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彼得·沃森《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片段3

1.欧文· 查德维克（Owen Chadwick）曾任剑桥大学当代历史皇家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主席，他在吉福德讲座( 36) 和随后《19 世纪欧洲的世俗化》（The Secular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75）一书中谈道，对更好世界的怀疑与两条平行的进程有关，一条是社会的，一条是知识分子的。按照他的说法，19 世纪存在两种“不确定”，“一是社会的不确定，主要因为新机器，大城市的扩张，大量的移民。二是心灵的不确定，起源于科学和历史的大量新知识，以及随之而来的新主张”。或许更加重要的一点是，这两种不确定很轻易地就混杂在一起了。他指出，这种“混杂”最为关键的20 年是从1860 年到1880 年，刚好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前夕。

2.德国社会学家威廉·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讲，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在此冲动中，我们对世界，对个人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对何种形而上学的存在与否，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即便这套理论可能幼稚，也可能自相矛盾。但如果说每个人为困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问题所累，这却是错误的。很多人被这些主题深深困扰，但绝不是每一个人皆是如此。

3.然而许多人都不得不面对如下事实：  我们生活在没有上帝的世界，并深受困扰。同时许多人已然发现，科学正在谋求充当生活意义的泉源。这两种元素相互扭曲的本质被普遍地忽视了。不过正如我们反复所见，这种关联是无法回避的。在尼采写下上帝已死的宣言后，这种关联对于我们决定该如何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4.以下这一段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对尼采的评价：“歌德的生命是完整的生命，而这意味着将某物完成。无数的德国人将会以歌德为荣，与他共存，在他那里寻找给养。但是歌德却无法改变他们。尼采的影响就是一种改变，他洞见的优雅隽永并不会随着他的离世而消亡……他的作品并非我们享受的历史的一部分，而是一项令我们所有人为之献身的事业……在并不容忍彼岸理想的岁月当中……当唯一可被认识的价值是尼采以切萨雷· 博尔贾（Cesare Borgia）之名洗礼的某种残酷行动时，在这样一个时代，除非我们学会按照真实历史所要求的那样行动，否则我们就无法像真正的人那样生活。我们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生活，不仅能够在困境当中获得抚慰，更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困境。这种艰苦的智慧在尼采的德国思想当中第一次出现。

5.社会学家哲学家格奥尔格· 西美尔（Georg Simmel）的基本立场同样源自尼采。他的核心概念——高贵，那种“超脱”的理想，正出自尼采。西美尔把高贵视为确定的性质，凭借这种性质，个人“可以从拥挤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并借此获得‘高贵性’”。对于西美尔而言，这是一种新的理想，它起源于如何在货币经济背景下创造个人价值这一困境。尼采鼓励追求特别的价值，比如高贵、美丽、强壮，他谈到的每种价值都能提升生活，“他不是鼓励人们追求自我中心主义，而是要求更强的自我控制力。

6.尼采最轰动和最持续的影响大概发生在知识、艺术和文学先锋派那里。他的诱惑力在于“做某种新的东西，呈现某种新的意义，代表新的价值”。这就是史蒂芬· 阿施海姆所谓的“尼采一代”的象征。尼采为战前疏离高等的确定性文化给出了意义。( 17) 他偏爱两种力量，一种是根本的世俗性自我创造，一种是自我沉醉的狄奥尼索斯式命令。这导致将个人化冲动融合进对新型救赎性“整体”社群的几种尝试。而这也是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

7.表现主义诗人恩斯特· 布拉斯（Ernst Blass）在提及柏林咖啡馆生活时说：“那时我深陷对扑面而来的庸俗主义的讨伐……当时空气中是什么氛围？全是凡· 高（Van Gogh）、尼采，还有弗洛伊德（Freud）以及魏德金德（Wedekind）。人们追求的是一种后理性的狄奥尼索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