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才子，遗珍未央

图为王国维先生

有人曾称王国维与陈寅恪为“遗老遗少”，其实他们更类似于一种“文化遗民”。王国维或陈寅恪生活的晚清与民国时代，清廷的崩溃对他们而言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面临着空前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他们瘦弱苍凉的背影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苍凉的飘零的背影。由于“文化遗民”所处的特殊文化语境，当旧文化开始衰落、新文化开始兴起之时，“文化遗民”自然而然地就站到新文化对立面，保守的文化立场使他们成为新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阻力。

晚清与民国正处千年文化大转型时期，就是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好就是这种保守势力作顽强抵抗之时。

在历史进程中，“文化遗民”的意义和影响首先是以“保守”的形式得以呈现，它体现为一种历史的绊脚石和文明进步的包袱。在这里还是陈寅恪自己看得最深最透，他在悼念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文化遗民”作为易代之际“士”的固有角色，也是“士”与过去历史时代的联结。这不仅是一种特殊身份，也是一种生存状态与思想状态。

易代之际士人政治态度选择的艰难与痛苦，不能不使宗法社会伦理系统内部的诸种矛盾尖锐化。当士大夫的心灵无法承受时，紧绷的生命琴弦往往会在这一刻断裂。

图为王国维先生

因为六月四日这天正是端午节，人们很快把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屈原投汨罗江联系起来。北京的《顺天时报》刊发了题为“继屈原投江之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的报道，而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也拿王国维与屈原相提并论。现在看来，这种自沉方式虽然有别于陈天华的投海自杀或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但这种非功利性的毁灭生命却有一种审美的惨烈，这也印证了王国维说过的一句话：“文学、美术不过成人精神的游戏”。

如果说悲剧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审美快感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沉则正好是这种快感的全身心体验，他用他的生命的投入来完成这个审美的过程。

我想，他走向昆明湖的脚步应该不是迟疑的、沉重的。相反，它带有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平静与满足。因为这脚步既没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式的迷惘，也没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式的焦灼。相反，它洋溢着“梦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欣喜和飘逸。

冯玉祥即将入京时，有一位山西学生劝王国维到他的老家去躲避。王国维思忖良久，最后还是拒绝了，他的理由是“离开清华园不能进行学术活动，我就不知道做什么了”。他这话的潜台词是，离开了国学研究，我就没有活着的必要。对王国维的理解莫过于陈寅恪，在王国维遗体入殓时，其他清华师生行三鞠躬礼，而陈寅恪却行三跪九叩的跪拜礼，把心中神圣的孔孟之道化为最具体的虔诚。

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

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

王国维自沉对陈寅恪来说，痛苦最深领悟也最深。他早年认为“而救国济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王国维的自沉让他恍然大悟：虚理与济世并不全然一致，文化精神并非与历史进程并行不悖。由此他认领了自己的文化角色，倾心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1929年，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纪念碑成，陈寅恪再次撰写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