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李建树
一
今年春节放假回家时，父亲的身体出现不适的症状，我劝父亲上医院住院，父亲执意不肯去医院治疗，怎么劝说的没有用。父亲说：“我今年都八十五了，你看做透析的有我这么大岁数的人吗？我透析还能活多长时间？我实在不想遭那个罪了。”说这话的时候，略显浮肿的脸上流露出了笑容，这笑容让我难忘。过年期间，因为劝父亲按时去医院透析，发生了很多次争吵，父亲一直不同意去医院透析，我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你让我好好过个年再说。父亲早就厌倦了无休无止的透析治疗，早在春节以前，曾经在敦化一中和敦化实验中学共事多年的老友杨明谷老师打电话劝我父亲要好好活着，父亲却回答：“活着未必是件好事。”
由于不去透析，毒素在身体里排不出去，积累多了，对脏器损害明显，身体很难受。父亲总是不停地招呼我，扶他起来，刚刚扶起来又躺下了，无论我是给父亲做饭、洗衣服、收拾大小便，还是我上厕所，都是照喊不误，因为父亲不停地折腾，我有时候也表现得有些不耐烦，现在想起来很后悔。
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过了正月十五，父亲才同意去医院透析，但是每次去医院透析的时候都是做一个多小时就下机了，医生和护士做工作也听不进去。就这样体内毒素排不出去，毒素就这样慢慢在父亲的体内不断地积累。
父亲在五月末念叨好几次：“我要回敦化、我要回敦化！”由于有些感冒，有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了，也没有按时去医院透析，问我的妻子：“我还能看见李放吗？”我在单位忙完工作后，连忙赶回敦化，六月二日上午进屋的时候，父亲正躺在床上睡觉，醒来见到我后，说了一句：“好儿子！”
当天下午，将父亲送到敦化市中医院住院治疗，打了几瓶点滴。晚上，父亲由于身体内积蓄毒素过多的影响，浑身难受，不停地喝水、用含糊不清的话语喊我的名字，让我扶他坐起来，刚坐起来又躺下。这样的动作几乎是不停地重复。眼看着月亮从中医院东侧家属楼的上面一点一点慢慢升起，逐渐向西移动，父亲和我一样都是一夜未眠，一直捱到天亮。
进入到医院的第二天下午，父亲胃部和下巴出现了不由自主抽搐的情况，由于是周日，给主治医生打电话反映情况，回答说经过治疗以后病情会好转。我站在床边，握住父亲的手，一直在安慰他。
父亲好友李受山的女儿李鸿源、李红卷来到中医院看望父亲，她们都是实验中学的毕业生，李鸿源在沈阳工作和生活，这次回敦化办事，特意抽空来看望父亲的。在聊天过程中，李鸿源先是问父亲：“李叔，你还认识我吗？”父亲点点头，表示认识，李红卷也接着问：“李叔认识我吗？”父亲也点点头。她们走的时候，父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声谢谢，这是父亲生前最后看见的学生。
我同母异父的弟弟臧新征来到中医院过来看望，也是想帮我的忙，他在医院工作多年，看到我父亲的状况，将我叫到病房的外面，告诉我父亲说话含混不清、胃气衰败是情况不好的征兆，让我做好准备。
晚上，妻子带着女儿来到病房，妻子用小勺给父亲喂李家姐妹俩带来的桃子，几天没有进食的父亲津津有味的吃着，还喝了一袋她们买来的牛奶。当天夜里，父亲进入昏睡状态。
六月四日是周一，上午给父亲打点滴、做CT检查仍处于昏睡状态，中午给父亲做透析也不知道疼痛。主治医生说这是毒素积累太多的原因，透析以后可能醒过来，也可能醒不过来，让我们做好各种准备。透析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以后，一名护士给父亲量血压，发现血压有所降低，连忙结束透析，提前下机。
晚上，妻子带着女儿再次来到病房，父亲在昏睡中听到孙女说话的声音，下意识地抬起右手臂，似乎想要打招呼，却发不出来声音。
我的弟弟和老姨家的表弟陈秀峰、表妹陈冬梅都来到了中医院，让我妻子留在病房照看父亲，在走廊尽头的楼梯间和我一起商量办理后事的问题，临走时告诉我有事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当他们走了以后，就留下我自己在病房里看护父亲。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仍旧像白天那样昏睡着。给父亲喂水和牛奶，吞咽不下去，在喉咙里出现呼噜呼噜的声音。据说，人在死亡以前没有饥饿感，我不知道父亲会不会沉浸在过往的回忆之中，带着轻松和解脱的心情进入另一个世界。
