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得伤心的下午||记事

那天下午，我跟老二和老三在院子里玩泥巴。老二已经到了说话年龄却不喜欢说话，他更善于用动作表现他的想法。老三刚刚脱掉开裆裤，走起来趔趔趄趄，随时要摔却怎么也摔不下去，还说不成完整的句子，嘴巴却一刻不闲，又比又画又说。他一发号施令，大的两个便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看他到底在吩咐什么。高墙小院上的天空是狭窄的，我们能够看到院墙外的槐树上有两个比邻而居的喜鹊窝，四只喜鹊整天忙碌着从田野里带来虫子喂九只嘴角鹅黄的小家伙。一个窝五只，一个窝四只。它们相安无事，各忙各的。我们跟喜鹊也相安无事，各忙各的，直到两窝小喜鹊长大，各自飞走，留下树上两个安静的窝和四只寂寞的老喜鹊。

突然，关闭的院门外热热闹闹地来了一群人。正在喂猪的奶奶立即紧张起来，坐在屋檐底下修补一张犁耙的爷爷和父亲更是神情肃穆，连进进出出歌不离口的母亲，也慌忙收拾好针线箩堂屋门前的小矮凳上站起来，走进屋子的房间里。

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并没有读懂长辈们的表情，愣了一下，甩开正玩耍的泥巴，我率先向大门跑过去，打算开大门。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上门的都是客，客人来了岂有不开门的道理。在跑过去的路上，心里浅浅地掠过一丝奇怪，不年不节的，怎么会有那么多客人上门呢？

外面的人已经在敲门。敲得很粗暴。我以为他们很急切。我奶奶早丢掉喂猪的食盆小跑进了厨房。父亲见我向大门跑过去，明白我的意思，带着哭腔冲着我责骂了一句：“小勇，你白得伤心！”说罢便与我爷爷进了堂屋门。

在我的故乡，“白”是痴和傻的意思，可以组词“白狂”“日白”等等。“白狂”的意思，是既傻却不知道自己傻、还装聪明，猖狂不已；“日白”要分开来理解，“日”就是窝囊，“白”是痴傻，“日白”就是又窝囊又痴傻。关于“白”的这种用法，《汉语词典》里没有，运用于云贵川的许多地方，从未见于任何文字。我今将其记下来，也算为汉语做一个小小的贡献。

这是我第一次受到父亲责骂，我并不懂得这句责骂的分量。

大门被敲得越来越响。不止一个人在敲，分明有巴掌、脚尖、石头，还有砖块。巨大而杂乱的声响，令我恐怖。这是两扇油成漆黑颜色的木板合页门，每一块木板有七八厘米厚。从前有客人来家，看见这两扇大门都会说：“这是读书人家的大门！”那时候我还不识字，却已知道“读书人家”这样的评价，一般人家是得不到的。

就在我转身要往回跑的时候，这道带给我荣耀的大门的插销，咔擦一声断了，两扇大门应声生硬地向两边敞开，一群手臂上套着红袖章的人跟肛门里拉出来的阿堵物一样，拼命挤进来，直奔堂屋而去。我被其中一张粗大有力的手从后面拎起来，提到堂屋里。我的两个弟弟被另外两张大手提进堂屋。三只手把我们丢到爷爷奶奶和父母中间。

当我被悬在空中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刚才大门被拍响的时候，爷爷奶奶、我爹我妈为什么会恐惧，现在这恐怖已经浸透了我的全身；也明白了父亲“白得伤心”的实质内容，我真够“白得伤心”的。

我的爷爷奶奶和父母亲被两把刺刀逼到堂屋靠楼梯的墙角里。我们三弟兄从地上爬起来。我们都是在地上爬长大的孩子。刚才那一丢并没有对我们的肢体造成什么伤害，没有磕破嘴，也没有扭伤腿，顺着他们丢的惯性，一咕噜，就站起来了。

等我站起来，看到两把寒光闪闪的刺刀正对着我们一家老小，我心头已不只是恐怖，而是巨大的绝望。在我所看过的电影中，凡是被刺刀逼着的，都是坏蛋，不是日本人，就是国民党。我那时候连偷别人石榴那样的事情都没做过，我怎么可能是坏蛋呢？老三用天真无邪的眼睛看着他们，他甚至脸上还带着无邪的笑意，扭了几下小身子，打算跑到屋子外面去小个便。立即遭到大声呵斥：“规矩点，不许动！”说着用锋利的刺刀把我们一家老小往角落里又赶了一圈，直到我们身子贴着身子，完全不能动弹。我委屈得要哭，父亲在背后悄悄令道：“不许在他们面前落泪！”

那些套着红袖章的人从竹楼上抬出来几箩筐的线装书，堆到院子里的空地上焚烧，熊熊的大火从傍晚一直烧到深夜。家里能够拿走的，他们只管拿走。

两把刺刀是什么时候从我们身边离开的，我已完全不记得了。我们弟兄三个在亲人体温的暖和中，睡过去了。

第二天醒来，家里只剩下一口锅、一把锅铲。奶奶从一堆草木灰里找出这些人进来之前藏进去的油盐罐，抱在怀里，露出一丝劫后余生的侥幸。对失去的火钳念叨不已，说没有火钳，以后灶膛里的火如何对付。堂屋里空无一物，连四个造型像汽车轮子、平时当凳子、我们顽皮的时候当车轮在地上推着玩的草墩，也失踪不见。

此后，每每受到父亲责骂“白得伤心”，都会想起那个令人绝望的下午，都会流下委屈的眼泪。

后来读日本陶艺大师河井宽次郎的一句话“此生，是为了发现自己而来；此生，是为了与自己相见而来”，其中发现和相见的“自己”，是未来的自己。据说上天给每个人一百道门，有的人打开一道，有的人打开两道，打开三道的便是优秀的人，打开五道的便是杰出的人。深夜扪心自问：我能够打开几道？我已经打开了几道？好像能回答，又好像不能回答。不管能不能回答，我都要把手头的事情尽量做好，因为我一辈子都担心父亲的这句责骂。

那是1976年春天发生的事情。

这之后，我很快理解“成分”的含义，接着很快懂得“专政”的含义。

我爷爷曾在西康省做事，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前朝末季，战乱连绵，枭雄遍地。他替刘文辉当差，却无论中统军统共产党袍哥黑社会，只要有求，能够办到，必然应承。他说：“谁都不敢得罪，得罪不起！”当然，他哪一个党都没有参加，既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共产党。西南解放之后，受新政权的派遣到阿坝做工作，翻雪山时患上雪盲，便返家种地。李氏家族是勤劳之家，自“湖广填四川”，先后落脚简阳、蒙山，最后落脚西昌安宁河谷，所垦荒地数百亩，从东山头到西山头。广袤到这一块地上的庄稼才在播种，紧邻那块地上的庄稼已等待收割。家族庞大，后来弟兄分家，家家名下都有近百亩土地。

爷爷奶奶的“成分”便是富农，父亲是富农子女，小学毕业，直接赶回农田劳动；母亲在出嫁之前是贫农，嫁过来之后便成了富农媳妇。照理，我小学毕业也会跟我父亲那样直接务农。我读小学一二年级，具有识字性质。直到读三年级某一天，广播里说，成分不再成为升学、参军、招工的条件，一家人才意识到，上学不仅仅为了扫盲。

自打被刺刀逼到角落那个下午开始，我就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人，甚至可以归入胆小怕事的一类人中。别人见到我写的字，尤其是毛笔字，不少人评价说，我的字外围无论多么洒脱率性，核心部位都谨严有秩。倘若这也算一种病，病根便是在那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