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让我伤痕累累的地方
身边一些喜欢的看电影的朋友时常说，最好的电影是“做减法”，去伪存真，把生而为人那种复杂真挚的情绪，像掰洋葱一样一瓣瓣剥开。
这部《只是世界尽头》大概就可被归类为此类电影，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但看完之后心里却扑腾个不停。
爱看欧洲电影的朋友，应该对这部电影的导演泽维尔·多兰略有了解。20岁时的拍摄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就在戛纳电影节上惊艳四座，成为了当代最年轻的天才导演。
继14年《妈咪》荣获评审团大奖，15年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评委，去年多兰凭借本片一举夺得了戛纳评审团的大奖。
《只是世界尽头》改编自让-吕克·拉戛尔斯的戏剧作品，讲述了一位作家路易斯，他少时离家，多年都未曾回到故乡。时隔12年后，他终于重新回到这片土地，却与家人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跟家人争吵，对各自的内心充满疑虑，一味地抱怨和争执，将自己孤立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但后来才慢慢地从一些事里，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极其深沉的爱意。
拉戛尔斯在剧作中写说：“生命里有许多动机和理由，这些动机与他人无关，让你头也不回的选择离开，同样的，也有诸多理由和动机，让你意识到归期已至。所以时隔这么多年，我决定顺着来世的步伐，回到这里。踏上归途。”
死亡既是生命的终结，又是对生命的回眸。久别重逢，而这次重返故乡，他带来的却是忧郁的卜告。
在那些闪过的回忆里，路易斯曾在这里与自己的恋人享受欢愉的午后，在阳光明媚的田野之间和家人郊游。但十二年的缺席，对家人来说，他的生活早就是一个谜。
十二年后再次与亲人们相见，本该会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是一场甜蜜的聚会。而对身患艾滋病路易斯来说，成了最后的道别。
路易斯的妈妈一出现就在神经质地倒腾化妆品，她穿了一件绸缎质地的衣服，对自己的妆容有着近乎偏执的要求。
家里的顶梁柱哥哥安托万，一丁点的异常都能激怒的他的暴脾性，大概就是狂躁症吧。
从言语中可以推断出，看似温柔知性嫂子凯瑟琳的是个以小孩为生活重心的社恐，一见生人就紧张，说话不间断犯口吃。
更别提对离家已久的路易毫无印象的烟民妹妹苏珊娜，她继承了妈妈的神经质与哥哥的怪脾气，一言不合就眼角泛泪。
以前我觉得一家人能其乐融融地吃一顿饭，是这世间最开心温暖的事情。当正餐开始的时候，每个人聚拢在一张桌子上，一顿天南海北，七嘴八舌之后，你发现最终好好的一顿饭都会不欢而散。
从路易斯踏进家门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一场灾难。他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个怪胎闯进了原本按秩序进行的生活。
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重逢、争执、苦痛和分离，期间背负了太多丢失的时光，还有未来更沉重的生死。
哥哥那种随时把天聊死的性格着实让人生厌，他激烈的话语中也透露出他的自卑和妒忌。但是没多久我们也发现，他是家庭中唯一一个了解弟弟，知道他的习惯，理解他的思维方式。
妹妹呢，虽然脸上充满不屑，但是这么多年来，她还保持着从报纸上收集有关路易斯的资料，她在心底崇拜他，想跟他一样逃离这个乏闷的小镇。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因为这样而更加认同和接纳彼此。
就像妈妈说的：“我不懂你，但我爱你。”其实家中的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只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融入路易斯的生活。生活是什么，或许就是一些琐碎的不能再琐碎的故事，聊聊孩子，聊聊家长里短。他们无所不谈，却又没有说出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种家庭里故作轻松的沉重，真的太熟悉了。有时候充满矛盾，有时候让人无法捉摸，毕竟亲人之间的交流，很容易陷入一种尴尬和无力。
想起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明明跟家人很久没见了，于是在短短的几天假期里，想多陪他们说说话，多跟他们出去走走，最后却发现即使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却像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然后我们都像路易斯那样，只好以沉默来面对这一切。或许，我们早就已经失去了诉说的能力。
恰巧这部电影也藏着这种敏感和脆弱，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镜头分秒不差地捕捉到了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怨气和咆哮，让人分分钟想要逃离。
但是，在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路易斯依旧能清楚感受到，一家人在他身上所赋予的那种“谁也不能夺走的爱”，让所有的格格不入，所有的隔阂，又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即使哥哥把他当“陌生人”，即使他错过了妹妹的成长期，即使在嫂子说大家“几乎从来不曾提起你”时，路易斯仍然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这里的一切，已经成为他生命力无法抹除的影子，他将携带着他们的寄望走向天涯海角。
片中有一个段落相当触动人心，妈妈在房间里偷偷拉住路易斯，她保留了多年来的挂念和不解，而是以一种迂回无奈的方式跟他沟通。她请求路易斯原谅他的家人，并且希望他说些鼓励的话，鼓励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握住自己拥有自由的权利。
电影的最后，房间里飞进了一只小鸟，它撞上了时钟，在屋里频频碰壁，最后跌落在路易斯的脚下。就好像路易斯的一生，曾经喜欢同性，不能被外人理解，本期待在家庭的港湾寻找落脚的地方，却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他和小鸟的命运如此的相似，最后终将孤独的死去，如此而已。
原剧本其实有些自传性质，“这没什么，只是世界尽头”，也是作家拉卡尔斯安慰自己的一句话。1990年他在柏林创作出这部剧时正好34岁，已经得知自己身患艾滋病，过世时年仅38岁。
路易或许便是他的影子，经历过同样的孤独、脆弱、沉默和小心翼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