夜色慢慢降临，月亮在中医院东侧的家属楼上面再次冉冉升起，月光轻柔地笼罩着大地，清淡的云影在月光下像一片片碎银，白天的喧嚣都归之于宁静，深夜里偶尔有晚归的行人在中医院的后院走过。我站在床边，望着父亲消瘦的有些脱相的脸，心中感到悲戚。我不时握着父亲的手，为父亲祈祷，试图减少父亲的痛苦。月光让我回到了从前岁月，脑海中不断闪现和父亲的各个生活片段和往事，想着父亲对我的恩情。
六月五日早上四点多钟，天色已经大亮，看到躺在床上的父亲呼吸趋于微弱，到了四点五十二分，平静安详的吐出了最后一口气。我急忙去找护士，护士帮忙叫来了值班大夫，女医生急忙走进病房，将手放到鼻子下测了测气息，查看了瞳孔，摸了一下父亲的脉搏，说到：“老人已经去世了。”她转回去取了一个心电图测试仪进行测试，开机后心电图呈一条直线，确认父亲已经离世。女医生问我：“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回答：“我爸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医生哦了一声，表示理解，告诉我说：“那你处理后事吧。”
医生走后，我跪下向父亲磕头，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此时天已大亮，离开了病痛带来的痛楚，离开了卧床给身体带来的桎梏，带着对第二故乡的深深眷恋、带着对家人依依不舍的情缘，父亲神态非常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没有父亲平时害怕的黑暗，也没有痛苦的表情。
这一天也是父亲的生日，一九三三年六月五日父亲就出生于沈阳市小南关丙吉胡同的一处住宅里，同样的六月五日，父亲生命的轨迹终止在敦化市中医院433房间，整整走过八十五年的风雨历程，很多人听说后，都感到很惊讶。
我的弟弟和他的朋友，还有弟妹、表弟、表妹闻讯后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中医院和殡仪馆，帮助我处理各种事情，在我手足无措之际，他们让我感受到了亲情和友情的温暖和珍贵，一连三天，他们一直陪伴着我。
在殡仪馆第一个夜晚的后半夜，我让亲友去旅店里休息，我独自一人守侯着父亲的灵柩，陪着父亲，默默地诉说着心里的感激之情，直到东方破晓。
父亲去世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父亲生前的好友、诗人刘德昌就是看到山东青岛的朋友在朋友圈发的消息，赶到敦化送别我的父亲。很多人通过写诗作词表示缅怀之情，很多学生和父亲老朋友的家人闻讯都赶了过来，送父亲最后一程，其中很多人是从长春和延吉特意回到敦化的。有许多亲属也坐汽车专程从辽源、吉林等地赶到敦化。
敦化一中的苏玉海校长连续三天都来到殡仪馆，帮助联系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敦化实验中学、教师进修学校、敦化市教育局等单位前来吊唁。有的学生也是连续三天参加吊唁活动。
辞灵那天晚上，来了很多的学生、亲朋和好友，突然狂风大作，顷刻之间下起了雹子，在辞灵的时候，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如注。仿佛老天也有一种感应，用雷电和雨水表示哀悼，父亲在闪耀的电光和轰鸣的雷声中腾身而去。
传说人去世后，灵魂在三十五天内舍不得离开家里，一直守护着家人，我从大连坐火车回敦化为我父亲烧“五七”，走进屋里，看到家中的一切，想着父亲的在天之灵会不会像生前那样见到我回来感到非常高兴，我的眼泪止不住的落了下来。
父亲走后，无论是在敦化还是在大连，收拾父亲生前的书籍和物品也会在心里荡漾起思念的涟漪。
二
父亲母亲结婚多年以后才有了我，我出生以后，父亲非常欢喜，翻阅词典给我起名字，除了大名以外，还起了一个小名叫“敦诚”，既有纪念在敦化出生之意，也希冀我在以后为人处世方面能够敦厚诚实。
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家住在敦化植物油厂（敦化人称之为叫“油坊”）后面大院东侧的西厢房里，爸爸妈妈白天上班，就把我送到奶奶家，由奶奶来照看我。到了晚上爸爸抱着我从奶奶那里回到我们自己家的时候，都要路过敦化植物油厂的厂房，红色砖墙上面用白灰书写着毛主席的一句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些字写的很大，父亲就教我逐个认识墙上的字，几天下来，我就把这些字都认识了，父亲看到我能顺利地将标语念下来非常高兴。
