”的作品，大多都不是“民间流行”和“官方流行”。随潮而行者，只是鱼虾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