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发生在贵州的故事

一个教育孩子的小矛盾，导致婆婆死亡、儿媳妇被判流放三千里，到底谁的错？

婆媳矛盾，自古而然。清代的《刑案汇览三编》就记载了两个发生在贵州的真实案件。它们都讲述因为带孩子的理念不同，导致婆媳矛盾，最终婆婆死自尽，儿媳被判刑。

但其中的对错，该怎么理呢？

第一个故事

这个案件名叫《理责其子致母痛孙气忿自尽》，发生在嘉庆十一年（1806）。

贵州田宗保和亡妻有一个孩子名叫田长受，在妻子去世后，由继室彭氏照看抚养。田宗保的母亲姓唐，是为唐氏。

田长受年龄不大，才五岁，所以还有些调皮。吃饭的时候，田长受贪玩。彭氏便喝令让长受快吃。田长受却不服气，偏要耍赖，把碗扔到地上摔破了。

田宗保生气，便打了田长受背上一下，田长受就开始哇哇大哭。

彭氏怕婆婆听到生气，就让长受不要哭了，然而长受仍然大哭，气得彭氏也打了他一下。

这时，婆婆唐氏恰好从隔壁闲聊回家，便看到田长受“受委屈”，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斥骂田宗保和彭氏。

要注意的是，彭氏是田长受的“后妈”，加上“隔辈亲”，所以唐氏可能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彭氏，故而非常生气。

在清代，母亲为尊，所以儿子和儿媳妇在母亲生气时，应该让她生气，不能分辨。所以田宗保就连忙找到邻居过来劝慰，让唐氏回房休息。

彭氏作为儿媳妇，也不敢再说什么，只是在外面等唐氏消气。

然而没想到的是，唐氏越想越气，竟在房间里自缢身亡了。

案件报到官府，官员详细审查，得知夫妻二人教育田长受时并未当着唐氏的面，没有违背“父母教令”。

按照情节来看，夫妻二人实在可怜。

但按照法律来看，田宗保和彭氏属于子孙过失杀父母，本应判处绞刑，最终判处杖一百、流刑（即流放）三千里——这还是因为二人“过失”而减刑后的判决。

第二个故事

这个案件名叫《训则其子致姑痛孙气忿自尽》，发生在道光六年（1826）。

小何田氏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名叫何开祥。她的婆婆也即何开祥的奶奶，是为老何田氏，对何开祥十分溺爱。

一天，何开祥在自家屋子外玩泥巴，回家后被小何田氏发现弄脏了衣服。

小何田氏用竹片责打何开祥，何开祥就扯开嗓子大哭。

恰好这会儿老何田氏探亲回家，觉得小何田氏不应该打骂自己的孙子，便对小何田氏辱骂不已，甚至还想殴打她。

作为儿媳妇，当然不能违反“教令”，所以小何田氏连忙进房躲避。

老何田氏回房后，仍然怒气未消，对着老伴何允富发火，何允富和往常一样，劝慰他睡觉——但何允富自己先睡着了。

趁着老伴睡着，老何田氏仍然想不通，便在房间里自缢身亡。

案件发生后，官员审问一家人，老伴何允富便对官员说：“老何田氏疼爱孙子，见不得他受一点气。但她又老又病，总是辱骂殴打小何田氏，不如早死呢，免得受气。”

但按照律令，小何田氏应判处绞刑。因为有前面田宗保的案子作为参考，也减为流刑三千里。

关于两个故事的解读

这两个故事都是真实案件，都发生在清代。婆媳因为抚养孩子而产生的矛盾，自然是让清官也难判断。

作为现代人，我们都非常难以接受：明明是婆婆自己有问题，为什么受刑的却是儿媳妇呢？

这就涉及到古代法律中对子女父母关系的规定了。

在唐代，《唐律疏议·斗讼》就规定：

诸子孙违犯教令及奉养有阙者，徒二年。

在宋代，《宋刑统》规定：

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千里。若子孙违反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

父母杀了子孙，竟然只徒刑一年半。而子孙对父母，即便只是最低的“伤”也要徒三千里。

在清代，《大清律例》规定：

违反教令，杖一百……因致父母缢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所以，儿子、儿媳妇不能违反婆婆的“父母教令”。虽然两个儿媳妇都没有当面顶撞婆婆，婆婆也是自己想不开而自杀身亡。但按照律令，她们也都是过失杀人，应判处绞刑。

只是，官员在量刑的时候法外开恩，将其定罪为“违犯教令”。

然而在清代，流放三千里和死刑有什么区别呢？可能结局都是死亡，而流放三千里的死亡，过程只会更加痛苦。

又一想，很多儿媳妇经历了这样的婆婆后，最终也会成为婆婆，于是，一代又一代，这样的悲剧总是在当时的中国各地上演。

而且，两代之间因为养育观念不同而产生矛盾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也十分常见。

如果某女子恰好嫁给了一个妈宝男，而婆婆又恰恰喜欢压制儿媳妇，那么这个儿媳妇恐怕就很难过上好日子。

另一方面，如果婆婆像两个案件中的婆婆一样，虽然疼爱孙子，但不得其法，却又十分小气，家庭恐怕也很难和谐。

再看看，前几日山东虐待儿媳妇致死的公公婆婆，如果把他们放到清代，他们岂不是要上天？

然而，更令人可怕的是，这样的公公婆婆，并不是在古代，而是在2020年的今天。

“家长权威”“孝道文化”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就是，如果父母并不是合格的父母，不配做父母，那么子女、媳妇该怎么办呢？

文明之路，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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