有一天，父亲在街上给我买回来一只长着绿色羽毛的苏雀鸟，体态轻盈，我很喜欢，可是时间长了，小鸟在屋子里飞来飞去，不好喂养，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决定把它放飞。一天晚上父亲抓住苏雀鸟，让我摸了一下它的脑袋，算是告别，然后我们一家三口来到院子里，父亲抱着我，将小鸟交到我的手里，我张开手，小鸟就欢快地飞了出去，爸爸、妈妈和我三个人在清丽月光下的身影定格在我童年的记忆之中。
人生之中有些事情往往是不期而至的，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家庭生活出现了裂痕。父亲和母亲这两个在别人眼中心地善良的人却没有能够继续走下去。一九七零年，七岁的我随妈妈一起被敦化县医院安排走“五·七”道路，下放到沙河沿公社，这件事彻底地拆散了我家庭，让我的人生之路变得更加坎坷，也让我的童年记忆多了许多苦涩的味道。
因为在农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也为了我的前途着想，不久之后，我离开母亲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从此，我和父亲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从小到大，由于我童年时期特殊的经历，父亲对我的成长关怀备至，父亲不仅在我的人生路上与我相伴，为我保驾护航，也是我生命里的一颗大树，给我遮风挡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和岁月的沉淀，我和父亲之间有着非常浓厚的情感。
从沙河沿回到敦化县城后，父亲和我还有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敦化造酒厂西侧土坯草房的家里。起初，我和父亲住在厨房北面的偏厦里，屋子有些小，光线昏暗，父亲在报纸糊的土墙上贴了一张贡嘎雪山的摄影画，皎洁的雪山别有洞天，使房间里有一种蓬屋生辉的感觉。
看到父亲经常有学生和老师来访，爷爷奶奶就搬到小屋里去住，让父亲和我住在南面屋子里。
父亲有很多书籍放在棚顶上，找书的时候，需要在炕上放一张凳子，踩着上去，然后点亮灯泡，翻弄书籍，我有时也跟着父亲上去找一些我喜欢的书来看，有时候父亲上班，我自己也爬上棚顶找书去看。后来父亲找人打了一个书柜，书就从棚顶上搬了下来，看书变得方便多了。
父亲喜欢在家里看书和写字，睡觉前枕头边上摆满各种书籍，我也是深受影响，也在枕头下面摆上几本书，在看书过程中进入梦乡。童年时期所看的各种书籍对我来说就是开启了新奇世界的大门。
由于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在家里没有玩伴，父亲经常带着我出去，有时候去敦化一中，有时候会带着我去朋友、同事家串门聊天。记得有一次去大十字街西边的杨宝森叔叔家，晚上回来时，天气有些凉，父亲就脱下自己的外衣，给我穿上，我身上就像裹了一件大号的外套，衣服的下摆长及膝盖。在昏暗路灯的照射下，马路上留下了我和父亲一高一矮的身影，投在地上的影子也是忽长忽短。
父亲也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出去，他骑车子的技术很好，听奶奶说过，父亲打小在牡丹江生活时就学会骑车了。
童年时期站在院子里，听着父亲走路熟悉的脚步声，透过木头杖子看到高低起伏的身影，等着父亲下班回家，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每年春节以前父亲都要领着我到敦化林机厂的洗澡堂子去洗澡，澡堂里人影憧憧影像和泡澡池子热气腾腾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
