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判”浅谈“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及起源

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上升为统治思想，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儒家思想影响司法活动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又称“春秋折狱”，通说定义为“以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的义理、精神以及事例作为断案的依据”。春秋决狱”的提倡者为汉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那时，廷尉张汤每每遇到与伦常相关的疑难案件，便向董仲舒请教。董仲舒便以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所载的古老判例、故事或某种原则来予以裁定，并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后基本失传，部分案例散见于古籍之中。

“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判”

“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判”一案例便是出自于《通典》之中。原文如下：“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通典》六十九《东晋成帝咸和五年散骑侍郎乔贺妻于氏上表》引）。

基本案情为：甲没有孩子，在路边捡了弃婴乙养大，当成儿子一样。等到乙长大成人了，犯罪杀人了，将这个事情告诉了甲，甲把乙藏起来了。甲应该怎么论罪？

本案核心要点在于：养父子关系是否同样适用“亲亲得相首匿”（本案具体表现为“父为子隐”）的原则。

我认为，本案讨论前应初步明确“亲亲得相首匿”是否由当时法律明文规定，这是本案成为疑难案件的大前提。首匿，又称舍匿，是汉代的一种重罪罪名。汉初及汉武帝时，一直将此罪作为重罪加以镇压。但是随着儒学思想影响的日益深化，从汉宣帝时起，引礼入法，改变了过去实行的父子、夫妇首匿相坐的明文规定。在父母与子、夫与妻和祖父母与孙，即大功之亲的范围之内允许隐匿犯罪：凡属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这一顺序范围，犯罪不坐；凡属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这一顺序范围，若犯死刑，可以上请。而董仲舒生活的年代在汉宣帝继位之前。据此推测，在汉武帝时期尚无“父为子隐不坐”方面的明文规定。

在此大前提下，我们初步假设，在当时的法律规定之下，不论亲生父子首匿都是重罪。那么，本案中，养父甲的行为从主客观相统一的角度出发，实际上构成了“首匿”的行为。再回复本案背景，在儒家思想盛行之时张汤来请教董仲舒，说明在彼时很有可能已经开始适用“父为子隐”的规则。若是亲生父子，按照父为子隐的伦理纲常逻辑，法官便十分有可能在习惯法的范畴内判不坐。而本案非血亲，便无法按照习惯法来适用，那么，本案便是疑狱无疑了。

对比，养父甲是否应该定罪呢？对于此案，董仲舒判道：“甲没有孩子，把乙养大，就算不是亲生，但是谁也改变不了养大成人的事实和父子之情”《诗经·小雅·小苑》就有记载：“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教诲尔之，式谷似之”。便是说，蜾赢无子，捕捉螟蛉幼虫教养，变成自己的儿子。虽然是义子，但是仍教导他道理和善道。而《春秋》纲常之义便是：父亲为孩子隐瞒犯罪事实。所以甲隐匿了养子乙的犯罪事实，也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董仲舒从《诗经》、《春秋》中引出“养父如同亲父”和“父为子隐”两条原则，遂得出甲虽隐瞒乙杀人罪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

“春秋决狱”的价值及弊端

        “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判”是引经义以决狱的典型案例。从个案结果本身来看，“春秋决狱”实现了该案个案的正义，也体现了司法的温情，同时，更重要的是维护了“三纲五常”的家庭伦理关系。本案中，董仲舒本人以社会道德标准行为准则《春秋》为定案的依据，在现有法律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不同的情况下，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解决了当下的疑难案件。养父甲不当坐这一判决维护了纲常伦理，平衡了法理与清理的关系，也体现了“春秋决狱”的价值。有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春秋决狱”是判例法的雏形，运用了良好的司法技术。

        我认为，仅从个案而言，“春秋决狱”体现了中国古代礼法对于法律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道德和法律的关系，符合当下百姓的朴素情感，体现了刑法的宽宥。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春秋决狱”的缺陷。一是“春秋决狱”所强调的“原心论罪”侧重在于符合“春秋之义”，既不注重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也不关注犯罪主观心态。关注在于是否符合儒家思想。二是大儒来断案，主体资格存疑，主观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却过大。如本案中，董仲舒一人便影响了廷尉张汤的决断，确实可能会走向刑罚擅断主义。三是春秋决狱不利于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