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学术｜刘蒙之：《至爱梵高》——非虚构写作、事实还原、绵密的周
刘蒙之，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国际非虚构写作研究中心主任。
在欧文•斯通的传记《渴望生活》里，梵高之死是这样被描写的：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扳动枪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1]这是一段华丽的想当然的艺术想象，热情乃至狂热，它有着与梵高作品一样的通调。然而历史的真相是，直到今天梵高之死的真正原因不得而知。 对于这样一部创意性十足的电影，公映前媒体已经给予了很多赞誉，坊间更不缺好评，可以说，是一朵高贵的影视之花。
两年前的2015年，是画家•文森特梵高的125周年诞辰。为了纪念梵高，电影工作室BreakThru Films和Trademark Films决定筹拍一部名叫《Loving Vincent》的动画电影。两年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富含工匠精神与天才创意的油画动画电影《至爱梵高》。电影中的每一帧画面都是由油画作品组成，1秒12帧，全片将近65000幅油画。这些油画由来自世界各地的125位艺术家手工创作而成，艺术家们协作起来试图探索伟大画家梵高的精神世界与死亡之谜。
在架上绘画和手绘动画式微的当下，《至爱梵高》是经典艺术美学与动画视觉风格的逆袭。整个观影期间，除去导演通过精心的电影叙事让我体味梵高一生的五味杂陈之外，我还另有发现，这就是《至爱梵高》更像是一部像模像样的非虚构写作采访教材。当我用微信在夜晚发出如此这般的感慨时，一位上海的朋友评论说：“真是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啊”。居言下之意是，居然有人能找到新闻采访的角度来看待这部电影。的确，视角决定了我们眼中的世界的样貌。我回复说：就算是吧。这很像在广东人眼里，一切动物都是可口的食材。
其实不是我多心，很多观众不知道，《至爱梵高》还有一个译名叫做《探索梵高的生与死》。在我看来，这个译名显然更契合剧情，更能体现电影的动力机制。之所以起名为《至爱梵高》（Loving Vincent），我推测大约是多洛塔•科别拉和休•韦尔什曼两位导演太想向梵高致敬了。但我却以为后者更契合情节，也更合适。当我走进黑暗空旷的影院，仔细认真地观看影片，发现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梵高本人，而是阿尔芒•鲁——一位急切想了解梵高生死真相的青年人。他的使命、责任、好奇心、调查与不得而知的梵高之死构成了这个故事的一体两面性的冲突与张力。
豆瓣电影对《至爱梵高》的介绍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件串联起梵高在去世前最后六周里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之间的秘密，带观众穿越19世纪末的欧洲，并陪伴梵高走完他最后的人生。影片采用梵高原画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还原梵高的艺术人生，让观众在享受美得令人窒息的视觉盛宴时，抽丝剥茧地发现隐藏了一个半世纪的秘密。[2]不难发现，《至爱梵高》的叙事是典型的新闻调查的题材与结构。故事从梵高逝世一年后开始，青年阿尔芒带着一封梵高给提奥的信，询问梵高画过的人们，试图通过与梵高有过交集的人群的采访揭开梵高的死亡之谜。当阿尔芒带着邮政局长父亲的嘱托送出梵高的最后一封信的时候，梵高已经开枪自杀了。梵高的弟弟提奥也在梵高去世以后六个月因为忧郁成疾而离开人世。所以，想了解梵高，只能是别人的口中知道。而这，就需要采访和调查。一个人死了，他或她的踪迹留在活人的记忆里。于是，阿尔芒开始对梵高死因的追访，努力还原梵高的精致画像。
1890 年7 月27 日吃完午饭后，心情看来还不错的梵高像往常一样，带着画具外出。他甚至还主动和爱德琳•拉开了一个没有被记住的玩笑。这一天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寻常，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注定还是是富有希望而平淡的一天。然而，梵高回来的时候受伤了。现场没有任何物证，也没有发现作案枪支（后来被描述为一把小口径手枪）。梵高永远随身携带的画具也不翼而飞。留着棕色胡子的警察在后来的卷宗中也没有写明作案地点。没有尸检，医生也没有从他肚子里试图取出子弹。