父亲不仅在单位忙碌在家里的时候也是很勤恳，经常在炕上摆放饭桌写字、看书或备课，有时候用钢针笔在钢板上誊写蜡纸。父亲对所写文字的要求近乎完美，有时候写的稍不如意就将纸撕下来重新再写，父亲上班以后，我就负责收拾和归拢，将书、稿纸和笔摆放的整整齐齐。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全国各地人心惶惶，纷纷进入到防震抗震的状态，我家的仓房也被改造成简易的防震棚，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去住过。晚上睡觉时父亲让我紧挨着炕上装衣物的木箱，万一地震能形成一个安全的三角区，以免砸到我，爸爸则睡在我的外侧。只有一次，在秋天的一个阴历十五的晚上，当月亮对地球的吸引力达到最大值时，父亲认为这一天发生地震的可能性较大，才和我在棚子里住了一宿。
一九七六年夏天上映了一部电影叫《阿夏河的秘密》，电影画面清新美丽，父亲说这部电影很好看。父亲过生日时，我就想请父亲再看一遍这部电影，我到敦化林机厂电影院买了两张电影票，等父亲回来一起看电影，我在路边的电线杆子下面等待父亲回来，左等右等也没有见到父亲的身影，心情失落，后来才知道父亲在学校有事，所以回来晚了。
一九八零年高考结束后，父亲在学生解守阵的帮助下，领着我沈阳、长春和吉林走了一趟，让我见见世面。我被大学录取后，父亲心里充满了喜悦，临行前父亲将他在长春上大学期间用的黑色毛毯给我带上，托人给我买了一张狍子皮用于防冷隔潮、还买了一块南京出产的“钟山”牌手表和一双棉皮鞋。
父亲在我上大学期间经常利用去省里开会的机会去看我，基本上都是住在吉林财贸学院大门对面的教育学院招待所里，父亲在长春念过大学，对那里非常熟悉，经常带着我去他的同学和老朋友家，有时候和我上饭店吃饭，改善伙食。父亲在敦化经常找人给我捎吃的和用的东西，其中就有当时在敦化县运输公司工作的学生李晶石。
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我未能回到敦化工作和生活，但是父亲和我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无论我是在延吉还是在大连，父亲都一直在关注我的工作、生活和成长。
我在延吉工作时，父亲经常利用开会和出差的机会去看望我，为了方便看我，经常住在离我单位不远的民族饭店，有时候就聊到很晚。父亲在延吉的学生和故交很多，通过父亲我认识到了很多的人。
二零一零年，七十八岁的父亲由于婚变独自从教师进修学校的住宅搬到我在敦化农行小区的房子里住，敦化市一中的李美丽老师经常抽出时间去照顾我父亲的生活，陪着父亲去医院看病。经常去看望的还有父亲好友的子女马丹、樊淑艳、李红卷等人，这些都让远在大连工作的我感到放心一些。每天晚上，父亲都用QQ视频和我们聊天半个多小时，互联网技术帮助我们拉近了地理上的距离。
父亲是二零一五年九月末来到大连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时由于多年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导致行走艰难，困扰父亲的生活，刚来大连还能自己拄着拐杖出去在家附近走一走。翌年七月，父亲在我的陪同下，回到敦化，在四人班养老院住过一个月。由于想念我们，再次回到大连，那时的父亲腿疼导致逐渐失去了行走能力，上下楼非常吃力，天气好的时候，偶尔到楼下架双拐出去晒一晒太阳，由于冬天畏寒外出次数减少，发展到只能天天卧床，也失去了走路的信心和动力。
父亲精神上的孤寂和心灵上的干枯无法慰藉。尽管我晚上下班时间陪父亲说话，在周末的时候用轮椅推父亲出去走走，但是也不能改变父亲孤独的心境。先后为他网购了电子琴和二胡，父亲触摸这些乐器的动作非常娴熟，但摆弄了一天多的时间就搁下了。
父亲是去年的五月三日在大连中心医院被检查出尿毒症的，父亲在得知患有尿毒症后，曾经提出吃中药来治疗的想法，但是负责透析大夫告知只有透析这一个办法，只好放弃中医治疗的念头。由于父亲的医疗保险在敦化，由于异地治疗的系统不畅，大连的医院不予收治，不得已只能坐火车回到敦化治疗。
父亲从大连回到敦化市医院治疗尿毒症，我在医院陪伴了父亲二十多天的时间，当年一中的老友杨明谷老师曾经拄着拐杖到医院探望，还给我父亲念了关于人生的一首诗，还有很多学生和老友的亲属得知消息后纷纷前来探望。
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员护理父亲，妻子就领着孩子留在了敦化，照顾父亲的生活，安排父亲透析的事情。我回大连接着上班。即使是回到大连，我的心仍然留在敦化，对父亲放心不下，每天晚上下班后都要跟父亲通电话，聊上几句，父亲也很想念我，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经常请假会敦化看望父亲，陪着父亲上中医院做透析，天气好的时候，用轮椅推着父亲在敦化市内转一转。今年春节以后父亲病情加重，耳朵也背，听不清我说话，每次通话的时间就减少了。
