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44：见“利”也要见“害”

《道德经》44：见“利”也要见“害”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声名和性命比起来，哪一个更切近亲身？生命和财货比起来，对哪一个希求更多？占有与丧失比起来，哪一个更为有害？所以过分热衷名利必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过于敛藏财富必定会招致惨痛的损失。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招致危亡，这些才是长生久治之道。

趋利避害，人之常情，问题是人在欲念的驱动下，常常失去理性，陷入到只见其利、不见其害的境地。个人问题形成风气，最终演化成社会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孔子提出了“仁”，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教化人，从修身以德，修己以安人的角度去导引社会风尚。孔子曾经评价卫国公子荆，认为这个人品德高尚，一定有好命。

孔子“铁口直断”的依据是公子荆这个人不贪心，很容易满足。刚开始治理家室，稍微有一些财货上的积蓄，便说：“够用了”。再稍多些时，又说：“太完备了”。到更多一些时，则说：“已经算得上完美了”！

公子荆作为卫公的儿子，能这样看待家室财货，看待父亲对自己的恩赐，怎么可能不好运连连呢？

《道德经》主张“无为而治”，甚至认为“绝仁弃义”才能让“民复孝慈”。唯独在“少私寡欲”这个方向上，与孔子的主张还保持着一致。主张“绝圣弃智”以“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道德经》，没有像孔子一样在“德”上下功夫，也没能真正做到“弃智”，反倒是在思辨上下了一番“利害”引导的功夫，试图通过引导王公、公侯中的明白人来实践“无为而治”，从而让天下人过上小国寡民、鸡犬相闻的平和日子。

生于春秋时代的孔子克己复礼、修己以安人，尚且有重振礼乐文化，再造大同世界的抱负。战国时代成书的《道德经》，哪里还敢奢求什么“天下大同”，能够偏安一隅，过上小国寡民的生活已经算是奢求了。

同王公贵族对话，当然有相应的套路。

一、强调道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王公所求，不过长生久治之道。

《道德经》认为，长生久治源自对“道”运行规律的把握——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招致危亡。

二、举例现象——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听过那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究其根本原因，无外乎道理是道理，对于没有实践经验的人而言，因为没有切肤之痛，所以无关疼痒、可有可无。因为可有可无，所以不曾、不肯老实实践。因为不曾、不肯老实实践，所以看不到效果，感受不到变化。

最好是描述一些曾经发生过的，王公贵族尚且记忆犹新的现象，借助现象说道理。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过分热衷名利必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过于敛藏财富必定会招致惨痛的损失。这是有目共睹的共性现象，用来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道理，再合适不过了。

三、回到理性——名与身、身与货、得与亡

“道”生“一”，这个“一”是天下万事万物的立身之本。丢掉立身之本，便会陷入到危亡境地。人人皆知丢掉这个“一”容易陷入危亡境地，还是有不少的人会不自觉地丢掉这个“一”，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想得太多，贪求得太多。

既想要声名，又想要性命；既想要生命，又想要财货；既想希求多，又想丧失少。想得太多，贪求得太多，便会陷入危险。柏拉图曾经描述过一个思想试验：对于在高空走钢丝的人而言，向前走是危险的，向后退也是危险的，比向前走和向后退更危险的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想得太多，贪求得太多的人就像站在原地犹豫不决的高空走钢丝人一样，危险而不自知。

两利相权取其轻，两害相权取其重，这恐怕是最好的利害权衡原则了。问题是我们的内心到底想要什么，恐怕只有自己的内心知道。

不管怎样说，千万要记住，不能只见其利，不见其害 ，“见利”时一定要意识到其背后还有一个自己可能忽视的害，不见其害时，最好不要贸然取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