似乎，整个世界都默认了他就是一个该死的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爱德琳•拉是第一个给阿尔芒以帮助的人。她是梵高房东的女儿，活泼、热情而乐于助人。梵高在她看来是一个好人，优雅和善。她认为梵高没有理由自杀。能看到别人美好一面的人，自然不希望他人遭难。爱德琳•拉送给阿尔芒的问题是“在六个星期之内，一个本来心境那么平静的人怎么会走上自杀之路？”哪怕是在19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征兆也显露无遗。谎言不但是人类永不落幕的表演，而且事实也是不可靠的。因为，事实是个人经验与逻辑建构的产物。加歇家的女管家神秘莫测。她认为梵高是一个“魔鬼”。一般来说，作为加歇医生的管家，她不仅代表了自己的立场，也代表了加歇家的立场。可见，梵高在加歇别墅里过得并不愉快，存在暗流涌动的张力。
阿尔芒与玛格丽特•加歇在梵高的麦田
阿尔芒从船夫的口中得知，梵高和玛格丽特•加歇是有过情史的。关于这一点，玛格丽特•加歇矢口否认。在梵高创作时待过的麦田里，玛格丽特扶起倒在麦田里的凳子，向正在从事浸入式采访的阿尔芒解释，为了成就梵高的艺术之路，父亲阻挠她与梵高发展关系。这种解释难以放在更多的因果链条里去解释。如果加歇医生真心认可梵高，为什么阻止玛格丽特与梵高的交往。事实可能是，要么他认为梵高是一个没用的只会画画的窝囊废。这只能证明他不是真心热爱艺术，而是另有它图。要么是他也认可梵高的艺术天分，但是认为梵高不适合成家立业。他绝对不是梵高的朋友。无论怎样，加歇都不是一个心地善良，光明正派的人。梵高之死，他有罪责。
富有的庄园主加歇医生因为没有从事绘画艺术而遗憾，与梵高成为好朋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遗憾。他对阿尔芒承认自己刺激的话语伤害了梵高，可能导致梵高自寻短见。这种托词经不起推敲。如果他真心热爱绘画艺术，而不是叶公好龙，真心喜欢梵高，而不是利用梵高，他绝对不会视梵高受到弟弟提奥资助的事实为寄生行为。况且，他自己也可以仗义资助。梵高葬礼之后，他拿走梵高的画作抵作医疗费用，观其行而自显露。
阿尔芒的调查探索，有点“踪迹史”研究的意思。一个人死了，他总要在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曾经存在过的痕迹。梵高死了，但气息尚有，躺在人心幽暗的角落，流露在生前与他有过交集的人们躲躲闪闪、支支吾吾的只言片语中。这让人不由得想起美国芝加哥学派库利的“镜中我”的概念。物品消失了，但那些拥有记忆功能的镜子还活着。从他们的心里可以挖掘到真实、马赛克、倒影活着哈哈镜似的真相。结果如何，全凭采访的道行深浅。
事实上，阿尔芒的好奇也并不是捕风捉影。普利策传记奖作家史蒂文•奈菲与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依托于梵高博物馆、档案、学术论文和梵高家族的数千封书信，在《梵高传》中曾经对梵高之死做出了假设性重构——梵高死于蓄意或意外的枪击，但由于这次枪击给了他期待已久却不愿或不能自己实施的解脱，他才说是自杀。
阿尔芒还访问了更多的人：唐吉老爹、马泽里医生和警官等，真相依然在耐心地等待解开，但他却已经不能采访更多的人了。对于孤独的梵高而言，他的朋友并不多。这些人尽管不都是他的朋友，但至少因画为媒，他们产生了联结。可以说，阿尔芒的采访凶猛而绵密。“不得而知”对公众来说是失望，对记者来说却是个有魅力的词语。《寻找文森特•梵高》，这是我为《至爱梵高》起的新名。电影中的阿尔芒简直就是一名调查记者，或者侦探。他的天赋显然在于深访精神与对梵高死因的不懈追索，而不是情节中出现的徒手撂翻三个无赖（他后来果真当兵，退役后毕生服务于警队）。《至高梵高》因此是部特别的传记电影，也是一部特别的采访教材：教你深入，揭开迷纱，建构真相，感受复杂。不只是采访，讲故事的手段也值得学习。《至爱梵高》的叙事打破了日常生活本身发生发展的逻辑结构，抛出悬念，令观众对梵高的死因产生好奇，然后采用双线叙事结构完成对阿尔芒•鲁查找梵高死因与梵高生前生活细节的双线叙事。不要从故事开始的地方开始，也不要从故事结束的地方结束。另外，好的结尾永远是抗拒结束，坏的结尾亟不可待的划上句话。所有关于讲故事的好理念，这部影片都做到了。