我的小女儿每天晚上给爷爷端饭送菜，有时她端着饭菜模仿跳街舞的动作走进房间，嘴里还发出声音伴奏，让父亲忍俊不禁，也给病中的生活带来一些乐趣，每天孩子放学后，父亲都要把她叫过去看看。
每次陪父亲做完透析推轮椅回家的路上，父亲总是会问我的妻子和孩子喜欢吃什么食物，要给她们买好吃的，还张罗给我们买衣服穿，告诉我钱不够花就吱声，回想起这样的情景真是言犹在耳。
后来出院时由于敦化市医院透析的病人多，只能在晚上透析，只能到离家较近的敦化市中医院做透析治疗，有很多老学生和朋友的家人陆续来到家中看望我的父亲。远在广西工作的范晓莉利用“十一”回敦化的机会抽空来到到家里探望。
父亲患病以后，尿毒症消磨着父亲的身体、精力和头脑，思维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父亲原来是一个不爱求人的人，生病后，经常找人想办一些有些棘手的事情，还想着把我调回到敦化。犯糊涂的时候在家里高声叫骂。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会说，我的脾气不好，有时候骂人，你们要多担待一些。
在五月份回敦化时，父亲在床上用放大镜将我写的《我难以忘怀的童年往事》仔细地看了两遍，对我说：你从小真是不容易呀！我没有照顾好你。我连忙说：我对这一切都很知足。父亲对我的写作方式进行了点评，鼓励我要好好地写下去。
三
小时候我家的土坯房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出现漏雨的现象，即使经过多次苫房，漏点也是逐渐增加，外面下大雨，屋里就开始漏水，需要用大大小小的盆接着，水滴叮叮咚咚落在盆里的声音此起彼落，外面的雨停了，屋里还是滴滴答答。由于地势低洼，雨下的多了的时候，排不出去，周围变成了水乡泽国，屋里的地板都飘浮起来，水顺着灶坑往外流水，就得不断地往外淘水。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却是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经常有老师、学生、父亲的朋友来访，学生中既有已经毕业老学生，也有正在学校里上学的学生。有时来的学生很多，炕沿坐不下，就坐在地面的小板凳上，他们把父亲当成了传道受业解惑的人生引路人。在许多年以后，大连作家常万生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他在敦化一中上学时，父亲对他在写作方面的鼓励、帮助和扶持以及上我家看书、借书的情景，还记得父亲非常爱惜书，用牛皮纸给书包上了书皮。
在那个年代，虽然经过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总的来说人们的情感非常淳朴，人心就像没有经过化肥和农药污染过的土地，父亲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与父亲的很多学生都是在这样的交往过程中认识的。父亲经常提起教过的学生，如数家珍一般，对他们有极强的记忆和很好的感情，有的学生我没见过面，却是“吾耳熟焉，故能详也。”
父亲的学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可夸帐下诲千子”，很多学生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回到敦化时，都要看望一下我的父亲，倾述对当年的怀念之情，每逢这个时候父亲都非常高兴，事后会将学生来看他的情况告诉我，和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我回敦化与父亲一起出去时，经常会有学生和他打招呼，有的学生父亲没有直接教过，但是对父亲却非常尊重。去年八月份我用轮椅推着父亲到北山西边的小区去找他老朋友的子女，跟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大姐问路，结果对方一眼认出父亲是敦化一中的老师，虽然父亲没有教过她，她仍然非常热情地打招呼，嘘寒问暖，给我和父亲领路。
