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之《伦理学》中的理智和道德【下】

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理智和道德【下】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来源于他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中的理性存在于对混乱变动事物的规律性认知，所以在伦理学中，它存在于对混乱变动欲望的规律性构建中:在形而上学中它存在于所看，而在伦理学中它存在于所行，都处在永恒形式之下，形成认知和行为符合全局的永恒角度。

其实，思想有助于我们获得这种广阔的视角，因为它得到想象力的协助，能够意识到当下行为在以后产生的结果，如果反应是没有经过思考而立即作出的，那么也就不会对反应造成影响。

理性行为的很大一个障碍是比想象更为生动的当下的感觉。

“只要心灵按照理性的指引认知事物，不论是关于现在、过去或者将来的观念,受到的影响都是一样的。”

通过想象和理性,我们将经验转变成预见，我们成为自己未来的创造者，而不再是我们的过去的奴隶。

因此我们获得了人唯一可能获得的自由。

而激情的被动性是“人类的束缚”，理性的行动是人类的自由。

自由并不是摆脱常规的规律或过程，而是摆脱了部分的激情或冲动:自由也不是摆脱激情，而是摆脱了未经调节和不顾大局的激情。

只有在我们知道的情况下，我们才是自由的。

超人是自由的，并不是因为他摆脱了社会的评判和礼仪，而是因为他摆脱了本能的个人主义。

因此，有了这样的全局观和完整性，也就有了智者的泰然自若，不是亚里士多德式英雄的贵族式的自满得意，也不是尼采式理想的目空一切的优越感,而是一种更加亲密平和的心境。

“通过理性而善的人，也就是说，在理性的指导下，寻求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的人，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伟大并不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统治他人,而是站在无知的欲望所滋生的偏颇和无益之上统领自己。

这比我们所说的意志自由更加崇高，因为意志不是自由的，也许根本就没有“意志”。

没有人会认为因为他没有了“自由”，他就可以不再对自己的行为和生活结构负道德上的责任。

因为人的行为是由他们的记忆决定的，社会出于对自己的保护，必须使其公民通过希望和恐惧建立起社会秩序和合作的理念。

所有教育的目的都是决定主义的，对年轻的思想灌输一套禁忌，期望这些禁忌能够参与他们行为的决策。

“由恶而产生的恶不应该因为其是必然的就不构成恐惧，无论我们的行动自由与否，我们的动机仍然是希望和恐惧。因此那些断言我不会给予规矩和命令空间的言论是错误的。”

相反，决定论形成了更好的道德生活,它教会我们不要鄙视或嘲讽他人，也不要与他人动气;人是“无罪”的，尽管我们惩治恶人，但并不仇恨他们，我们原谅他们，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的缘由。

更为重要的，决定论使我们能更加平静地期待和接受命运的两面性，我们记得所有的事物都遵循上帝的天命;甚至它还教导我们“上帝的理性之爱”，因此我们欣然接受自然规律，并在自然的各种限制之中寻找满足。

将万物看作注定的人，可能抵抗，但不抱怨，因为他“在一种特定的永恒视角下认知事物”,他知道他的不幸在整个体系中不是偶然的，他在世界的永恒结果和结构中找到公道之处。

因此，能够这样思考，他就从激情带来的不稳定的愉悦提升至更高层次的沉思，将万物看作一个永恒的秩序和进程的一部分，他学会微笑面对不可抗力，“无论他是现在还是一千年后得到他所期望的,他都泰然处之”。

他学习到古老的一课:上帝并不是变幻莫测的，爱管他的信徒的生活琐事，而是维系着宇宙不变的绵延秩序。

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用优美的语言描述了同样的观点:“他的思想停留在真正的存在上，无暇顾及凡人的琐事，或者充满嫉妒和仇恨地与他们争斗;他的眼睛锁定在不变的规则之上，他认为没有互相伤害，而是按照理性在有秩序地运动，他模仿这些，而且尽其所能地与其一致。”

“所有必然的东西，”尼采说,“都不会使我生气,爱命运是我本性的核心。”

或者如济慈所说:

承受所有赤裸的真相，

平静地正视境况:

这才是至上的美好。

这样的哲学教会我们对生肯定，甚至对死:“一个自由的人不考虑死，他智慧的思考不在于死,而在于生。”

它以更加广阔的视角使我们烦躁的自我得以平静，使我们与约束我们意图的种种限制达成和解。

它可能会导致顺从或东方式的被动倦息，但它也是所有智慧和力量不可或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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