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五）

上山下乡（二）

似乎是命运的捉弄，从农村出嫁到城里的母亲，1956年参加扫盲运动学会了识字与裁剪缝纫的技能后，于1961年在兰州内燃机厂(現为农业水泵厂)正式参加了当时属于城市人应当有的工作。大概1966年又在兰州市清洁公司干临时工。滑稽的是她清扫的路段是张掖路上当年被合营了的属于家族产业门前的路。一个解放前离开农村熟悉并已适应城市生活的女人，解放后就这样又被生活抛在了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叫老家的村庄，冥冥中似乎黄土地才是母亲的归宿。

于是，一家六口开启了在陕西老家的、一个贫穷的村庄的艰苦岁月。

唯一庆幸的，当时的上山下乡，父亲的单位有配套的安家资金，给到村上后，村上帮忙盖了一间土坯房，算是有了居家之所。

住的问题解决后，面临的自然是吃了。

当时是集体经济，队上的所有社员都要听集体安排，干一天活记一天工分，最后按工分多少分红。所分的大多是每季的粮食，有麦子、高粱、红薯、玉米，除此以外，年终每家有一两斤大肉、几斤清油，还有若干棉花，分钱几乎不可能。记忆中有一户大概家里有五个棒劳力，那一年分了不到100元，轰动了全村，成了全村明星，就像现在的网红一样，受人追捧。

每天早上，天麻麻亮时，随着队长在一块废铁敲出的出工钟声响起后，母亲和许多村民一样，走出家门，按照生产队长的指排，到地里开始一天的劳作。

当时实行的是工分制， 一个强劳力上一天工，可以记一个工；妇女出一天工，大概记6到8分工；家里的小孩放学放假后都要去割草，将割来的草交给生产队，生产队按斤折算成工分。

母亲出工的场景，日复一日的重复，记得每天像她一样的一群人，总是一起走到地里又一起回家，说不上乐，也说不上累，连抱怨也没有。望上去大多的脸上挺麻木的，都只是在坚持。 没有谁会怀疑共产主义的到来。大家都相信挺过了这一阵，就会过上好日子。

记忆深的，是一次母亲晕倒在棉花地里，吐血后被人抬回家的场景。

那天，天热的发狂，一丝风也没有，摘了大半天棉花的母亲，和许多人一样，脖子上挂着筐，弯着腰，弓着背，从棉花壳里不断的撕扯棉花。

开得好的棉花，一拽就摘了下来；开得不好的，要三个手指探入壳里，从花蒂撕拽，有时不免扎手。谁采摘的多，谁记得工分就多，大家就像劳动竞赛一样，不约而同的拼命。

到了下午4点多，母亲的右手已经有了几道口子。摘着摘着，母亲突然倒在了棉花地里，嘴里还吐着血，干活的人赶紧将母亲抬回家。

抬回家的时候，我已放学。大家本能的想到应该是累了，提议用红糖水补补。这在当时属于最好的补品。偏巧家里没有，出门借了一点，调了一杯红糖水给母亲喂了进去。

随后叫来了大大——爷爷抱养的儿子，是队上唯一的老中医，给母亲号了脉，叮嘱了要休息外，就开了方，取药去了。喝药后，母亲躺在了床上。

人走后，我默默的爬在母亲身边，抚摸着母亲的手，久久的等待母亲苏醒……

这是母亲来到这个村庄第一次在白天窗外天还亮的时候的安然入睡。以前从来没有过，生活让她已经习惯天不亮起床，天黑晚睡的日常。

母亲睡的很甜，一睡就是两天。醒来后又像陀螺一样开始了忙碌。

在我看来，当时母亲活着的全部意义，已没有了欢乐，没有了享受，没有了属于她那个年纪除活着以外的任何精神追求。一门心思的相着全家怎么不挨饿，怎么计划着粮食不断顿。甚至没有肉，甚至没有菜，都在她的计划内，只要粮食够吃，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她似乎每天都在绞尽脑汁，想着怎样将有限的食材——粮食与野菜，合理的分配到每一天，让全家吃饱。

当时吃的最多的是一种叫发糕的馍馍。 它是把玉米面舀到面盆里，倒入开水，烫好后摊成厚厚的面饼，用手卷起，切成小段，竖起来，用手一拧，形成上小下大宝塔一样的面胚，在锅里蒸熟，成了发糕。一个月有那么几次，会在玉米面上铺一层发好的白面，蒸出来的发糕一层黄一层白，算是家里最高级的面点。

蒸出来的发糕，一般都放在筐里，高高的吊在房梁上，说是怕老鼠啃，其实是怕我们偷吃。高级的发糕，一般只有我和妹妹享用，基本轮不到哥哥和姐姐。

那时各家吃的粮食，都接不上茬。每茬的粮食除了留下种子，勉强糊口，没有多余。高粱下来了，每一顿都是高粱；玉米下来了，每一顿都是玉米；红薯下来了，每一顿都是红薯，接不上茬的几天还可能断顿。为了让肚子有饱腹感，常常用野菜去填，再不行，不做稠饭，一律稀饭。

这是一种几乎没有多少粮食的饭。坐一大锅的水，里面撒一把包谷珍，丢几个红薯快，熟了后舀进碗里也是清汤寡水，根本填不饱肚子。吃上没多少时间就饿。

这样的日子在母亲的脑海里可能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以至于过了20多年，母亲的思维还停留在过去。

记得有一年我和妻从南方旅游回来，路过老家，给老家亲戚带了一些南方的海产品。回来后母亲听到我们送的礼品，不满的说到：“你们送去的东西，人家做都不会做，怎么吃？一点也不实惠。以后你们要去老家的话，就扛上半片猪肉，比送啥礼都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