父亲既慈祥也很严厉，我小时候很怕他发火的样子，可以说是赫然而怒，有些吓人，这大概是与父亲性格和教师职业有很大的关系。父亲曾经跟我讲起过，文革期间，敦化一中的革委会领导将初一各个班级很有个性的学生抽出来组成一个班，这个班级难以管理，连着换了好几个老师都带不了，有个老师带班没有几天，学生就在其衣服后面贴了一个用纸剪成的王八，只剩下三名学生来学校上学。后来学校领导找父亲谈话让他当这个班级的班主任。结果父亲上午到班级上任，消息就不胫而走，下午班级的同学全部到齐。父亲知人善任，管理得当，这个班级在全年级的劳动和文艺演出等活动中总是名列前茅。
一九七八年父亲由敦化一中调到新成立的实验中学工作，成为敦化实验中学首批教师，为语文组组长，又担任首届文科班的班主任，后来先后被任命为教导主任和实验中学党支部副书记。在这期间，父亲放弃了几次调到大学当讲师的机会，一心扑在第二故乡的教学工作上，为敦化培养人才呕心沥血。
父亲古道热肠，乐于助人，记得我在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放暑假从长春回敦化，同行的还有郭玉洁同学，当火车抵达敦化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父亲骑自行车前去火车站接我回家，而郭玉洁没有家人去接。当时的天色非常黑暗，看到郭玉洁有些无助的样子，父亲就决定先送她回家。当时敦化县城刚刚下过一场大雨，路上非常泥泞，我们从火车站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敦化一商店东侧的胡同，向南而行，然后转向西行，转了三个弯以后，终于走到了郭玉洁位于粮库西南面马路旁边的家，看着她打开院门，走了进去，父亲和我才放心地离开，摸黑向西走到百货大楼附近，才骑上自行车，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
敦化实验中学有一名姓孙的学生，毕业后考到西安交通大学，父亲知道后就给在西安一家研究院工作的亲戚写信，希望给予关照和帮助，亲戚对他的到来也很热情，这名孙同学也在放假回敦化时经常去看望父亲。
很多学生对父亲的印象是，他公平地对待每一名学生，用淳朴善良的心去教书育人，从来没有因为学生的家长是领导干部就高看一眼，或者因为学生是工人、农民的子女而另眼相看。一些老学生仍然念念不忘父亲在学校期间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与教导，很多学生在纪念校庆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些。由于教学有方，工作兢兢业业，父亲都是年年荣誉加身，获得“优秀教师”等各种证书。
敦化一中六五级学生、作家于雷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李建树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我常称他为‘亲老师’。在高中给我们任课时，他备受学生尊重。背后里，他的神话传说很多，说他有‘袖手吞金︐之术，手一缩进袖子里，多大的数字都能加减乘除出来，说他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领，还说他有‘神医之功︐中医医病有不少绝招。”父亲的声望是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对学生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父亲原本个头挺拔，身材匀称，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延边部分地区的语文卷跑题，父亲被抽调为语文卷重新出题，当时告诉家里人说是出门开会，谁知十多天没有音信，我们都很着急，后来父亲回来一说才知道缘由。出完题后，为谨慎起见，不让他们马上回来，而是安排出题的老师住在延吉机场，那时还是军用性质的机场，吃住条件都非常好，部队还安排他们参观军用飞机，考完试以后才让他们回家。父亲就是在这次考试出题后身体变得有些发福。
