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要举之以众，取之于公。

唐德宗刚刚即位不久时，启用崔祐甫为宰相。

崔祐甫想收罗当时有声望的人，于是引荐推举的人每天不断。担任宰相不到二百天，就任命了八百名官员。

唐德宗曾经对崔甫说：“有人指责你，说你所任用的官员多沾亲带故，为什么？”

崔甫回答说：“我为陛下选择官员，不敢不审慎。假如平时不认识，我怎么能知道他的才干德行而任用他呢？”

德宗认为这是正确的。

这个要任用熟悉的人的观点，看上去很有道理。难道不是吗？你都不熟悉，不了解，怎么知道能不能胜任呢？那怎么敢用他呢？

崔祐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佑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李鸿章也说过类似的话。

李鸿章在教训丁汝昌时说：“说我培植私人势力，任人唯亲？笑话！不任人唯亲，还让我任人唯疏不成？”

但是资治通鉴里面，司马光的解读似乎更有说服力。

司马光说，如果一定要自己认识的，熟悉的人，那么一个人所能了解和熟悉的人就非常有限了，遗漏的人才就肯定非常多。

所以，任用人才要依靠大家的推荐，再在考核基础上试用，试用的好，就继续留任或者晋升。同时，对推荐的人给予奖励。反之，亦然。

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小圈子选人，也避免在小圈子里选人，可以扩大人才来源范围。同时，也可以防止个人因为眼光不准或者因为私人关系而失去了洞察力。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要注重口碑，要举之以众，取之以公。

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我听说用人者，没有亲疏、新故之别，只考察贤能和不肖。

有的人未必是贤人，如果以亲朋故友的关系而被录用，这当然是不公道的；假如是贤人，因为亲朋故友关系被舍去，也是不公道的。

天下的贤人，当然不是一个人所能收尽的，如果一定等待平素认识，熟知他的才干德行再录用，那么所遗漏的贤人也就很多了。

古代担任宰相的就不是这样。他让公众来推举，以公正来录用。公众说这是贤人，自己虽然不了解详细情况，但暂时任用他，等到他没有功绩再将他辞退，有功绩就提拔。所推举的是贤人就奖赏他，不是贤人就惩罚他。

晋升和辞退，奖赏和惩罚，都是大家所公认的，自己在中间没有丝毫的隐私。假如以这样的用心付诸行动，又有什么遗漏贤人和缺官的毛病呢！

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