新闻采访史论上， 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盖•特立斯写《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法拉奇的《寻找玛丽莲•梦露》，雷晓宇写《寻找王卫》，甚至连马尔克斯写《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都是这样操作的。要么是机不逢时，要么是守口如瓶，都是记着或作家写作巨大的挑逼，但也是 “机遇”。一个好记者、一个好作家只需要知道这世间还有一种叫做凶猛的周边采访的东东就足够了。盖•特立斯请求采访兰克•辛纳屈的时候，被拒的第一个理由是感冒，第二个原因是辛纳屈担心盖•特立斯写其与黑手党的关系，不敢接待。盖•特立斯没有气馁。他利用之前积累的关系开始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而“人人都认识辛纳屈”是个利好条件。后来，这篇名叫《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的特稿成为特立斯的成名作。2003年，杂志编辑共同推举它为《时尚先生》70年来发表的最好文章。1955年，初出茅庐的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记者法拉奇被派到美国采访好莱坞，她想采访玛丽莲•梦露。无疑，这是任何一个杂志记者都梦寐以求的采访对象，哪怕每一句提问得到的回应超过两个字，相信不少记者也会沾沾自喜。但是她不出意料地碰壁了。梦露的丈夫阿瑟·米勒告诉她：梦露在医院，需要卧床休息，连自己都不能见面。法拉奇先是受到了打击，后来她重返好莱坞，就决定忘记采访梦露这个梦魇，采取边缘突破，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篇没有采访到玛丽莲·梦露的文章，却写出了好莱坞梦露们的骚动、欲望与算计，梦露形神气韵都全活了。身为掌管百亿快递王国的顺丰董事长王卫很少接受媒体专访，网上也极难找其照片。雷晓宇的作品《寻找王卫》，依靠公开的数据加工与绵密的周边采访完成的。
法拉奇
雷晓宇
当事人不接受采访，没关系，搞定他周边的人，他的衣服就脱光了。农村包围中央，就剩下他孤零零一寡人，说不说都没有关系了。更重要的是，记者要认识到当事人，比如辛纳屈、梦露、王卫或者加歇医生，他们经常带着公众面具，按照剧本表演社会行为。他们在记者面前的表现，都是按照“社会剧本”设定好的，他们就是一个大角色而已。所以，他可能说假话，说不疼不痒的话，说些粉饰自己的语言。这样，他的采访价值折扣打一半。1951年1月的礼拜一的上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卡耶塔诺被奇卡兄弟杀死。为了搞清楚这桩案件，马尔克斯重返当年凶杀案发生的小镇进行绵密的周边采访。他遍寻当年的目击者和当事人，卡耶塔诺的母亲、被退回娘家的新娘、奇卡两兄弟、所有事先知晓凶杀案各色居民，在众人的口中复原了凶杀案的全息图。1981年3月，马尔克斯写成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我是在一个夜晚看完此书的。是夜，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在朋友圈写到：凌晨无睡意，读完。老马厉害，这本书，放一般记者手里也就是一条消息(导语5w十主体why)。他愣是扩张一本悬念丛布的长故事。另，周边采访又凶又猛。敬老马！
好的影片永远是众生际遇的投射。梵高的童年不幸投射出原生家庭对一个人长长的恐怖影响。梵高一生都笼罩在这种黑影里面。如果时间倒流，梵高该如何选择？如若我们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他该活下来，那么，我们需要扣问自己的内心，我们是关心梵高还是像加歇医生那样，只是关心他后来如日中天的昂贵作品。想所有的符号消费和粉丝经济一样去背叛艺术欣赏的本质。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孤独的，孤独和寂寞把他本该丰富、均衡的人生聚集到一个点上，发出璀璨的激光，光彩了世界，衰竭了自己。他才华横溢，用力过猛，不及其余。
我们都是庸常的人，其实不适合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过度解读，过度消费他。他的伟大与孤独，是一体两面，我们永远不可能承担。他只是一个在当时被周围人笑话、甚至被小孩子欺负、侮辱的人。梵高是一个孤单的人，而最可悲的事情是，我们一面在观赏《至爱梵高》，为其感动，一面自己在歧视别人、恣睢中度日。就像《至爱梵高》反映结束，观众其实也没有太明白梵高到底是谁。他活过了自己的人生，与我们所有人都不相干。梵高的死因不得而知，但也许是种解脱。我想，如果真正领会《至爱梵高》，就做个身体力行的善良人，热爱艺术，尊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们，不要排斥和诋毁他们，不要用世俗的指标去衡量他们。给天才自己的世界，不要担心我们忘记他们，事实上，他们希望被庸俗忘记。
[1] 《梵高传》试读：序言
[2]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 Loving Vincent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