在机场的闲暇之余跟一位教授学会了下围棋，回来之后，父亲在林机厂找熟人要了许多纽扣大小的钢锭余料，用油漆将其分别涂上黑色和白色，再用牛皮纸画上棋盘，在老师和朋友之间普及围棋，有一段时间父亲特别喜欢下围棋，在黑白棋子的博弈变化中感受“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乐趣。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人，我非常佩服他的才华，甚至到了尊崇的程度。父亲知识面博览古今，一些文学、历史、医学、地理等诸多知识都储存在脑海中，检索速度非常快，有些东西几乎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父亲的有如此丰厚的知识储备，一方面是因为父亲的记忆力好，兴趣广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父亲总是习惯于记笔记，将各类知识分门别类地记在卡片上，所以记得扎实牢靠。
父亲利用所学的中医，经常给人号脉针灸治病，记得父亲有一个绿色的长条型小盒，里面装满了或长或短的针灸用针，给人针灸就带着它出去。有一次我牙疼，父亲用筷子按压我手上的合谷穴，感觉一会儿就好了。父亲曾经给敦化一中姜老师的岳父治好了疾病，老人家为表示感谢将治疗中耳炎的祖传秘方告诉给了父亲。
记得小时候一天，我和父亲从家里走出来，看见我家房后的大道边上，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不停地抽搐、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意识不清，众人都在围观，不知所措，父亲连忙让邻居们将女子抬到路边的木头上，将头歪向一侧，然后告诉众人让她这样躺着，过一会就好了。我问父亲这个女的怎么了，父亲告诉我说这是癫痫病，发病时不知不觉就晕倒了。
父亲对中医中药颇有研究，一九七零年敦化一中根据上级的要求，开展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根据父亲的特长，安排他给学生讲授中草药知识和如何学会识别中草药。父亲遂着手研读了很多中草药方面的书籍，增加对中草药的感性认识，领着敦化一中的学生在太平岭和六顶山实地采集药材，父亲识别敦化的草药多达七百多钟，还专门做了两本厚厚的敦化中草药标本，将各种草药的根茎叶分别用剪的很细的白色医用胶布粘在八开大的纸上，用毛笔在旁边写上药材的名称、别名、功效等，然后用玻璃纸覆盖其上。
一九七零年秋天，吉林医大和上海医科大学的老师带领学生来敦化实习鉴别中草药时，想找到一位谙熟敦化中草药的行家，通过敦化县教育局找到了父亲，父亲就带领这些老师和学生到大山嘴子和太平岭等地实地讲授识别中草药的课程，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著名作家张笑天在敦化一中语文组创作长篇小说《雁鸣湖畔》时，曾经将写好的一段关于赤脚医生看病情节，向父亲请教，父亲从专业的角度指出了其中不妥当的地方，张老师对原来的文字推倒重写，父亲回忆说张老师的写作的速度很快，不久就改好了。
“文革”期间 ，父亲和别的老师负责带敦化一中的文艺宣传队，教队员们排练演出节目。彼时敦化一中的文艺宣传队在敦化县也是赫赫有名，经常出去表演。我在家里多次看到父亲拉起手风琴和二胡，父亲拉手风琴时，右手在键盘上弹奏，左手按动贝司，随着风箱的拉动，一组组跃动的音符扑面而来。父亲拉二胡时舒缓有力，随着左手按弦右手运弓亮丽圆润的音乐就从琴筒里缓缓流淌出来。我曾经跟父亲学过二胡，父亲教我拉《东方红》，可惜我没坚持几天就撂下了。
父亲识谱能力很强，对于音乐也是非常喜爱，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一天，吉林省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文革前的老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曲，让听众猜它的名字，具有浓郁印度风情的音乐旋律刚刚响起，父亲脱口就说出了它的名字—《拉兹之歌》。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开始充裕起来，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父亲买了一台唱片机和许多唱片，在休息的时候经常播放各种风格的音乐，非常动听，父亲对音乐的爱好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父亲对书画也是造诣很深，很多学生对父亲的板书印象深刻，他的字体方方正正，一丝不苟如铁画银钩，其实父亲对甲骨文和篆体字也很有研究，曾经将收集到的甲骨文装订在一个十六开的本子上，下面标注对应的汉字。