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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把防身的宝剑

2018-01-27  本文已影响129人  伊卷舒

文/伊卷舒

(一)

工作了两个学期之后,我就认清了一个惨痛的现实,那就是, “破英语”的困扰,发错了音,用错了词,听不懂学生的冷笑话,总是层出不穷。结果就是,学生们在我的教师评估表上,圈出了一串串的差评,还为校园里糗事爆光, 笑料流传, 添了不少的素材。

一位在数学系教了三十年的书的华裔老教授, 操着重重的苏州话告诉我,“侬格么换一种语言, 试试看, 侬多用数学, 就免了用嘴巴哇啦哇啦地说外国话,在黑板上面写给他们看就行了,我们中国人在这里,最好是君子动手,不动口啦”。

系主任拉庞塞很爽快地给我排了几门“君子动手,不动口”的课,像概率论,数理统计。因为其他那些美国老师,还是不喜欢这些吃力不讨好的课程。

可是一个学期还没结束,我就闯下了更大的纰漏,导火线恰恰就在那门"最好少说外国话"的课上——统计学的毕业论文。这不仅让我差一点就被学院开除出去,而且还引发了学校红蓝两大阵营的公开论战。

(二)

这一年,大四统计课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和美国社会各个种族之间的关系》。学生需要完成以下五个步骤:收集样本,设计模型,交上大纲,得到导师的批准后,运行回归,分析演算结果。初稿完成后,每个学生给全系师生一个三十分钟的讲演,回答各方质疑,再交出终稿。

这样的课程设置,适合于我,因为和学生小组讨论,个人讨论的时候居多,不再是教室里的大课。在这样的时候,即使我说着一口“破英语”,也从不妨碍交流。

二十五名学生,各自收集的的样本不同,可是得出的结论却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教育程度和收入、就业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受教育越多,收入越多。美国各个族裔里,白人和亚洲人普遍受教育水平最高,收入和工作的比例也最高,而高收入家庭里面,白人和亚裔的百分比大大地高出黑人和西班牙/拉美裔。学生的论文,让人们的普遍猜测,变成了被数据证明了的可信结果。

全系上下洋溢着亢奋,恰似波士顿的美式橄榄球球迷,看着新英格兰爱国者(Patriates)赢了全美超级(Super Bawl)的冠军。还有人去比肩荷马麦施博士(Hamermesh)的著名论证,外表出众的人比长相中等以下的同事多拿3% - 4% 的收入, 以及前不久三位女经济学家的结论,在职场上,男女是不平等竞争的,毕业的学校, 跟随的导师, 头发的颜色都对受雇与否, 报酬待遇, 提职升迁有影响。

我选出一篇学生文章,加上序言,寄到校学生专刊。学生的文章引起一阵好评。赞赏总是这样开始,你的学生真棒,从论点提出,模型设计,到数据处理,结果分析,都非常的创意,然后过渡到,你自己的上一篇文章也看了,很喜欢。

(三)

没两天,系主任拉庞塞急召我去他办公室,脸色和声音一样沉重,学校的一个黑人团体,就这篇文章和导师推荐,向校方提交抗议,他们认为,对黑人和西/拉丁裔的结论,带有严重的社会偏见和明显的种族歧视。他们要求校刊撤回文章,公开道歉,并且,终止我的教职,理由是,缺乏为师操守的人,怎么能够为人师表。

我好惊讶,辩解道,我们让数字说话,没想要比较出各个种族的优劣高低。文章的结果在统计学上,经济学上都是正确的。

系主任满脸的诧异,大叫,难道你不知道,那或许不是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吗?像是我故意私闯禁区,引爆了地雷,伤了自己,还殃及四邻。

其实,我已经谨慎,让学生只摆事实,数据,不加个人评判,各个族裔按字母顺序列表, 用Asian(亚裔), 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国人),而不是Oriental (东方人), Negro(黑鬼)。我当然记得,那个著名的电台女主持人,斯莱辛格博士(Dr. Schlessinger),五分钟里,说了十一个Negger (黑鬼),全国哗然,她也丢了那份干了二十九年的工作。

虽说美国的学校里, 教授有绝对的所谓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 是"船长", 从教材的选择,教学大纲的设计,到学生分数的评定,学生作业的多少,都是课任教授说了算。 终身教授制度,就是用来保障思无疆,言无忌, 研究无束缚,工作无担忧。可在同时, 教授也有应该严格遵循的职业准则,在学术上,道德上,政治上,行为上。

我一来就听说了两件事。几年前,统计系一个教授,为了让统计数据达到他预期的结果,擅自篡改,伪造样本。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他也成为学术明星,到处讲演。数据作弊被揭露后,他本人倍受责难,还引发了对教授, 以及他们学术成果的信任危机,他只好引咎离去了。

还有,生物系的一个来自剑桥的女教授,课堂上公开说,在她看来,胖子都是等外人(Subhuman),缺乏自律,是社会的负担。在美国,近四成的人口都是胖子,她无疑触犯了众怒。学校权衡了“罪与罚”,一纸通知,责令她不再发表胖瘦歧视的议论。可是,她的正教授职称, 却被各种借口一压再压。最后,她黯然辞职,回了英国。

(四)

霎时间,我被猝不及防地卷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整个事情发酵,膨胀,翻腾,飘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两派观点,争论不休,其一,学术研究理当独立于任何党派,团体,社会阶层,人种,肤色之上,政治上是否正确是政客应该考虑的问题,不能变成束缚学生教师手脚的“紧箍咒”。

另一种观点是,人都是社会的人,在选题,分析,结论的过程中,渗透了社会烙下的印记,无法达到完全的公正,任何学术研究,一旦伤害了其他族群的情感,都不足取。

我自己也是命悬一线, 如同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不管是东风压倒西方,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只要风力转向, 都会让我船翻人沉,还要连带上家人。先生喜欢他的新工作,他的韩国同事还帮我们买了海边的房子,女儿喜欢她的幼儿园,她不再有“我怎么没有艾米莉那样的金头发”之类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小班就像一个联合国。

学期的最后一天, 我竟如同都铎小说《最后一课》的"我"一样, 忽然明白了, 我是多么喜欢这门课, 这些学生, 这份教职。

学校的最后裁决,确实出乎预料,那是摘自我对学生论文总评的几行话---学生论文的样本不够全面,在美国,黑人暨西/拉丁裔占人口总数的30%,而学生的样本中,这个比率只有14%--21% ,因此,结论或许失之偏颇。如果扩大样本,这个题目,将会得到更加扎实,更加有意义的发现。

(五)

第二年,系主任又把统计课的毕业论文分派给我,对于同事的震惊,我的反对,他的回答是,“我已经考虑很久了,你是全系上下最合适的人选,学校哪敢不公平地对待你,别忘了,你也可以告他们,种族歧视,再加上,性别歧视”。

我断不曾想到,一个操着“破英语”的中国女老师,拥有如此锋利的两把防身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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