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年谱（228）：另一面博古，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和开拓者
1941年，毛泽东48岁。
1941年4月16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秦邦宪为即将在延安出版的日报（解放日报）的社长兼主笔。
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全文如下：
“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至为至要。”
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写发刊词。发刊词说：
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
5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时局的报告。关于党的对外宣传问题，指出：过去习惯对外宣传不统一，表现在各根据地宣传政策不统一，今后要统一起来。
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对外宣传工作统一由秦邦宪负责。秦邦宪，就是博古。
博古从1931年4月开始成为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9月至1935 年1 月期间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负总责三年多，临时中央的重大决议、措施都由他定夺。跟王明一样，他也将共产国际路线教条化，导致苏区的失败和艰苦的长征，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后来提到“左”右错误时，很少点博古的名。博古的助手黎辛在《毛泽东评说王明和博古》文中说：
一提遵义会议，了解党史的人都会认为博古首当其冲，是挨批的。但是 1945-1964 年毛泽东 10 次谈遵义会议，未提博古一次，却四次点名王明。1956 年毛泽东与拉丁美洲党代表谈话，提到十年内战和三次“左”倾路线，点名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未点名博古。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毛泽东讲历次“左”右倾斗争，点名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还是未提博古。
这是为什么呢？
“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首先是博古的党性觉悟高。1935 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博古被剥夺指挥权。当时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劝博古不要交权，说:“我们这个大印不能交出去。”博古表示应该服从和执行集体的决定，毫不犹豫地让警卫员康念祥交出象征中央最高权力的，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而且向中央政治局表态:“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伍修权回忆说：“博古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 。”
当张国焘向中央提出要权、企图指挥全军时，博古非常气愤，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对张国焘这样的人不能让步”。他认为:“在张国焘的眼里，党是没有纪律的。”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分裂党中央，支持毛泽东北进陕甘的意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此毛泽东曾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遵义会议之后的十多年艰苦岁月里，博古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1936 年12月，博古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周恩来、叶剑英一道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 6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国共庐山谈判；1937 年 8 月洛川会议后，博古被派驻南京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在促进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建长江中下游党组织、筹办《新华日报》、协助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中共党员群众、与国民党谈判交涉、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和开拓者
毛泽东特别重视党的新闻工作，他说：“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渐笔杆子交给博古来掌管。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主要建树，还是在新闻领域。
1935 年5 月的会理会议后，博古转向宣传工作，负责军委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1936 年至 1940 年底，博古参与指导了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新中华日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工作。1937年红色中华社改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时，他就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
在武汉和重庆时期，博古参与《新华日报》的创建工作，为积极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
1941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清凉山的挂帅人，筹办解放日报并出任社长，还兼任新华社社长、出版局局长，还管中央印刷厂。有关新闻事业的方面由他一人统领。
博古未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带领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奋发努力，使延安新闻事业有很大发展：
“新华社除文字广播外，还建立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总分社9个、分社40个，形成以延安为中心的通信网，这一机构除职业新闻人员外，还有近3万业余通讯员。新华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指示、播放毛泽东著作、报道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向中央提供国内外情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至1947年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人民喉舌，它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报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过程，全面反映了延安时代革命风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深远的革命报纸。”
博古在新闻理论上建树也颇多。在社论《党与党报》中，他首次提出“党的喉舌”这一论断，明确党报的性质。1944 年，博古在《本报创刊一千期》中讲道党报具有“喉舌”作用：“报纸是党的日常的耳目，如果报道不正确，会影响党的政策。”
博古的人格魅力
博古才华横溢，博学多才。他精通俄文和英文，可以直接收听国外电台，能够做到第一时间了解国外的消息。博古的才华让所有人称赞敬佩，传闻抗战初期女同志找爱人的条件有三点：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的外交，博古的学问，由此可见博古“博古通今”的才华。
博古善于关心同志。他看到一位编辑偷偷捡起他丢下的烟头，以后每次吸烟时就故意给大家留下长长的一截熄灭放在桌子上。博古这种关心他人又照顾大家自尊的行为深深感动了周围的人。那位“烟鬼”编辑在环境改善后仍然传颂博古“让烟”的佳话。
斯诺在书里这样写道博古：“博古是我见过最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凸，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睛，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映很快，也许比周恩来还要敏锐。”
“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1946 年 4 月 8 日，因国共双方在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等方面存有重大分歧，中共代表博古为与中共中央商讨办法，冒恶劣天气从重庆飞赴延安，飞机因雨雾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博古、王若飞等 17 人全部遇难。
一起遇难的还有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进步教育家黄齐生、八路军军官李绍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竣、高琼和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子阿九、其女扬眉以及4名美军驾驶人员。
4月19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和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在飞机场举行追悼大会，悼念死难的烈士。周恩来称之为“青年的导师和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毛泽东颂扬他“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