他写的篆字条幅曾经在延边州书法大赛上获奖，父亲后来用篆书录写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整理成目录并装订成册，在敦化市龙兴广场东侧有一块刻写着繁体字“灵石”的石碑，就出自父亲的手笔。晚年，父亲天天练习楷书，抄写古代名家的诗歌和散文，父亲将所写的书法装订成四册《晓苑书趣》。记得刚上小学时，我跟着父亲去敦化一中，我在角尺型教学楼北侧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的平房里见过父亲画柏树，父亲的绘画小品古朴有趣。
父亲自一九八五年开始两次被教育局抽调编写敦化教育志，父亲到各地走访查证、挖掘史料，先后主编出版了《敦化教育志》、《敦化教育志续志》，在此期间父亲还参与到敦化地方志的编写工作，父亲对敦化的山川、风土、人物、历史、典故等了如指掌，经常发表关于敦化历史和景物的文章。敦化一中八十周年校庆时，由于父亲对敦化一中的历史非常熟悉，也参加了校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
我受父亲的熏染，有很多爱好和兴趣都与父亲趋同，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和话题。父亲对摄影很在行，我在高中毕业后曾经跟父亲学过摄影，光圈和光速的搭配经父亲的点拨，很快就入门了。后来父亲对周易颇有研究，“学易并非卜世事，参禅乃为使心颐，”我出差时看到周易方面的书也给父亲买回来，我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易经也有了兴趣，在他的指点下对周易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父亲酷爱京剧，由于父亲小时候经常跟着奶奶看京剧，知晓各种传统剧目的故事内容，对于各种流派唱腔也很熟悉，在大连或者回到敦化，每当电视台播放京剧时，都会坐在床上观看，有时候遇到喜欢的戏，父亲往往会招呼我陪着他一起观看，慢慢的我也对京剧产生了兴趣，也能粗略地识别各种唱腔。
二零零一年我去北京时给父亲带回来一本《诗词格律手册》，这本书体积小，可以随身携带，父亲非常喜欢，成为写诗作词的常用工具书，后来我在大连又给父亲买了一本《白香词谱》，也是父亲常用的参考书。
父亲在各种期刊和出版物上发表了很多诗词，“诗言志”，父亲的诗词或是托物兴怀或是自然淳朴，记录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蕴含了丰富的情感。父亲曾担任过敦化诗词学会会长、延边州诗词学会副会长。
退休后，父亲继续发挥文学功底深厚的特长，笔耕不辍，一九九六年敦化市政府在六顶山古墓群西侧建立一块“大唐崔忻宣召碑”、后来在北山西侧的半山腰处建立一块“林伯渠行吟处”的石碑，其中的碑文都是由父亲撰写，短小精悍，文辞隽永。我回敦化时，父亲带着我到这两个地方合影留念。
二零零六年父亲将所写的诗词和文章结集出版了一本《晓苑集》，文笔流畅，蹙金结绣，书中有很多用生动的语言描写敦化历史人文、自然风貌的作品，被誉为“一本了解热爱建设敦化不可不看的书。”
父亲的一生既有属于自己的辉煌，也有所经历的隐痛，但是始终秉持一颗向善的心，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敦化的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中，无悔心甘。
父亲虽然已经离去，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和殷殷话语时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宛如昨日。父爱如山，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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